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纽约时报》授权《好奇心日报》发布，即使我们允许了也不许转载。

这些姑娘们不到早晨 8 点就出现在纽约皇后区法拉盛几乎所有主要街道的每一个角落，这些成群的、手拿车票的年轻亚裔或是西语裔姑娘们每天都是如此。

恰好就在这个时候，一队破旧的福特伊克诺莱恩面包车会轰隆着停到路边，这些姑娘们相继跳上面包车。这就是纽约城里美甲师大军又一个工作日的开始。这些破旧的面包车猛冲疾驰，将这些姑娘们带到三个州之外的美甲店里，直到很晚——也就是在她们完成了十到十二个小时的轮班之后——这些姑娘才会再回来，而在这十多个小时中，她们要一直弓背弯腰地为客人做指甲。

去年五月的一个早晨，刚刚来到美国的 20 岁中国姑娘任静（音）第一次和众多的美甲姑娘一同站在街边等班车，她要去的是长岛一个购物中心里的美甲沙龙。她头发梳得整齐利索，眼镜却总是歪歪扭扭，手里抓着她的午餐盒，还有美甲师们都要随身携带的美甲工具。

她的衣兜里还有一张折叠整齐的百元美钞，而这一百刀是为了交另一笔钱：美甲沙龙老板对每个新雇员收取的培训费。在纽约地区，几乎所有的美甲沙龙对于新来的员工几乎都有相似的规定。初来乍到的年轻姑娘并没有固定的工资，只能靠微薄的小费来解决生计，直到老板认为她们已经足够熟练，才会开始给她们发固定工资。

而从最初入行到拿到固定收入，通常要有三个月的时间。而所谓固定的收入，每天也只有区区 30 美元。

美甲曾经是女性为特殊场合偶尔为之的一种奢侈，而现在，指甲这方小田地已经成为了显示女性经济地位的一个重要标志。据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全美共有超过 17000 家美甲沙龙。在 2012 年，仅纽约城一地就有将近 2000 家美甲沙龙，相比十五年前翻了两倍。

但在很大程度上，美甲沙龙里的这些辛劳工作、却又被肆意剥削的美甲师们的遭遇，却常常被人所忽视。《纽约时报》共采访了超过 150 名美甲沙龙的美甲师和老板，这些采访共分四种语言进行，最终我们发现，大部分美甲员工的收入都低于最低工资；有时候她们可能根本没有工资。这些姑娘受尽了各种羞辱，老板可能因为她们很小的失误而扣下她们的小费作为惩罚，她们还常会受到视频监控，甚至是身体上的虐待。然而雇主却很少会因为这些微不足道的小失误而受到相应的惩罚。

美甲之都

全美所有的大都市中，纽约的美甲业是最繁荣的。

以亚洲语言发行的报纸上面充斥着各种分类广告，许多招聘美甲师的广告上所提供的薪资待遇都少得可怜，少到让你一眼都觉得那些数字都是输入错误。中文的《星岛日报》和《世界日报》的纽约美甲 Spa 版上，一个位于曼哈顿上西区的二层美甲沙龙所登的广告称，起薪每天只有 10 美元。数名美甲师都证实了这一现状予。

纽约法院收到的关于美甲行业的各种诉讼中，提到了各种不公正待遇：纽约长岛东北港一家美甲沙龙的员工们称，在每周工作时间 66 个小时的情况下，她们的时薪只有 1.5 美元。纽约哈莱姆区（居民大都为黑人）一家美甲店的美甲师称，老板还会因为喝水这种事扣她们工资，而生意冷淡的时候干脆就不发工资。纽约长岛的一个小型连锁美甲沙龙的员工说，她们不仅收入微薄，而且在美甲矮凳上工作时还经常受到踢打和言语辱骂。

去年，纽约州的劳工部与其他几个机构一道，对纽约州的美甲行业进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清查——这次清查发生在《纽约时报》向有关部门提交申请、请求查询关于政府对美甲行业执法记录的一个月后。调查员在清查了 29 家美甲沙龙之后，发现了 116 项违反薪资规定的行为。

在《纽约时报》采访过的 100 多名美甲店员工里，只有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她们的工资达到了纽约州最低时薪标准，还有三名受访者称，美甲店老板还会以各种非法方式（例如因从未加班而扣工资）克扣她们的工资。

美甲师们自己的生活处境与她们每天接触的顾客相比可谓是天壤之别，有的美甲师在纽约麦迪逊大街、或是康涅狄格州富庶的格林威治小镇，为那些富得流油的太太们做指甲。工作结束后，她们就要返回廉价的小旅社中，爬到上下铺上睡，或是与十几个陌生人合住在拥挤恶臭的小单元房内。

