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五四运动 100 周年。在中国的语境中，它既是一次反帝救亡的学生运动，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结果。

而新文化运动，与《新青年》和它的前身《青年杂志》息息相关。

我们今天的纪念，是直接拿来：100 年前，先行者如何看世界，如何设置议题，如何推动了中国进步……

《好奇心日报》今天的更新文章，全部来自当年杂志。

一

讲人口问题，用远离不开人口学的鼻祖马尔塞斯（ Thomas Robert Malthus）——无论是赞成他，还是反对他。

马尔塞斯的公式被人误会，被人抨击，人口学的真理——马氏人口论的真理——却是更显著了。

马尔塞斯人口论的要旨，只说食品增加的速度赶不上人口增加的速度。若要保持二者的均势，人口的增加一定须受节制。这节制人口的途径，只有两：1、预防的节制（人为的）。2、积极的节制（天然的）。这就是：有碍卫生的职业，过度的工作，极端的贫穷，儿童恶劣的食品，恶浊的风俗，疾病，时疫，战争，饥馑。

反对马尔塞斯人口论的人可分三派：

（一）社会主义派

举几个重要的：葛德文（Godwin）和马尔塞斯的争论，把马尔塞斯人口论的真理更发挥明确了。马克斯（Marx）说马尔塞斯的人口公例是资本制度之下的人口公例，这是没有细察人口增加的趋势和条件。佐治（ Henry George）的强辩——他说，人口增加的趋势正与马尔塞斯所说的相反—纯是一种妄想，离事实太远了。总而言之，这些社会主义家，对于他们所号召的太热心。所以不能或不愿看见事实。但是社会主义家之中也很有赞同马氏学说的：英国人铎木孙（ William Thomson）的组合制度里，不能任人自由婚嫁。社会要规定婚嫁的目，预防人满的祸患。法国人卜郎（ Louis blanc）也承认马尔塞斯人口论的确实，但是以为自制不可靠。要行他的工作组织，提高工人的生活程度，让他们爱高尚的生活，自知警戒，德国人文克雷希（ Winkel blech）说：“人类的增殖繁衍，若是不自行制限，祸乱必要循环无已。奥国人高慈启（Kautsky）说：“在人口问题未就堵以前，社会问题决不能得圆满的解决。

（二）乐观深

这派的人以为人口将来的趋势不足为优即便不改革社会和国家的组织人满之患也自然可以消释。举几个重要的：巴斯嘉（Rantian）说：“文明进步，欲望日繁，出产也随着欲望扩充。但是需求在前头跑，供给却是敲行着在后面追随。所以人永远有缺乏之感，马尔塞斯把它误认作人满之患了。”凯利（Carey）说：“天然界里头一切构造和生活，都是和一致，不能自己冲突。人的神经发展，生育力便要减少“乐观派的假定虚无绿带，完全没有察看人口的事实。

（三）根据天然科学的反对派

举几个重要的：德柏对（Th.Doubleday）说食品和生育力是相反抗的。无论动物植物，吸取的滋养料愈丰，生育力愈减。所以“贫穷的民族食品最粗劣生育率也最大。富足的民族，生活饶侈，生育最少。食品适中的民族，人口不增不减”。这派最有力的是斯宾塞尔（H.spencer）。斯宾塞尔说，动物的生活有两方面：第一是个体的发达，第二是种类的紧行。以生物学看起来，这两方面生活是反对的。生物界里，可以得以下的公例：1、机体愈小，维持个体生活的材料也愈少。维持个体生活的材料愈少，生殖之力愈强。2、机体的构造愈简单。繁殖的能力愈大。3、动物中行动愈不灵敏而操作愈少的，繁殖之力愈大。

