商业
对于拿高薪的首席执行官来说,一切都还没有结束
在适当的时间出现在适当的团队里,这种局内的、排外的心态和理念,依然是在美国大公司获得薪酬的方式。
为 John C. Malone 工作的报酬是很丰厚的。
这位打造了一个有线电视和通信帝国的亿万富翁今年 74 岁,已经不再亲自担任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但是 Malone 仍然控制着各个董事会,而他手下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所得到的回报,通常也位居全球最前列。去年,这份馈赠尤为可观。
薪水最高的部分高管和他们的老板们。左起:Liberty Media 的首席执行官 Gregory B. Maffei,年薪 7400 万美元;Liberty Global 的首席执行官 Michael T. Fries,年薪 1.12 亿美元;上述两个公司的董事会主席、Discovery Communications 董事的 John C. Malone;Discovery Communications 的首席执行官 David M. Zaslav,年薪 1.56 亿美元。
以 Discovery Communications 为例,这家有线电视集团是纪录片《鲨鱼周》(Shark Week)和《蛋糕店老板》(Cake Boss)等电视节目的后台老板。Malone 将探索频道(Discovery)从他的传媒集团分拆出来,而他自己依然位列董事会。他所挑选的首席执行官 David M. Zaslav 去年获得的报酬是 1.56 亿美元,根据 Equilar 200 位薪酬最高的首席执行官排行榜(为《纽约时报》所做的调查),Zaslav 是美国上市公司中薪酬最高的首席执行官。
排在 Zaslav 后面的收入最高的首席执行官是 Liberty Global 的 Michael T. Fries,这是一家由 Malone 担任董事会主席的国际有线和无线通讯公司。尽管 Fries 的收入跟 Zaslav 相比少了很多——少了 4400 万美元——他的年收入依然达到了 1.12 亿美元。
2014 年收入最高的总裁:美国公司总收入最高的 200 位首席执行官。
作为 Malone 最亲密的助手之一,Gregory B. Maffei 2014 年拿了两份薪水。作为亚特兰大勇士棒球队的老板和卫星广播供应商 SiriusXM 的一大股东,Liberty Media 的首席执行官 Maffei 的年薪为 4130 万美元。Maffei 获得的报酬是 3240 万美元,他还是关联公司 Liberty Interactive 的首席执行官,这家公司拥有家庭网络购物的股份。这两家公司的老板 Malone 去年给了他的朋友 7400 万美元的奖励,使他在榜单上名列第六。
Thomas M. Rutledge 是 Malone 的另一个心腹,负责管理区域有线电视运营商 Charter Communications,Maffei 和 Malone 同为 Charter Communications 的董事会成员,Rutledge 去年的年薪为 1600 万美元,比 2013 年增加了 259%。Malone 并不是设定高管工资的薪酬委员会的成员,Maffei 却是。
将这四个首席执行官的薪酬加起来,他们去年一共获得了 3.5 亿美元,在 Equilar(一家高管薪酬数据公司)所做的研究的前六名中占据了三个名额。
“在 John Malone 的公司里面,高管的薪酬设定还有很多的‘内部战术’,” Robert Jackson Jr. 说,他是哥伦比亚法学院(Columbia Law School)公司治理方面的教授,“如果你想在四个人里面分配 3.5 亿美元,是很难把薪酬分配弄得具有竞争性的。”
尽管探索频道的股价下降了,但去年五家公司的业绩全都很好,而且 Zaslav 和 Mr. Fries 都签了新的长期合同,这将使他们在发薪日拿到一份特别高的薪水。Malone 和四位首席执行官都拒绝发表评论。
Malone 的弟子们并非独享这份仿佛填满了奶油、上面又涂满了巧克力的可颂甜甜圈的高薪的人。科技公司、金融集团和制药公司的高管们去年的收益都非常可观,享受着高管薪酬这个无穷无尽的盛宴。
在市值超过 10 亿美元而且截止到 4 月 30 日已经签署代理协议的上市公司中,薪酬排在前 200 名的高管的平均年薪为 2260 万美元,超过了去年的 2070 万美元,而今年薪酬的中位数是 1765 万美元。这些都是 Equilar 自 2006 年跟踪薪酬水平以来录得的最高数据。
想吃多少吃多少
今天,尽管政府一直在努力限制高管过高的薪酬,但在发薪日钱包几乎被胀破的时代已经到来。