任静在蜜蜂美甲（Bee Nails）工作，这是一家开在长岛希克斯维尔的、装潢精致闪亮的美甲店，店内有皮质足疗椅，椅子的扶手上固定着 iPad，这样顾客们就不必因为拿着平板而弄花她们的美甲了。这些顾客通常不会理任静，任静和大多数的美甲师一样，用一个老板给的假名字，她的胸牌上写的是“Sherry”。她默默地工作，为顾客处理脚上的老茧或是手指上的死皮。

晚上，任静会回到她十分拥挤的小开间公寓里。这间拥挤的公寓房里不仅住着任静和她的表姐，还住着她表姐的父亲和其他三个租客。起居室里的床挤在一起，床与床之间只能靠钉在天花板上垂下的浴帘相分隔。厨房的灯一亮，蟑螂就会在厨房台面上面乱飞。

孙雪在美甲店用的名字叫 Michelle，在纽约皇后区的法拉盛，她和表妹任静还有其他四人共同租着这间小公寓，床与床之间只能用帘子隔开。

几乎所有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美甲师都像任静一样，英语水平非常有限；还有许多是非法移民。很多因素让她们成为了弱势群体。

有的美甲师的命运更加悲惨，美甲沙龙通常按照自己的方式和惯例经营，在闪亮的落地窗和可亲的街角美甲沙龙之内，却掩盖着不为人知的内幕。在这些店里，一个十分严格的种族和族裔的等级制度就这样不为人知地存在于现代的纽约城里，这种等级制度并不仅仅反应在工资上，也决定了这些美甲师将会受到怎样的待遇。

通常情况下，韩裔美甲师的工资待遇是她们同行的两倍，韩裔移民在美国的美甲行业处于统治地位，韩裔老板自然也会对本国移民多加关照。但这些美甲店老板在谈到种族歧视的问题时，却出奇地平静。中国的美甲师在这个森严的等级制度中仅次于韩国人，而西语裔和其他非亚裔美甲师则处于最底层。

一般情况下，美甲的价格是十分低廉的，而这也解释了为何美甲师们拿着如此微薄的薪水。《纽约时报》做过的一项针对纽约曼哈顿 105 家美甲沙龙的调查显示，一次美甲的平均价格是 10.5 美元，而据行业刊物《美甲杂志（Nails Magazine）》2014 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全美范围内，美甲的价格几乎是这个数字的两倍。

美甲的价格如此低廉，这就意味着总要有人为此而付出代价。

“如果你去了某家价格极为低廉的美甲店，那么基本可以肯定，美甲师们的工资也因此被严重克扣了，”耶鲁大学法学院讲师妮可·哈莱特（Nicole Hallett）说道，她曾经做过关于美甲沙龙盗窃工资的案例，“其实是那些拿着微薄薪水的美甲师在为你的廉价美甲买单”。

在采访中，很多店主心中明白他们付给美甲师的工资少得可怜。任静的老板孙连升（音）自称霍华德，最初接触采访时，他不愿承认在经营中有任何违法行为，但之后又说，这就是所谓的行有行规。“经营沙龙的方式有许多种，”他说，“我们用自己的方式来经营自己的美甲店，以确保能继续生存下去。”

许多店主都自称，他们是在帮助新移民解决工作问题。

“第一代移民来到美国工作，通常会受尽侮辱和委屈，我想改变他们的命运，”来自中国的移民罗杰·刘坐在自己开的一家美甲沙龙店里说道，他的这家美甲店就在纽约亨廷顿车站的美甲 Spa 休闲城中。去年夏天罗杰·刘接受采访时，他的一名五十多岁的老员工在店里面来回踱步，盯着一小张纸学习做足部护理的步骤，用中文叽里咕噜地念着纸上面的步骤。

这是她在美甲店工作的第一周，她说刘老板并没有付给她工资。

一个美甲师在纽约亨廷顿车站的美甲 Spa 休闲城给一名顾客做足部护理。

美甲师们要不断加班才能勉强维持生计，而美甲店的工作几乎是她们生活的全部。曾经的一项地下行业，如今渐渐在法拉盛和纽约城的其他地段繁荣起来，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靠帮助美甲师们打理日常生活为生。在上班的日子，会有一些女人穿梭在各个美甲店之间，她们负责接美甲师的孩子们去学校，当然这要收取一定的费用。很多美甲师要拿出工资的一半，给这些每周 6 天送她们的孩子上学的女人，她们之所以愿意如此破费，主要是因为如果晚上照顾孩子的话，她们白天就很难专心工作了。

任静通常睡在一个很窄的床垫上，几步之外是她 24 岁表姐孙雪的床，孙雪也是一名美甲师，根本没有时间认识其他朋友。

她终于开始上英文课，希望能够抓住机会开始新的生活，但她也害怕会失去现在的这份工作。

“想到后半生要一直做这种工作，”她说道，“我会感到十分恐慌。”