由这动植物的公例可以预测人口变迁的趋势。人口日繁，生存的竟争定剧烈，人便不能不增进他的知识技术，不能不自己节制，为的是在社会里生存。如是生理上神经脑髓既然发展，生育力就要衰弱；直到均势而止。这天然科学派的话，乍一听见，似乎可信，生物学的证据，向来是有眩惑的效用的。其实人口增加的情形，并不这样简单。“人的生理上神经脑髓发展，生育力就要衰弱”这话并不能在经验上得一个确证。现在文明各国生育率的低减，还是心理的原因，并不是生理的原因。究竟人的“食物”“神经”“脑髓”于人的生育率有什么显著的影响，这还不曾证明。但是据以前和现在的“食物”“神经”“脑髓”的发展看，它们即便在生育率上发生影响，这影响也非常之小，决不能些须抵消那急烈的繁衍力；“均势”是更不可望了。

那么，马尔塞斯学说的原理，是不能摇动的了，我们且借这原理的光线，来烛照中国的人口。

二

现在所能知的最古的调查人口方法的记载，要在《周礼》里寻找，《周礼》说：“小司徒之职，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国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数，以其贵贱老幼废疾……乃颁比法于六乡之大夫，使各登其乡之众寡六畜车辇，辨其物，以岁时入其数。以施政教，行征令。及三年，则大比，大比则受邦国之比要，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比起军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会贡赋。”又：“乡大夫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辨其可任者；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又：“司马掌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辨其国中，与其都部，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死生。”由这些记载看起来，调查人口的目的，第一是军役，第二是寻常的力役，第三是赋税，这都是维持当时操政权的人的势力必需要的。至于操政权的人很愿欲人口的增加，这是古今中外一律，不消说的。他们永远要拿人口作扩充势力的器具，而人口的天然的增加趋势，也正可以供他们的利用。

以中国而论，周以后人口的被战争淘法，班班可考一一杜佑说：“战国之时，考苏秦之说计，秦及山东六国卒尚余五百余万。推人口数，尚当千余万。秦兼诸侯，所杀三分居一。犹以余力北筑长城四十余万，南戍五岭五十余万，阿房骊山七十万。三十年间，百姓死没相于路。陈项又肆其酷烈。新安之坑，二十余万。彭城之战，唯水不流。汉高帝定天下，人之死伤亦数百万。是以平城之卒不过三十万。方之六国，十分无三。”以当时的政治史看起来，这数目确有几分可信。马端临说：“汉孝平时人口五千九百余万。光武中兴之后，三十余年所附养，至末年户数仅及西都孝平时四分之一。兵革之祸，可提也哉。”又说：“兴平建安之际，海内荒废，天子奔流，白骨盈野…割剥旗民三十余年。及魏武克平天下，文帝受禅，人众之数，万无一存。“相类的记载，还可以引许多。总而言之，鼎革的战争，封建的战争，夷狄的祸思，无论它政治的、文化的结果如何，变动一次，人口便大大的削减一次。因为死亡的原因，不限于兵燹直接的影响。间接的影响比直接的影响还要厉害。但是平和多少年，休养生息的结果，人口数目总还要很快的复原。所以我们只要把最高的或平均的数目知道，便可以满意了。