自从 2010 年通过了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法案(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和消费者保护法案(Consumer Protection Act)以来,一些薪酬机制计算起来更加麻烦,这使大部分薪酬委员会放弃了几种有争议的薪酬机制。雇主们不再为乘坐着金色降落伞离开的首席执行官们支付税金。补充养老保险计划——这个不管公司的运营状况如何,都将利益堆积到高管身上的做法——基本上已经成为了过去。股票奖励大部分都与业绩挂钩,而不是定期颁发。
“十五年前,有些做法令人触目惊心,”Meridian Compensation Partners 的 Gerard Leider 说,“今天这个问题的敏感程度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高。”
支撑着这些努力的是一种信念:增加透明度将有助于进行必要的开支紧缩。如果这些公司被迫公开他们的薪酬,也许它们会进行改革。
“披露更多细节的压力来自于公众的耻感,”Regina Olshan 说,她是 Skadden、 Arps、 Slate、 Meagher & Flom 的高管薪酬业务的负责人,“我们的想法是,不管怎么样,这些公司都会感到羞耻,从而改变它们的做法。”
在薪酬最高的首席执行官的排行榜上很少有女性——200 人之中只有 13 位——而且她们的平均年薪为 2000 万美元,比 2260 万美元的全体平均年薪要低 11.5%。
这点儿钱根本不起作用。
“我认为那些家伙并不觉得特别羞耻,”Olshan 说,“如果他们拿到了那笔薪酬,他们会觉得他们值这个价。而且如果他们是董事会成员,他们会觉得他们的薪酬很有竞争力,能够将人才吸引过来。”
理论上,遏制薪酬失控的势头将会继续。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法案引进了新的“薪酬话语权”( say-on-pay)措施,允许股东表达他们的不满。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正在制定规则,要求公司披露首席执行官的工资和工人的平均工资之比。上个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建议要求公司披露业绩是如何影响高管的薪酬的。
如果公司不得不提交报告,说首席执行官的薪酬是工人平均工资的 1000 倍,或者解释在业绩不好的情况下还给高管加工资的原因,也许这时他们会感觉到羞耻。
与此同时,这就像是一个为美国各行业的领袖们举行的无限供应的自助餐晚宴,高管们的胃口看起来似乎是个无底洞。Equilar 榜单上前 10 名的首席执行官去年的年薪至少都达到了 5000 万美元,这还是第一次。
尽管大部分的整体薪酬是以股票形式发放的——其中一些发放的时间跨度为几年——一些首席执行官还是获得了丰厚的现金分红,这种形式的薪酬对长期绩效几乎起不到激励的作用。
“这是一种陈旧的支付方式。”Jackson 说。
CBS 的老板 Leslie Moonves 去年获得了 2500 万美元的现金分红。Viacom 的首席执行官 Philippe P. Dauman 获得了一笔 2000 万美元的现金分红。而迪士尼(Walt Disney)的老板 Robert A. Iger 获得的现金分红只比 2300 万美元少一点点。上面每一个例子中,分红都是按照以业绩为基础的指标和可酌情行事的措施综合计算出来的,并且占到给这些媒体巨头全年薪酬支出的大约一半。
然而某些现金分红似乎只是为了表彰其本职工作。以 Moonves 获得的分红为例,其中 1200 万美元是和公司的业绩捆绑在一起的,其余的 1300 万美元则是薪酬委员会为了特别表彰其在“创造优质内容上的领导和指导作用”而颁发的。换句话说,这位电视台的首席执行官就因为他是电视台的首席执行官,就获得了一笔很大的分红。
CBS 和 Viacom 拒绝发表评论。一位迪士尼的发言人没有直接回答关于 Iger 的分红问题,而是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Iger 年薪的 92% 由其业绩决定。”
媒体和科技业的高管们一直以来都占据着 Equilar 排行榜的最前列,而现在,创意帝国高管们的薪酬通常比银行或者其他行业的高管更高。在 Equilar 榜单上的 13 家媒体公司之中,首席执行官的平均工资都超过了 4000 万美元。
“在媒体和科技行业从业不错,”Jackson 说,“金融危机使政府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银行业和金融服务业上,那些是过去的高薪领域。”