低价格，低收入

如果要做一点小生意的话，开美甲店还是一个相对容易的选择。

启动资金只需要几千美元，购置几个带水疗按摩池的足疗椅，员工不需要会讲流利的英文，更不需要为各种执照而操心。很多老板在办执照时都能一步到位，管理费用也十分低廉：每月只需缴纳租金，再买上几瓶指甲油即可——当然还有付给员工们低到没人性的工资。这些都降低了开一家美甲沙龙的成本。

除了行业准入的低门槛，美甲师、店主和其他紧密关注美甲行业的人们都很难说清，到底是什么原因让美甲店如此泛滥。

据《美甲杂志》报道，在 1990 年代，商家开始更直接地向消费者推销指甲油，以此来刺激需求。指甲油也在不断“进化”着，它们越来越持久，而且越来越容易清理。

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纽约的美甲沙龙数量在千禧年之后暴涨，远远超过了美国的其他地区。在经济危机期间，美甲店的增速稍有放缓的趋势，但即便经济不景气，美甲对于很多人来说仍然是一种可以承受得起的服务，因此这种短暂的颓势很快过去了。

美甲沙龙与星巴克

你或许认为星巴克的店面无处不在，但在纽约上东区，星巴克的数量与美甲沙龙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但随着美甲沙龙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增长，盈利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一些美甲店老板如是说。一位老美甲师表示，与 1990 年代相比，美甲的价格并没有明显改变，而美甲师的工资也没有明显改观。

在美甲店明亮的玻璃窗前驻足，你会以为店里的工作场景就像节日橱窗陈列一样一目了然，但对于外人来说，这些美甲沙龙的经营模式，以及店主对待美甲师们的残忍方式，就不如那些玻璃窗透明了。

在美甲店众多不为人知的秘密中，新美甲师的入行过程就可以算作其中之一。大部分新美甲师是要提前向老板交钱的——通常情况下是一百或两百美金，但有时候可能会比这多得多——这就是所谓的培训费用，接下来就是为期数周甚至数月、工资微薄的学徒期。

任静花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练习如何做美甲，以及如何用蜡油处理脚部皮肤，最终在夏末某天的一个下午，老板将她叫入了打蜡室，并且告诉她可以拿固定工资了。

“我当时下意识地突然笑了起来，”任静说到，“我工作了那么久都没有一分钱入账；现在我的辛苦终于要得到回报了。”

那天晚上，她的姐妹们给她办了一个聚会，但直到发薪日她才意识到，她每小时的工资还不到 3 美元。

随便走入一家看似窗明几净的美甲沙龙，美甲师拿着过低工资的情况俯拾即是。在纽约西村 14 大街上五月美甲店（May’s Nails Salon）的墙上，挂着一张歌手格温·史蒂芬尼与一位美甲师的合影，这里的一名美甲师说，新的雇员必须要在进店时缴纳一百美元，之后还要经历数周没有固定收入的学徒期，最终她们每天能拿到 30 到 40 美金的工资。一位自称是该店店主、名叫 Greg 的人说，沙龙并未向雇员们收费，但他也没有透露店员的薪资情况。

在史岱文森镇附近纽约第一大道上的索娜美甲沙龙（Sona Nails），一名员工说她每天的工资有 35 美元。这家美甲店的老板索娜·古朗（Sona Grung）否认店内员工的工资低于最低薪资水平，还为自己的许多违规经营找借口，特别是在入行新人的待遇问题上还振振有词。“当新人刚刚入行时，她们什么都不会，是美甲店的老板们给了他们一份工作，”她说道，“如果你在一家美甲店的日薪能达到 35 美元，那就相当不错了。”

根据美国的联邦法律和州法律，美甲师通常情况下会被归类为“收小费的劳动者”，也就是说她们的雇主适当付给她们少于 8.75 美元的时薪是合法的，但具体的工资还要经过对她们所收小费进行复杂计算才能得出。但从对数十名美甲师的采访来看，她们的工资与最低薪资水平还相差甚远，而那个计算小费的系统对她们来说基本没有任何意义。这些受访者也没有提到过老板会给她们任何补助，但法律也规定，当劳动者一天内所收小费少于最低薪资水平时，雇主是有义务为员工提供补贴的。在美甲行业，加班费更是没有的事，即便如此，美甲师们每天还要工作最多 12 个小时，每周有六天都要工作，有的甚至根本没有休息日。