最古的数目是出自夏禹时代。那时候的“九州”说是有人口一千三百五十五万马端临说，“周公相成王，政理刑措，人口一千三百七十万。“这是长江以北的人口。地面大约占现在国境的百分之六十五。所以那时候的人口大的有二千余万。汉时的数目是五千万至六千万。南北朝之后，隋炀帝时大约五千五百万。唐玄宗末年，安史之乱以前，大约六千万。宋时数目和唐时不相上下。金元的扰乱，把人口又削减了一大部分。明代最高数目大约六千三百余万。至于这些数目的来源，自然是不很可靠的。探讨的问题，只是用科学的方法，确定个差错的界限罢了。清代的人口调查，其初也只是为的征赋。并且“令直省每岁底将丁锡赋籍汇报，以户口消长课州县吏殿最”。如是调查所得的纳赋人数，直到乾隆六年前，每次都不过二千余万。康熙五十一年的论诏说：“联览各省督抚奏编审人丁数目，并未将加增之数，尽行开报。今海宇承平已久，户口日繁；若按现在人丁加征钱粮，实有不可，人丁虽增，地亩并未加广。应令直省督抚将见今钱粮册内有名丁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编审时只将增出实数察明，另造册题报。联凡巡幸地方，所至询问。一户或有五六人，只一人交纳钱粮。或有九丁十丁，亦只一二人交纳钱粮由此观之，民之生齿日繁。联故欲知人丁之实数，不在加征钱粮也直省督抚及有司官编审人丁时不将所生实数开明具报者，特恐加增钱粮，是以隐匿不据实奏闻。岂知联并不为加赋，只欲知其实数耳。“粉饰太平和矜夸的意思，固然在所不免，但是综合着看起来，算是一种脱离国帑狭见的人口观察。这论诏一时自然还是没有效果。直到乾隆六年调查人口的数目，才达到万四千三百余万，这个数目或者离事实不远了。乾隆末年大约增到三万万。按照乾隆时屡次调查的数目计算起来，每年天然的增加数大约是百分之六九。这是用几何级数推算的平均数目，不是代数的平均数目。若是原来的数目尚有几分可靠，这增加数便可以给我们一个大概的形象。并且可以暂且拿来和东方的日本、印度比较比较。日本自一九〇〇至一九一〇年十年间平均的每年增加数是百分之一、三七。印度于一九一一年的调查，由原来的三亿一千五百一十三万三千人口，在十年中增加了百分之七，平均数（代数的）是每年百分之〇点七。这都是代数的平均数一一实在的增加数还要小一一更可以知道中国数目的大了。

近年的人口数目，经过欧美人多少估计。这种估计的价值，自然大多数也是很不可靠的。先举几个例：中国内地数会（The China Inland Mission）所出的The Chinese Empire（一九〇六年）说苏州的人口本年有七十万。Richard’s Comprehensive Geography说有五十万（一九〇八年）。一九一一年的《海关的十年报告》（Customs’ Decennial Report）说一九〇九年的时候宫界调查结果有二五六，五二四。一八九一年的《海关十年报告》里的《福州报告》说福建人口有六百万至八百万。同时《厦门报告》的福建人口数目是三千万。四川的人口据《海关报告》说是大概有七千二百万，但是下面注着 Hosie （前英国驻重庆领事）估计有四千五百万。 Parker 所著的 China， past and present 也是这样说。中国政府的人口调查的价值，也与此相差不多，中国人自己调查，机关虽然较为完备，但是一般人对于这个问题没有兴味。

至于近年全国的人口数目，各种估计，相差很多。先把各种估计中最高的数目和最低的数目提出来对照：

	最高数目	最低数目
直隶	32，570，000	20，930，000
山东	38，000，000	25，310，000
山西	17，050，000	9，420，000
河南	35，310，000	22，380，000
安徽	36，000，000	14，080，000
江苏	37，800，000	15，380，000
浙江	26，300，000	11，580，000
江西	26，530，000	11，000，000
四川	79，500，000	45，000，000
湖南	23，600，000	18，000，000
湖北	35，280，000	21，260，000
广东	32，000，000	23，700，000
广西	8，120，000	5，140，000
福建	30，000，000	8，560，000
云南	12，720，000	4，000，000
贵州	11，300，000	5，000，000
甘肃	10，380，000	3，800，000
陕西	10，310，000	6，730，000
共	505，770，000	271，770，000
东三省	20，000，000	12，740，000
蒙古	10，000，000	1，800，000
新疆	2，490，000	1，000，000
西藏	6，500，000	2，200，000
共	544，760，000	289，510，000