位于榜单前列的科技和媒体行业的首席执行官还包括:高通公司的 Steven M. Mollenkopf,年薪 6070 万美元;雅虎的 Marissa A. Mayer,年薪 4200 万美元;AMC Networks 的 Joshua W. Sapan,去年获得了 4030 万美元,以奖励他的《绝命毒师》(Breaking Bad)、《广告狂人》(Mad Men)以及《行尸走肉》(The Walking Dead)等剧集获得了成功。
对冲基金收入排行榜的前五名:这些在对冲基金世界里位居顶端的人们现在所在的公司,比他们曾经待过的公司都要大。
“媒体业的高管们延续着一个神话,那就是,这个行业的成功需要一种非常特别的东西,因此首席执行官不能按照常规的标准来判断,也不能按照常规的标准计算薪酬,”极力维护股东权利的 CtW Investment Group 的公司治理总监 Michael Pryce-Jones 说,“Malone 是典型的持有这种幻想的人,因此看到他控制的公司延续着这种现象,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
去年薪酬最高的人包括:投资公司 Gamco 的创立者 Mario J. Gabelli,获得了 8850 万美元,还有两个科技行业的高管——GoPro 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Nicholas Woodman,年薪为 7740 万美元,以及 Oracle 的创始人、也是该榜单常客的 Larry Ellison 获得了 6720 万美元的年薪。Ellison 去年从首席执行官的位置上退了下来;他在行政总裁的新岗位上能否获得同样高的薪酬,这还是个疑问,答案将在明年的代理协议签署后揭晓。
尽管这些薪酬的数目很大,但是它们还不是高管薪酬的峰值。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公司的老板们的年收入可不是区区的几千万美元,而是要超过十亿美元。
根据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lpha 杂志的统计,收入最高的 25 位对冲基金的经理们去年总共获得了 106.2 亿美元的收入,或者说每一位获都得了将近 5 亿美元。排名第一的是 Citadel 的创立者和首席执行官 Kenneth C. Griffin,他获得了 13 亿美元。私募基金的首领们拿到的数目也差不多。Blackstone Group 的 Stephen A. Schwarzman 去年赚了 6.9 亿美元,跟 2013 年的 4.5 亿美元相比增加了不少。(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公司通过一系列的费用、附带利息和股息计算高管们的薪酬,这些不在 Equilar 的研究范围之内。)
许多向高管们抛出高额薪酬的公司,近几年都取得了不错的业绩,普通股东的收益也增加了。但是即使专家们也承认,高管的薪酬与其说是门科学,还不如说是门艺术。
“其中肯定涉及到许多历史性和稀奇古怪的因素,”当董事会在决定薪酬时,美国世达律师事务所(Skadden Arps)的Olshan 说,“没有人真正知道某一位首席执行官带来的改变会有多大。”
来看一看复杂的计算方法
就在一年以前,大家隐隐约约地觉得可能会有变化。
法国经济学家 Thomas Piketty 以他那本惊人的畅销书《21 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震惊了整个经济圈。酝酿许久的关于美国人不平等的讨论也慢慢变得白热化,主流社会呼吁缩小收入的差距。关于 “薪酬话语权”的投票也遏制了几家公司,其中包括 Chipotle Mexican Grill 和 Domino’s Pizza,促使它们降低高管的工资,并将薪酬与业绩挂钩。
近几个月,一些公司开始努力帮助那些低收入的工作者。一项全国性的运动正在开展,要求快餐业提高工人的最低工资。一些像麦当劳、沃尔玛和安泰保险这样的大公司都宣布将给优秀员工加薪(尽管这三家公司并没有通过降低高管的薪酬来缩小收入差距)。
“去年许多公司都敲响了警钟,”Pryce-Jones 说,“他们在努力说正确的话。”
但是数据显示,薪酬委员会为那 0.01% 的人所设定的薪酬却一点也不低。尽管一些首席执行官——比如 Key Energy Services 公司和 Park Electrochemical 公司的两位——自愿减薪,声援面临降资的工人,但是并没有看到大批高管主动把钱掏出来。相反,随着各个公司在金融危机以后持续复苏,首席执行官们得到的薪酬甚至比以前还要高。
也有人支持高薪酬的做法。“‘过分’是个什么概念?”对公司提供薪酬咨询服务的薪酬顾问 Leider 说,“在流水线上工作的工人和在管理层做了 10 年的人,对过分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对这些高额薪酬的拥护可以归结为一种观念,即高管们就像名人一样,理应为他们不可或缺的贡献获得报酬。“电影明星和体育明星获得了很高的薪酬,因为他们拥有常人无法达到的技艺,”Leider 说,“而一些首席执行官的确能力超群。”