在每家美甲沙龙中，通常情况下会有三个级别的美甲师。“高级美甲师”是做了很久的老员工，她们已经能够熟练地用丙烯酸和一些化学制剂，雕出各种别致的美甲，这也是美甲店中利润最高的服务，但是很多年轻的美甲师并不愿做这类工作，主要是由于担心对健康带来的损害，因为接触这些化学物质、吸入那些塑胶颗粒，很有可能会造成流产，同时还容易诱发癌症。“中级美甲师”负责做常规的指甲，而“初级美甲师”就是那些初出茅庐的新入行者。她们要负责洗毛巾和扫地等杂活，以及高级美甲师们不愿做的工作，比如说足部护理。

在纽约亨廷顿站的美甲 Spa 城内，一位顾客正在做甲片。一名初级美甲师正站着观看老员工的手法进行学习。

经验丰富的美甲师每天的工资通常能有 50 到 70 美元，有时甚至能达到 80 美元。但即便是对于这些高级美甲师来说，由于工作时间过长，她们每天的工资仍然远远少于最低薪资水平。

在纽约城不太富庶的地段，如布朗克斯区和皇后区，在一些门可罗雀的美甲店里，很多美甲师是根本没有基本工资的，她们只能拿到为数有限的佣金。

诺拉·卡丘（Nora Cacho）每完成一次美甲或唇部护理，都能拿到这些服务一半价格的回报，她在哈莱姆区一个艳羡美甲（Envy Nails）的分店工作。在每周工作 66 个小时的情况下，她通常能赚到 200 美元——也就是每小时 3 美元。她说，到了穿凉鞋的季节，如果运气好的话，她会赚得多一些——每周能有 300 美元。冰天雪地的天气里，她可能要颗粒无收地结束一天的工作。卡丘也是对艳羡美甲连锁企业提出集体诉讼中的一员，该连锁店的律师并没有对此事做出任何回应。

卡丘来自厄瓜多尔，最初她与许多移民的想法一样，以为进入这个行业能改变她拮据的处境，但向上的奋斗之路却充满了辛酸困苦的经历。

据这些沙龙的美甲师描述，她们的工作远远不止讨好客户这么简单，小费和工资常常十分微薄或基本没有，有时还要因为打翻几瓶指甲油而受到惩罚和克扣。在哈莱姆的这家美甲沙龙里，卡丘说她和她的姐妹们不得不按照老板的要求，买各种颜色的衣服，老板认为当周的流行色是什么，她们就要穿什么颜色。而许多摄像头就藏匿在店里，老板能在自己的手机或是电脑上看到美甲姑娘们的“直播”。

在说起把一瓶卸甲油打翻、弄脏了一名顾客的 Prada 凉拖的经历时，在纽约上东区一家美甲店工作了 10 年的美甲师、47 岁的林清（音）的情绪依然有些激动。这名顾客要求赔偿，当时她的老板向这位女士赔了 270 美元，而这笔钱完全是从林清的工资里扣除的，林清最后还因此被解雇。

“我还没有一只鞋值钱，”她说道。

族裔等级制度

许多美甲师都聚集在纽约皇后区的法拉盛，每天早晨大家互道“上午好”时，大多是用中文或西班牙语，偶尔也能听到几句藏语或尼泊尔语。但在前往纽约之外沙龙的从业人员中，几乎没有说韩语的，这些沙龙大多距离纽约有好几个小时的车程。

但对于坐在曼哈顿舒适的修脚椅里的顾客来说，似乎这个行业所有的美甲师都来自韩国。

这种反差是由于美甲沙龙店店长实行鲜明的种族等级制而形成的。根据美国韩裔美甲沙龙协会的数据，纽约市有 70%－80% 的美甲沙龙是韩国人开的。

皇后区法拉盛清晨的典型一幕：面包车接送美甲店员工去上班。韩裔美甲师占据了曼哈顿市场；其他族裔的美甲师通常被送到业务较少的市镇或郊区。

韩裔美甲师，尤其是那些年轻漂亮的，一般都能够挑选去这个行业中最好的岗位——在麦迪逊大街的高档沙龙或是在市区其他繁华地段的美甲店。而非韩裔的美甲师常常只能到曼哈顿以外的镇子甚至更远的郊区的店里，这些地方顾客比较少，并且给的小费也不高。

韩裔工人的收入总体上比其他国家的同行高 15% 到 25%。但是在美甲师、美容学院老师和经营者之间，这个差距有时会更加悬殊。

有些沙龙老板利用西语裔美甲师的困难处境而趁人之危。据美甲店员工和维权者所言，这些美甲师为了偷渡过境，都欠了“蛇头”大量债务。

许多韩国店主对他们的歧视直言不讳。68 岁的卢莫松（Mal Sung Noh，人们都叫她 Mary）在她自己开的玫瑰美甲（Rose Nails）的前台说，“西班牙员工”没有韩国来的聪明，也不比她们干净。这家美甲沙龙位于纽约上东区。