以上的数目是这样集成。最高数目：河南、湖北、甘肃、江西、山西、西藏是光绪廿八年户部估计。浙江、江苏、广西、陕西是根据一八八二年的《海关报告》。安徽、山东、广东是根据一九一〇年的《海关每年报告》。直隶湖南、贵州是根据宣统二年民政部的调查。福建是录自一九〇一年的《厦门海关十年报告》。云南是录自 Richard 的《地理学》。四川是根据俄人 Popoff 的报告。东三省、蒙古是依着 The Chinese Empire 。最低的数目：河南、山东山西、江苏、安徽、湖北、福建、广东、陕西、甘肃是依着宣统二年民政部的调查。浙江、广西是依着光绪廿八年户部估计。湖南是依着一九一一年的《海关十年报告》。江西是根据一九〇三年的《英国领事江西报告》。贵州、新疆是根据 The Chinese Empire 。四川是根据 Hosie 。云南是根据《蒙自海关报告》。东三省是根据民政部调查。西藏、蒙古是依着 Richard 《地理学》。以上最高最低的数目，相差二万五千多万！

宣统二年民政部的调查和同年海关的估计，是比较的最可靠的。据前者的调查，全国人口数目是（廿一省）：三亿三千一百一十八万八千。加上新疆、西藏共三亿四千二百六十三万九千。民政部的调查，只是调查户数。然后用一个由多少详细调查得来的每户平均人数去乘它。这每户平均人数是五、五，但是奉天一处每户平均人数却是假定八、三八。所以这种调查，其实也只是一种估计。同年海关估计，二十一省共有人口四亿三千八百四十二万五千。

近世兵燹饥馑灾疫等对于人口的势力，大约如下：明末清初的流寇的鼎革的封建的扰乱，是不消说的。洪杨之役，蹂了九省，死于兵革的大约有五千万人。嘉道之际，死于饥懂的也约有五千万人。光绪四年的饥懂，死亡的约有一千万人。光绪二十六年陕西饥懂，死亡的人约占全省人口三分之一。前数年江北饥懂，死者约有三百万人。这都是重大的事件，显而易见的。其余如各省河流的溃决、海盗、会匪、胡睡、瘟疫等等所吞没的牺牲一定数目很多不过我们不能举一个详确的数目罢了。要几死亡的数目，可以由香港的调查得一个写真：据一九〇九年香港的调查，本年一岁以下的中国婴儿，每百分中死亡八十七分。由这个数目，可以推测到南方沿江海大城镇的相类的情形了。婴儿死亡率高，是一个确凿的人满的征兆！

和这死亡数有关系的便是人口的密度。我把几个密度最高的省份和它们约略的人口密度列在下方：

省名	密度（每方祁罗迈当内所居居住之人口）
一、根据宣统二年民政部数目计算	二、据同年海关估计数目计算
山东 江苏 浙江 广东	二〇四 一七三 一七九 一〇七	二六二 二一三 一二三 一二四

由这个数目看起来，山东人口密度，按照海关的估计，远超过欧洲人口最稠密的比利时。就是按照民政部的调查，也赶上工商业最繁盛的英格兰。江苏人口的密度恰像英国三岛。浙江、广东也赶上德国。这种现象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以上是种种记载估计。我们若是再想想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以廷嗣为人生惟一天职的宗教（这个关系最大），那以子女为父母的投资的伦理，那早婚纳妾的风俗，那苟且偷安节省神经的性情，就知道这记载估计是虽不中不远了。由此看来，足见1、中国的人口是超乎中国经济能力以上。这种离均势的状况绝不能持久的，必要时时发生天灾人祸。2、现时社会的困苦，不能全归罪于政治不良。3、人口离均势的社会很难助成好政治，即使有了好政治，若是不在限制人口上做工夫，好政治也不能收长久的效果。4、无论改革政治或改革社会，须同时根本上打破那造成人满的宗教伦理，改铸那造成人满的风俗。