另外,这些公司声称,许多薪酬大体上都与业绩挂钩,这使得首席执行官和股东站在了同一条利益线上,而且一些出现在新闻标题中的数字也被扭曲了,因为许多股票奖励的时间跨度很长。
举个例子,去年二月被任命为微软的首席执行官的 Satya Nadella,2014 年的年薪为 8430 万美元。但其中大部分都是分七年发放的一次性转让的股权。
再解释得更加清楚一点,“股权奖励的价值应该按它们的年度价值计算。”一位微软的发言人说。按照这种方法,Nadella 去年获得了将近 2280 万美元,2015 到 2018 年将会获得 2900 万美元,2019 到 2020 年将会获得 2650 万美元。这个数字依然不低。
即使这些公司的确有努力地将薪酬与业绩挂钩,但是批评家们还是说,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并不是很热心。股东权益活动的积极分子认为,当股权奖励和公司基准股价捆绑在一起,而且目标又经常设得很低时,只有出现灾难性失误,首席执行官才有可能无法拿走股权奖励。将薪酬按照类似于每股收益这样的指标去调整的做法也不见得就更好,因为可以很容易就操纵一季度到另一季度的每股收益。而且当大盘正在上涨的时候,首席执行官需要做的只是不要对公司造成破坏就好了,这使他显得像是一个有远见的领导者一样。
举个例子,销售额高达 12 亿美元的 Caterpillar 公司的资本经营年度利润目标仅为 2000 万美元,它扣除某些成本然后计算收益的方法非常模糊,好让它的高管们可以拿走他们的薪酬。不出所料,Caterpillar 录得的资本经营利润为 14 亿美元,而高管们获得的奖金数目是他们的目标奖金的 167%。
而在另一方面,去年业绩不佳的沃尔玛,它的高管所获得的收益则比目标奖金要低,其中,首席执行官 Doug McMillon 获得的现金分红是 2900 万美元,占到他 3800 万美元目标奖金的 78%。但是批评者们仍然认为 Doug McMillon 拿了太多。“我们依然看不到长期绩效和薪酬之间有必要的联系。”Pryce-Jones 说。
尽管一次性分红可能使 2014 年的薪酬看起来非常高,就像 Nadella 一样,但还有一些高管是年复一年地获得很高的薪酬。
以 CBS 的 Moonves 为例。过去四年,他获得的薪酬只比 2.5 亿美元低一点点——或者说工作 48 个月就获得了 2.5 亿美元的收入。Oracle 的 Ellison 的薪酬甚至还要更高,他在这段时间获得的薪酬为 3.193 亿美元。
另外一个接近榜首的首席执行官是 Discovery Communications 的 Zaslav。
今年这份使他名列榜单首位的薪酬,不仅反映出 Zaslav 已经签下了未来几年的雇佣协议(Fries 的作法也一样),同时也说明 Zaslav 的薪酬经常要比办公室里的同龄人高出许多。他自 2007 年以来就任探索频道首席执行官,2011 年拿走了 5240 万美元,2012 年拿走了 4930 万美元,2013 年拿了 3330 美元,到现在 2014 年则拿走了 1.56 亿美元,这样自从 2011 年以来,他一共获得的薪酬为 2.91 亿美元。
这种持续的奢侈浪费,有一部分原因在于 Malone 所在的公司拥有严密的组织结构。在每一个例子中,Malone 和他的盟友们都对拥有投票权的股份施加重大的影响,而普通的投资者拥有的股票通常没有什么权利。
“在 John Malone 的公司,股东的权利很少。”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 Jackson 说。
这很常见。一群合得来的董事会成员很轻松便实现了绩效目标,并获得了大量酌情而给的分红——这些都是目前高管薪酬的标志。尽管几十年来,股东们基于对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的担忧而拥护对高管的薪酬进行改革,但是这些人依然坚持他们的做法。而只要薪酬是由一群孤立的董事会成员所决定,那么这种疯狂吞噬的做法不太可能很快消失。
“在适当的时间出现在适当的团队里,这种局内的、排外的心态和理念,依然是在美国大公司获得薪酬的方式,”Jackson 说,“尽管有‘薪酬话语权’,尽管有公布薪酬的规定,尽管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但是我们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
翻译 is译社 曾小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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