卢莫松的美甲沙龙就在第二大道地铁线的施工路障后。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她请了一些西语裔女工。（主干道外街区生意较差的美甲店以及位于大楼二层的店铺的人员族裔通常更多样化些）。她说，她会让这些西班牙裔美甲师做最低端的工作。“她们并不想学更多东西，”她说道。

种族歧视也充斥着美甲沙龙生活的其他方面。许多美甲师反感来修脚的男顾客，因为他们指甲较厚，并且脚趾上还都是汗毛。沙龙里的员工说，如果有男性顾客到店里，几乎毫无悬念地要让非韩裔员工先去为他进行足浴。

32 岁的阿娜·路易莎·卡玛斯（Ana Luisa Camas）是来自厄瓜多尔的移民，目前在一家韩国人经营的位于康涅狄格州的美甲沙龙上班。她说，她和她的西语裔同事不得不在长达 12 小时的岗位上安静坐着，而韩裔美甲师却能随意聊天。“两年来我一直饱受头痛的折磨，”她说道，“这种压力几乎要折磨死我了。”

39 岁的美甲师拉姆卓玛（Lhamo Dolma）来自西藏，英文名叫 Jackey。她回忆说，之前在布鲁克林一家美甲沙龙工作时，她和其他非韩裔员工每天不得不在小厨房里站着解决午餐，而韩裔的同事们却能坐在桌边吃饭。

“只要是他们国家的人，就是完全自由的，”她在皇后区自己家中接受采访时说道。坐在佛龛底下一条矮长凳子上的她开始哭起来。“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区别对待？”她说，“人都是一样的人。”

担惊受怕的新手

在单间公寓的一个角落，一条深蓝色的暹罗斗鱼被养在梅森食品罐里。任静和她的表姐以及其他四个人一块住在这里。罐子放在一个用破门板做成的桌子上。她们给鱼取名叫 July，那是任静被告知自己终于能够领到工资的月份。

对初来乍到、年仅 21 岁的任静来说，这是个少有的有成就感的时刻。她到纽约后，曾有几个星期因为太害怕，而把自己关在家里不敢出门。

她希望自己能像她的表姐孙雪一样，每天早上穿着廉价商店买来的爱马仕和香奈儿仿货从法拉盛的公寓出去的时候，看起来更像是她们接待的顾客，而不是美甲师。 任静每天会早早起来熨她的衣服——甚至牛仔短裤也要熨一下——任何显露她来自这个破旧街区的痕迹都被抛在身后。

2013 年末沙龙生意开始不景气的时候，孙雪（英文名叫 Michelle）有了个主意。她跳上了一辆开往佛罗里达的廉价大巴。除了那里气候暖和外，她对佛罗里达一无所知。她觉得凉鞋——以及足部护理——是人们全年都需要的。所以她从一家店走到另一家店，最后找到了工作。

当她在 2014 年春天回到纽约的时候，孙雪发现任静几乎足不出户，这让她很气恼。孙雪劝说她的表妹给在网上招工的美甲沙龙打电话。当看到任静怕得不敢跟店长说话的时候，她就把电话接过来自己说。

第二天，任静站在富兰克林大道和凯辛娜大道的拐角，手里拿着便当盒，等着面包车送她去一家新的沙龙开始工作——而那个店在什么地方，连她自己也不知道。

在希克斯维尔的蜜蜂美甲沙龙时候，由于过于紧张，任静一开始甚至连最简单的美甲都做得磕磕绊绊。她做了成堆的纸卷，用来包住已经修剪好的脚趾，或者用来清理剪下来的指甲。即使在休息室里涂自己的指甲，她的手都会发抖。她拒绝和其他小工一起参加实习，只是害羞地看着。

一周之后，她第一次为客人做手部护理——是位男士。他的女朋友坐在他旁边，和他小声地说这位美甲师手都在抖。任静说，后来她的手抖得更厉害了。

“在坐面包车回家的路上，我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因为那条路又长又安静，”她说。“我告诉自己，我必须证明自己能克服所有这些困难，我做得到。”

任静（左）正在给她表姐孙雪涂指甲。她们现在住的公寓曾经还和其他几个在皇后区法拉盛的人合住过。

回到家里，她每天都熬夜到很晚，让她的表姐当模特练习美甲，并且把她的各种开销认真地分类记到账本里。她唯一的收入就是每天几美元的小费，但她都一丝不苟地把买的每根香蕉、甚至她从流动售货车上买的第一支冰淇淋都记了下来。在一个手画的冰淇淋蛋筒旁边写着“$1.50”，还用英语标了一句“It’s good！（很好吃！）”。