三

人满的结果很多，我还须详细列举：

（一）由经济一面观看人类居住在天然界里，如要维持他们的物质生活，有两件东西是不可少的：第一是人工，第二是社会的资本或国民的资本。社会的资本就是一切动的货物，可资以出产，或可利用之以增益出产的效果的。譬如原料、助料、机器、工作场、器械、辅助出产的各种交通器具（如铁路、各种运送机器、传递消息机器），田地内灌溉排水等等的建筑、肥料、仓廪、堤防屯积的生活品等。凡这些社会的资本，都是社会一代一代渐渐贮蓄下来的。社会资本的作用，是增益人工在出产上的效果。人若是徒手工作，出产能力极小；社会资本愈完备愈充足，工作的效果愈大。所以一国天富（土地、矿产）无论如何丰裕，倘或没有社会的资本，徒有人工，不能开发富源。这人工的效果既然太小，除去他们的消耗——因为人都要衣食住一便没有富余可以贮蓄。并且工作的效果既然小，工作人的生计一定艰难，他们除去苟延残喘之外，决不能享受文化的幸福；这是社会很不幸的事。由此看来，一国贫富的区别，就在此处：富的国所以富，就是社会资本和人口相形之下比较的充足。贫的国所以贫，就是社会资本和人口相形之下比较的缺乏。

若是社会资本比较的充足，工作的效果（每人每日所得的结果）便可以大，因此社会中平均每人所得的收获才能丰厚。社会中平均每人所得的收获丰厚，然后这国人的生计才能优裕，这就是富国的情形。社会资本若是比较的缺乏，工作的效果（每人每日所得的结果）一定小，因此社会中平均每人所得的收获必少，而这国人的生计自然也要窘迫，这便是贫国的情形。由此看来，国的社会资本和一国的人口一定要持平均之势，然后这国的人民才能免于贫困。在人满的国里，一面社会的资本太少，不能安置那繁衍太速的人口；一面人口太多，不能找得卖力求生的机会。

所以在人满的国里，人的生活程度是一定很低的。但是什么是生活程度？

生活程度是人在饮食衣住卫生娱乐学同等等之所用的货物的数量和品格。生活程度的高低和费用大小不是一件事。尽管一个人或一个地方全体的人费用很大，花的钱很多，他们的生话程度不见得一定就高。但是在钱币经济时代，一切货物的价格，都是以钱为标准，生活程度高，所需要的货物的价格也高，值的钱也多。所以以个人论，收入的钱多，便是高等生活程度的一个重要条件。

我们细看这收入的“钱”对于个人的生话和社会的生活都有什么影响，于个人和社会都有什么价值！一个人收入了一定数目的钱之后，他先拿一部分满足他和他家族的生活必需的欲望。这生活必需的欲望满足之后。他若还有富余的钱，他便可以用在卫生、娱乐、读书、求学、教育子女等等上头。他若是这些欲望满足之后，还有富余的钱。他便可以用在赏玩美术品、旅行、游览提倡或捐助公益事业上头。这样看起来，他收人的第一部分，专拿来维持他个人的生活，别无效力。以后一部分一部分的加增，他才能拿来做些于社会的文明有益的事情。所以“钱此地专指“消费人的钱对于人的价值有两个，就是（1）个人的生存价值，（2）社会的文明价值，前者（个人的生存价值）是一个人收入中第一部分的钱所产生的。后者（社会的文明价值）是第二，三部分以下各部分的钱所能产生的。并且第三部分钱的文明价值便比第二部分钱的文明价值大，第四部分钱的文明价值又比第三部分钱的文明价值大，如是递推，收入的钱愈多，每一个钱的单位所能发生的文明效力亦愈大。在不用钱币的社会或时代里（以前的天然经济或是将来社会式的经济），各人所分得的财货的价值，正与此同，不必重复述说。这就叫作“财货效力递增的公例”。按照这个公例，一样这多的财货，若是集在一个人手里，刚可以（我不说“一定”，这是为的顾虑一切非经济的条件）发生文明的效力的；或分给两个人消费，便只能维持他们两个人的生存，决不能发生文明的效力了。所以无论直接恤贫还是间接恤贫，都不是根本上救济多数贫人的方法。

