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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评大战

magasa ·

于是卷入战斗的不再是孤家寡人的影评人,而是全体网民

每部电影都是一场战争,它由大大小小的战役组成。对导演来说,他要将电影拍出来就必须和投资人作战,和制片人作战,和演员作战,在彼此角力中抵达电影制作的终点。电影成功上映不意味着战争的结束,只是意味着另一场更大战役的启幕,那就是舆论的争夺,以影评人和观众为主要参与者。舆论战争的输赢未必会决定电影的票房,但更长远地来看,却会决定一部电影在历史上的地位。

伟大的影评人安德烈·巴赞参加过许多场影评大战,他初出茅庐时就因为《公民凯恩》挑战了哲学家萨特,一战成名。《公民凯恩》是 1941 年的电影,但因为战争的缘故,迟至 1946 年才在法国上映。今天我们知道这是一部名垂影史的经典,但在当时它在美国和欧洲都引起了很大争议。萨特在美国提前看过影片,他发表了文章批评《公民凯恩》矫揉造作,尤其是多角度闪回的叙事结构,更像文学而不是电影。萨特是法国知识分子的领袖和偶像,他虽然不是专职的电影评论家,但法国有知识分子参与艺术讨论的传统,他的意见自然很受重视。可以想象,《公民凯恩》即将在法国面临一场暴风骤雨式的袭击。这时二十八岁的巴赞站了出来,他不同意萨特的意见,他认为《公民凯恩》为现实主义电影做出了很重大的贡献,一条全新的路径正在银幕上徐徐展开。难能可贵的是,萨特在自己主编的《现代》杂志上发表了巴赞批评自己的文章,因此激发了更多的讨论。我们站在今天回顾《公民凯恩》和奥逊·威尔斯的声誉翻盘历史,必须要承认巴赞的力挺是一个重要原因。

《邦尼与克莱德》问世时在美国影评界遭到了和《公民凯恩》在法国差不多的遭遇。这部浓墨重彩表现暴力和私奔的电影,被一些老派影评人痛骂,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纽约时报》的资深影评人波斯利·克洛瑟。时年六十二岁的克洛瑟讨厌这部影片到了极点,他说这是一部廉价、无耻的动作闹剧,男女主人公形同白痴,他们的抢劫行为卑鄙丑陋,好像不管什么恶意羞辱的词汇都不能表达克洛瑟心中的愤怒。在众多影评人的围攻下,影片的发行商撤回了放映。但就在这时,一批支持它的影评人站了出来,其中就包括《新闻周刊》的乔·摩根斯坦,他先后为这部影片写了两篇评论,第一篇是批评,但第二篇立场倒转,是对之前批评的道歉以及对影片的表扬。摩根斯坦后来长期供职于《华尔街日报》并获得了普利策奖。《时代周刊》新近雇用的斯蒂芬·坎特,在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批评他所在的刊物之前对该片发表的负面评论。同样是刚刚上任的《芝加哥太阳时报》的罗杰·伊伯特,在他的影评开篇就说《邦尼与克莱德》是美国电影史上的里程碑。此外宝琳·凯尔在《纽约客》上发表的评论也是支持者中较有影响力的声音。围绕《邦尼与克莱德》的影评舆论战,胜者是这部影片本身,以及支持它的新一代影评人,一个全新的青年电影时代由此开创,一批二十多岁的影评人开始呼风唤雨,输掉战争的老牌影评人不得不同与他们一样老迈的那批电影人黯然谢幕。 

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围绕影评的战斗从未中止,只是「大数据」、烂番茄、IMDb、豆瓣的出现,让「新鲜指数」、「豆瓣评分」成为电影评价的直接参考指标,于是卷入战斗的不再是孤家寡人的影评人,而是全体网民。克里斯托弗·诺兰的粉丝力抬《黑暗骑士》,打压《教父》,让它在一段时间内成为 IMDb Top 250 排行榜上的王者,这件事我们都还记忆犹新。中国的电影营销更是发明了「水军」和「黑水」——当然用《王的盛宴》片方的话说,那叫「口碑维护团队」。从此,影评舆论战的输赢,不再取决于影评人雄辩的文笔,而变成了一个个数字和评分的较量,至少产业中人越来越习惯这么看待问题。


关于作者
magasa,影评人,电影史研究者,《虹膜》电影杂志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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