到 10 月时，任静基本上克服了紧张情绪。一个周日的早上，在一位旁观者的注视下，她像青蛙一样坐着一张小凳子上，同时保持着平衡。她把这位穿着粉色 Juicy Couture 休闲服的女士的脚抬高，用粗糙的泡沫刷熟练地磨去老茧。粉衣客人刷着手机，揪着指甲周围的死皮。她只和任静说过一次话，提醒她自己的脚后跟上有一个水泡。有时，任静会碰倒指甲油或者碰掉死皮钳，这时她就会用傻笑和老板鼓励她练好的一句有用的英语来掩盖自己的失误——她会小声地说一句：“So sorry（对不起）。”

孙雪的父亲是一位在曼哈顿工作的流水线厨师，有时候的晚上，他会匆匆地用甲鱼和芋头精心为两位姑娘做一顿饭，让她们有一种家的感觉。晚上，他会用鼓励的话送她们入睡，并把分隔他的床和她们的床的帘子拉好。他会劝她们说，把客人的脚想象成猪脚就好了。不知道这么说，当他再做猪脚的时候，两位姑娘还想不想吃。

随着天气变凉，许多老板会把沙龙里的员工开掉，任静又开始焦虑了起来。在美甲淡季，她被派去站在沙龙前的马路边，穿着绿色工作围裙挥舞沙龙的折页广告。沙龙的 Yelp 页面上有一条评论说，这里“基本上就是一家血汗工厂”，任静也这么想。有时候，她得花一整天，把好几百套客人自己存在那儿的美甲工具盒外面的灰擦干净。

她后来说：“我当时觉得自己在做的事情特别没有意义。”

奔驰车的背后

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缠绕着红线的黄金吊坠挂在长岛中心莫里切斯（Center Moriches）一座两层楼房的大门上。这里在任静工作的希克斯维尔的东面，开车大约一个小时。街道的另一侧有一条流入莫里切斯湾的宽阔的小河。一辆奔驰越野车停在车道上。

这是美甲之爱（Nail Love）美甲沙龙老板的家，这家美甲沙龙位于附近的一个购物中心里。大门上的小小装饰品会给房子里的住户带来财运。但是 6 位挤在地下室里的美甲师的生活却毫无财运可言。

她们是美甲之爱的员工。这个昏暗而拥挤的场所由美甲沙龙的老板所提供，通常都会安排给那些住得离纽约市区比较远的沙龙员工。这为老板节约了资金，有时甚至还能赚钱。在其他类似的情况里，员工要付给她们的老板房租。

美甲沙龙的老板通常是移民圈子中的成功人士。一些老板原来就是美甲师出身。在采访中，许多老板自视为英雄，肩负着培训员工的重任，以及冒着雇用没有合法居留权的员工的风险。她们说，从任静这样的新员工身上抽取的费用，是对辛苦培训的恰当补偿。一些老板说，一旦员工辞职或者提起诉讼，他们会有种被背叛的感觉。

“她们压根就不想想，现在要维持开门迎客有多困难。”一家位于布鲁克林区公园坡（Park Slope）、名为罗米美甲（Romy’s Nails）的美甲沙龙曾经的老板罗米莉亚·阿古多（Romelia M. Agudo）在一份口供中请求法官驳回她手下两名员工对她的起诉。她们指控她克扣工资，而且中午不让她们休息。

位于麦迪逊大道（Madison Avenue）第 87 和 88 街之间的虹膜美甲（Iris Nails）内景。在上东区麦迪逊大道的两家虹膜美甲沙龙里，长期在这里工作的员工说，她们的起薪是 30 或 40 美元一天。

许多老板为自己辩护说，只有按照她们的方式经营，店铺才能维持运转。

韩裔美国人美甲沙龙协会（Korean American Nail Salon Association）前主席南安植（Ansik Nam）说，在 2000 年代早期，许多美甲沙龙老板聚集在法拉盛的一家韩国餐馆里紧急开会，希望能够阻止美甲和修脚的价格进一步下滑。他说，当时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

这家协会的现任主席李尚浩（Sangho Lee，音）拒绝就行内低工资的问题发表看法。他说，有这么多老板没有支付员工最低工资，因此他认为，回答任何问题都会对这个行业造成伤害。

上东区 NYC 美甲 Spa（NYC Nail Spa）的新手工资是 10 美元一天，在店里的干手器之间贴着一张告示，用断断续续的英语敦促客人多给点小费，这似乎赤裸裸地揭示了美甲沙龙行业所面临的严峻问题：“太低的小费使我们很难雇到优秀的工人，或者我们不得不付给她们更高的工资，这样可能会导致涨价。”