贫人为什么贫呢？

唯一的原因，就是社会资本缺乏。（1）因为社会资本缺乏，所以他们虽然愿欲工作谋生，却得不着工作的机会——因为徒手是不能工作的一社会里工作的机会有限，竟争的人太多，工作力不值钱——并不是因为资本家条断——虽然情愿廉价卖力，却不可得了。（2）因为社会资本缺乏，所以教育的设备不完备。一般繁衍无限的人，自幼失学，长大了之后，一无所长；道德、知识、身体都是不及格的（培养道德、知识、身体，一定要资本）。这些人除去下等的兽欲之外，没有一点思想感觉，其中驯善的只是辗转就死，狡點的便可以他们的恶欲，实行他们的残杀行为，这便是人满社会的现象。

（二）由社会的心理一面观看 一国人满或是人口增加的太快，影响于人的心理很大。因为职业少而谋职业的多，竟争一定剧烈。竟争若是剧烈，必有一部分道德薄弱的人施种种不道德的恶劣的手段，达他谋生的目的。平心而论，人要到了饥寒交迫的时候，尚能操守坚贞丝毫不苟的，千万人之中实难找出一两个来。大多数的人总是枉道以求了。但是甲既然违背良心去谋生，乙更要加甚，丙更要加甚更要卑劣，如是互竟不已，道德的堕落便没有止境了。

人满的或人口增加太快的社会里头，谋生是最急最要最难的事，所以无论某人的行为如何，即便是盗窃抢夺，只要能够自谋衣食，并且可以给他的家族亲戚党羽谋衣食，社会的一般人就一定羡慕他、佩服他。一个社会的毁誉，就是表明这社会里的人的需求。人满的社会里，多数的人要靠着少数的人生活，这些寄生虫占大多数，所以他们的毁誉有势力，他们准着他们的利害造成社会的是非。

人满的或人口增加太快的社会里，人口的压力太大，生计的竟争太烈，所以养成互相残害、互相嫉忌的心理。把一切互助互爱的动机都摧残于未萌。因为受了生计竞争的严酷教训，所以人人脑中都深刻着一个印象，这印象是“凡事于人有益便多半于我有损”。

（三）由文化一面观看文明有两大种，便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若是一国人口太多或增加太速，经济窘迫，自然没有物质文明，更无从有精神文明。人满的社会里头，没有高等技术、高等科学的需要切的职业事务，只有数量，没有品格。一切的货物（广义的货物）只要问它目前能够延长多少人的生命，不问它对于人生有什么价值。所以高等技术、高等科学的人才，不能在这种社会里生存。他们本来不容易享受高等的教育，既享受高等教育之后，决不能施展他的才干。什么原故？这是很容易明白的：高等技术科学所以能够应用的条件是集中的组织，是社会的资本。它的原则是在精不在多。人满的社会，一切情形正与此相反，所以决不能产生文化的人才。即便有了文化的人才，也绝不能收他的效用。

人满的社会，生计最贵，人最贱。所以人格是卑下的。风俗是恶浊的。谋生太难，所以急不暇择了。

（四）由社会的挑选一面观看社会里的人，哪个可以生存，哪个必要天亡，哪个人可以发展，哪个人必须被淘，这些事都有一个伟大的势力在暗中主持。这伟大的势力就是社会。个人是不能独立生活的，他的一切物质的生活基础和一切精神的快乐，都仰仗他所附属的社会。他的性情，意向、志睡态度若是与社会所崇尚的性质、意向等等相符合，他便可以生存。他的那一切等等若是与社会所崇尚的相违背，他便不能立足。所以社会的生活，就如一个大法庭。社会是法官，他有权力挑选某某人应生，某某人应死。社会里的个人就是被挑选的。但是一个社会里哪种人便可以生存荣盛，哪种人便要枯衰凋落呢？再进一步，我们要问问社会这个法官公平不公平呢？他还是把善良的份子一忠直的、义侠的、智慧的、优秀的人一保存住呢，还是把恶劣的份子奸诈的、虚伪的、愚钝的、粗鄙的人一保存呢？换一句话说，他还是传播良种淘汰劣种，使社会进步呢，还是反平此道而行呢？