繁荣的美甲行业：纽约地区的美甲行业发展得比美国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快。

在一次采访中，只愿说出名字的老板娘 Hwu 说，她们沙龙的营业额每年超过 40 万美元，但是开销也很大，比如租金和员工工资就很多。2 月，在丈夫用他们的凯迪拉克越野车将她送到沙龙之后不久，她在沙龙里说，她店里一些新手的日薪还不到 10 美元。她指了指一个第一天上班的男性美甲师说，如果他表现得不好，根本就不会付给他工资。

据一份美国的针对韩国人发行的报纸《韩国日报》（Korea Daily）2012 年的一篇报道说，曼哈顿和布鲁克林的连锁美甲店虹膜美甲的老板一共开了七家店，年营业额达 800 万美元。长期在上东区麦迪逊大道的两家虹膜美甲工作的员工说，她们的起薪是 30 或 40 美金一天。老板不愿就此事发表评论。

老板和员工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索菲亚·洪（Sophia Hong）是纽约斯卡斯代尔（Scarsdale）麦迪逊美甲（Madison Nails）的老板，她为自己的艺术品收藏而感到自豪，她收藏了至少一幅韩国艺术家朴寿根（Park Soo Keun）的作品，在 2012 年的克里斯蒂拍卖会上，这名画家一幅画的成交价将近 200 万美元。现在这幅画挂在她皇后区海湾地区（Bayside）的家里，这是她多处房产中的一处。根据房产记录，她在曼哈顿还拥有一套可以俯瞰哥伦布圆环（Columbus Circle）的高级公寓。2010 年，她被沙龙的一名员工起诉没有支付加班工资。这个案子最后结案了。洪老板拒绝就此事发表评论。

在一些罕见的例子中，有些老板被揭发克扣工资之后，通常会很快将美甲沙龙转手，通常会转给亲戚。据公诉人说，原来的经营者带着资产消失了。即便他们没有消失，要拿回工资也是很困难的。老板们会说他们没有能力支付，而考虑到美甲沙龙不可靠的财务记录，要证明情况并非如此通常是不可能的。

尽管 6 名来自长岛 Babi美甲连锁店的美甲师 2012 年因为被克扣工资而赢得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官司，法院判决了超过 4.74 亿美元的罚金，但据她们说，她们拿到的赔偿还不到这个数目的四分之一。连锁店的老板金英裴（In Bae Kim）说他没有钱，尽管记录显示，就在判决前，他的房子刚卖了 113 万美元，另一处商业房产刚卖了 200 万美元。

金英裴去年被州检察长办公室逮捕了，他被指控在一名美甲师新的工作地点骚扰她。他于 1 月 3 日承认犯有妨害治安罪，并被判处监禁——刑期八天。

缺乏调查

在将近三个月的时间里，任静跟许多美甲师一样，在长岛的一家美甲沙龙里做着没有报酬的工作，她根本不知道这么做是违法的，也不知道她的老板最终付给她的 30 美元的日薪同样违反了最低工资法。作为一名移民，她说她为找到工作而高兴，而且也不敢有任何抱怨。再说，又有谁会听呢？

劳工部（The Labor Department）是纽约州负责监督工资违法行为的政府机构。《纽约时报》根据该州的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Law），在检查该机构自 2008 年以来的执法数据时，发现美甲沙龙的案子每年都会增加 20 到 40 个，范围遍及全州。调查资料显示，全纽约州 2012 年有超过 3600 家美甲沙龙，这是能够获得的最新数据。

数据显示，为了回应工人的申诉，劳工部接到了大量此类案件，但是并启动自己的调查。

劳工部发言人克里斯托弗·怀特（Christopher White）说，对有违法嫌疑的店，通常会有一组调查人员进行秘密调查，但是劳工部直到去年才开始派人到美甲沙龙行业暗中调查。上个月，他拒绝进一步披露被调查的美甲沙龙或发现的违法行为的信息，因为调查还未结束。但是通过查看 2014 年建档的 34 宗案件，其中几乎三分之一都跟一家名为艳羡美甲的美甲连锁店有关，艳羡美甲正在面临下属员工的集体诉讼。

一位客人正在选择一种匹配的颜色来修饰她的指甲。进店之后，客人通常会被告知：“请选择一种颜色。”  

《纽约时报》的分析显示，一旦劳工部调查一间沙龙，超过八成的可能他们会发现沙龙的员工没有工资，或者工资过低，而且在试图拿回属于自己的钱。

劳工部拒绝知情人就有记录的案子的调查工作进行讨论。《纽约时报》花了九个月时间不断地申请，劳工部才同意公开一部分执法数据。

《纽约时报》采访过的工人中，只有少数说她们曾经在工作的美甲沙龙里见过任何政府调查人员。

在全纽约州的 115 名劳工部的调查人员中，56 名分布在纽约市，有 18 人会讲西班牙语，8 人会讲中文——这些语言是询问移民工人、发现他们是否被剥削的必要工具。但是据劳工部的说法，只有两位调查人员讲韩语。劳工部的官员说，他们所有的调查人员都可以申请口译服务。

一位匿名的劳工部官员说（因为他们不允许和记者交谈），当调查人员问美甲师问题的时候，她们通常不太愿意配合，这种情况比其他行业严重。“实际上这是我们发现的唯一出现这种情况的行业，”这位劳工部官员说。他解释说，这很可能表明美甲行业存在非常普遍的剥削，“这个行业里的人简直都被吓坏了”。

美甲师同样要求持证上岗，但这是另外一个执法不严的领域。跟据纽约州政府的记录，全州只有将近 30000 名持证的美甲技师，但无数的美甲师都是无证上岗。捏造和买卖证件的行为时有发生。

美甲师们说，即使政府部门来查她们的雇主，要逃避也是很容易的。

来自厄瓜多尔的美甲师 Lili 每天早上跟任静一样在法拉盛等车，当她回忆起那次政府调查人员来她工作的温彻斯特镇（Westchester County）美甲沙龙的情况时不禁大笑。一看到他们，她的老板就对所有的 10 个无证员工大吼了一声，她们就都急急忙忙从后门出去了。

“就这样我们离开了，坐车在周围绕了一圈，”Lili 说，她拒绝透露自己的姓氏，因为她在这个国家还是非法滞留。“二三十分钟后我们回来，他们已经完事了。我们重新穿上制服，继续工作。”

没有退款

去年的秋天，任静的父母从中国来到美国。她的母亲是保险推销员，工作毫无前途，她的父亲曾经做过厨师，他们都想念他们唯一的孩子。这两位来访的客人和住在这里的 6 个人把这个房间给填满了，她的父母不得不搬出去住。美甲师收拾好她的宠物鱼，他们一家子便在几个街区以外的联合大街一间潮湿的地下室里住了下来，每月租金 830 美元，三个人挤在一间一居室里。

任静的工资涨了，这让她非常高兴。现在她一天能挣 40 美元。

受到再次报名参加英语学习班的表姐的鼓舞，任静十月也报了名，每个星期上三天课。她希望上学可以使她摆脱这种她已经感到厌恶的工作，但是有些时候她的两只手疼得厉害，无法去上课——她拿不了笔。但其他时候她又太累。

某天，21 岁的任静罕见地既不用上班也不用上课，她在皇后区附近做了些跑腿的工作。有些时候，她的两只手疼得太厉害，没法去上课。

大概在上完第一学期的英语课时，任静要求涨工资。直到那个时候她才知道，她们沙龙实际上有两份价格表。一份是给顾客的。另外一份偷偷写在一本笔记本上，上面列明员工要学习新技术需要付给老板的费用：例如要学眉毛打蜡的话需要付 100 美元，要学使用凝胶并且利用紫外线使它固化，需要付 100 美元。涨工资需要学习新的技术——她的老板建议她学习眉毛打蜡和使用凝胶——而且，费用要付现金。

她的老板告诉她费用的时候，她正坐在美甲沙龙的面包车里，老板正要带她去长岛另外一家他开的美甲沙龙。他会按照繁忙程度，在两家美甲店之间迅速地调配员工。一台支在仪表盘上的 iPad 正在播放两家沙龙的视频录像。任静对这项新费用的反应是异乎寻常的愤怒。

她的老板做了让步：可以给她打五折。她拒绝了。

“刚来时我已经给了他们（培训费），”她说，“现在我是一名员工，而且已经在这里干了这么久，为什么我学习新技术还要付钱？”

在一次采访中，任静的老板孙先生说，这些费用是“保证金”，这样员工就不会带着学到的新技术跳槽到另外一家美甲沙龙，这笔钱最终是会返回给员工的。任静说，她从未拿回她付的那 100 美元。

这次面包车上的谈话之后几个星期，她想不做了。但是春季还有一学期的英语课，尽管她的父母保证要资助她，但是他们也无法单独承担这些费用。

最后的侮辱来自二月份传统农历新年的时候，她的老板发给她一份新年礼物——一个有金色浮雕的红包，红包上闪闪发亮的中国字预示着幸福和好运。她打开一看，里面只有 20 美元。

3 月 8 日，她辞职了。老板什么也没说；一个同事拥抱了她，和她道别。她说，干了 10 个月，她赚了大约 10000 美元。

上个月，她找到了一家美甲沙龙，每天的工资 65 美元。

那时，她的父母也已经找到了工作。她的父亲在一家餐馆当厨师。

她的母亲？她成了一名美甲师，每天的工资为 30 美元。

翻译 is译社 孙一 林莹莹 葛仲君 曾小楚

纽约美甲行业大调查：癌症、流产和各种疾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