由历史的经验看起来，一个社会很健康的时候，这个法官一社会一的判断，实在很公道。但是在不健康的社会里，这个法官便非常的倒行逆施，他把忠直义侠的人都残害了，他把智哲优秀的人都抛到荒野去饿死或监闭在污移的空气里优郁死了。然后他便把死的人的财产分给一帮凶恶的无和较點的头，饱他们的兽欲，弄得暗无天日，这便是这法官时常作的事，什么原故呢？这原故自然很多，但是多少原故之中的一个大原故就是人满。

在人满的国家（或地方），因为上几条所说的关系，惟有恶劣的分子才能生存。因为物质的竞争太烈，非把一切的顾虑一道德的一都抛置脑后，非把良心埋没，不能生活。在人满的社会里，贤者被淘汰，凶恶胶诈的人，才能有立足之地。

由历史上看起来，文化的真进步，人类真价值的增加，都是社会的良善分子优秀分子牺牲他们的心力生命争来的。社会的一般人，只是受他们的赐，才能够物质上、精神上发达进步。社会所以有生气，能够繁昌荣盛，也只是这些良善分子、优秀分子的血汗的作用。所以这些良善优秀的分子就譬如燃料，社会就是譬如机器：机器所以能转动，全靠着焚烧燃料；社会所以能进步，全靠着牺牲贤者。这是历史的事实，人类的运命，无可更易。但是非人满的社会和人满的社会的区别就在这里：第一，在非人满的社会里，良善优秀的分子牺牲了他们的心力生命之后，便一定可以在社会里成全一点事业，建设一点功绩。

他们的牺牲，不是枉然的；社会的确因为他们的牺牲得了益处了，社会里大多数的人的确因为他们的牺牲增添了幸福了。所以他们的牺牲是经济的，这就是说，他们的牺牲—这是社会全体的消耗—是可以产生相当效果的。用将才所举的譬喻说，就如同一个机器有高的“效用率”（ efficieney），消耗最少的燃料，产生最多的能力。在人满的社会里，这种效用是没有的：良善的，优秀的分子无论如何牺牲，在社会上不能发生效力。就譬如一个败的机器无论焚烧多少燃料，因为它的消耗（泄露能力。糟蹋能力的地方）太多，所以不能够产生应用的能力。第二，在非人满的社会里，物质的竞争不烈，生活比较的还容易；所以良善优秀的分子，还有独善其身的机会。社会的恶毒的气焰还不至于逼人太紧。良善优秀的分子还有休养的时候。他们虽然仍要为社会牺牲，但是牺牲的宗旨、牺牲的方法，还可以从容选择。并且利用人类的摹仿性，还可以传播他们的高尚的理想和纯洁的习尚。社会的良善的、优秀的种子多了，他们的势力自然厚了；他们的牺牲的宗旨方法，便更可以慎重选择了。他们虽然牺牲，却是他们的根蒂不断；所以社会的进步可以绵亘永续。在人满的社会里，四周的恶浊空气逼人太甚。好似冰霜，把一切向上的萌芽都冻死了。这种社会里，有无量数恶魔时时捉人入地狱，躲避也躲避不开。所以良种没有工夫传衍—一没有发育已摧残了。良种绝了，社会的进步也停滞了。这就是譬如一再用我们的譬喻一把燃料全焚烧尽了，机器也停顿了。

以上是人满的结果，我想这些结果都是我们不幸所眼见的。救济的方法，我想不能拘定一种；必要把各种的方法同时应用才可。就是：1、禁止早婚（规定最低的婚嫁年岁）。2、禁止纳妾。3、打破一切造成人满的宗教伦理风俗。4、传播人口学说和各派限制人口的方法。5、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6、提高科学美术的教育。7、施行有统系的恤贫律。8、施行各种保护工人的政策。

（原文载《新青年》第七卷第四号，一九二〇年三月一日）

作者简介

顾孟余（1888-1972.06.25），原名兆麟，字梦渔，后改字孟余，以此字行，笔名公孙愈之。政治家、政治经济学学者。幼读译学馆，后留学德国，毕业于柏林大学。曾任中华民国行政院副院长、中华民国交通部部长、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等职。

题图来自维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