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代社会,出租车上的故事可以带给我们什么启发?

曾梦龙 ·

“本书所要讨论的就是情境。本书既不是一本对现代社会进行科学分析的图书,也不是一本需求明确且概念清晰的政治性小册子。本书摒弃了科学的严密性和需求的独特性,而更多是在进行一种细致入微的描绘,再清楚不过地指出不可能有清晰而又明确的陈述、需求和方案。”

作者简介:

亚明·那塞希(Armin Nassehi,1960— ),德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社会学三大理论之一系统论的代表人物,亦是德国社会学科普性电视节目制作人与主持人。主要理论著作包括《现代社会系统的开放性与封闭性》(2003)、《现代社会学话语》(2006)、《当代社会》(2011)等,本书则是为社会大众撰写的一本经典的社会学入门书。

书籍摘录:

第二章 陌生:为什么我们之间的距离是一种关键资源(节选)

终于赶上了前往法兰克福的 ICE 高速列车,我感到万般庆幸,因为从我家到慕尼黑中央火车站的通勤车晚点,而且我的座位又位于这趟双列列车的前部。我穿过火车站熙熙攘攘的人群,几乎走到站台尽头才找到我的车厢。这一路我都在疲于奔命,直到坐下来后还有些亢奋不已;稍作调整,我便开始准备接下来几个小时的行程。我从包里拿出几份文件,然后把包放到行李架上。这一次我是去参加一场大型活动,我要讲一讲“ 社会记忆”的重要性。

演讲内容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我打算把要点记在闪卡上作为演讲提示。在演讲前准备闪卡还是有必要的,它可以帮助你不受短期记忆局限的限制。做笔记有助于你记忆演讲内容,在接下来的演讲中挥洒自如,但毕竟需要提前花时间去准备。所以这种记忆并非着眼于过去,而是放眼于未来,就像档案工作者整理各种文件一样,以便日后供用户使用。我整理好卡片便开始记笔记,全然没有理会周围发生的事情。列车从慕尼黑- 帕辛站出发后,转入新建高铁线,速度不断提升,以 300 公里的时速平稳地驶向纽伦堡。准备工作进展顺利,比预想的要快很多。通常都是这样,我总是能够准备得更加充分,或许在卡片上再费一番功夫会起到某种安慰作用,或许大脑需要确认我一直在处理事情,或许还能额外获得一些演讲灵感。事实上,我的脑海中刚刚就闪现出一句话—注意看前边这个句子,“大脑”是主语,“ 我”则是宾语—这句话我会在接下来的专题讨论会上讲到,具体是关于一位德国最重要的大脑研究人员是如何遭到一位美术史学家逗弄的。后边我们再来详述这事。

不过,现在我得再浏览一遍笔记,同时调整自身状态去适应这段波澜不惊的旅途。这种专注又让我陷入沉思,两种状态相互交织,感觉很是奇怪。自己在忙忙碌碌,同时又有新奇的想法闯入脑海,因为意识不会轻易被外界干扰,即使在时速 300 公里的火车上一般也不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能帮着照看一下我的包吗,小伙子?我要离开一会儿。”我猛然回过神来,这才注意到旁边坐着一位老太太。她笨拙地站起身,朝卫生间走去。这会儿我又注意到一位男士,他坐在我们四人桌旁正对我的位置,也靠窗,看上去压力不小,他正在往笔记本电脑里输入数据,显然是在赶时间。他身边有一位年轻女子,拿着荧光笔在一份复印材料上草草涂画。这两人好像也是听到了老太太的请求才注意到身边这些旅伴。那位办公男士迅速一瞥,眼睛就像在说“ 好的!”跟着又转回到屏幕上。那名年轻女子看了一下同桌的人,但没有任何目光接触。我也不打算说话,于是便不动声色但又是饶有兴致地观察起这几位旅伴。

在类似情形中,人们会留意自己的行为,这其实是在感知他人,只是不用参与其中而已。所以我们都安坐在那里,全然一副陌生人的模样,但这却并不是因为彼此无视对方,恰恰相反,而是彼此都没有忽视对方。

老太太回到座位上,真诚地向我们道谢。我报以自然友好的目光,一方面是要节约时间,另一方面也是要表明,这番感谢未必就是谈话开始的前奏。那名年轻女子(我猜应是一位学生)与我偶有目光接触,感觉比先前要更友好一些,可能是想表示她非常感激我没有引发对话。那位办公男士听得也很清楚,但是没有做出任何回应。显然,此时无声胜有声。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同桌四人不经意间总有一些眼神交流,但也仅此而已。在某种程度上,一种共同的契约已然建立,即不打扰他人,而且这一点也无须言语表白。这种契约可以让人长时间友好相处,并且可以采用毫无风险的方式去应对他人。办公男士需要从女学生前边穿过,两人在狭小的空间内近乎完美地配合移动,在某种程度上协调一致,相互间没有触碰,无须低声辩白,单凭表情就使得协调一致成为可能。我忽然萌生出这样一种感觉:不用将注意力集中于他人,这种注意自然而然就会出现。人们经常会产生信任感,可是一旦说出来,这种感觉很可能就会转瞬即逝。

即使在某些简短的场景中说话在所难免,这种局面也不会有太多改变。例如,乘务员给我和老太太端来咖啡,我们都要跟乘务员简短交流以支付咖啡款;或者她把杂志拿到一边,腾出地方放咖啡,我以微笑表示感谢,她也仅用一个词回复,仿佛一字千金。

这一幕情景可谓司空见惯,还有什么值得讨论的呢?在这个社会中,我们可以不用怀疑太多而保持陌生感,而我们则很少去欣赏这一点。陌生感最初与威胁感联系在一起,因为我们无法评估风险,所以我们尽可能靠近观察,好比在生物学与进化论意义上谈到的恐惧的功能:特别注意管理那些未知的、不可预估的,进而会造成潜在威胁的事物。

然而,这里描述的情形却是恰恰相反:在冰冷的ICE列车内,四个陌生人围坐在一张桌子旁,但我们却并没有理由感到恐惧。这些陌生人固然素昧平生,但也并非不能了解。有时,有些人意图明显,或者动作手势颇具威胁性,我们仅凭本能准确而迅速地打量一番,很可能就不会让他们搭上我们的出租车。这种冷漠一直存在,但却直到这位老太太托人看管物品这件事发生才开始让我们察觉。

如果将进化意义上恐惧的功能和威胁感考虑在内,那么这恰恰不是一种自然行为。实际上这是遵循文明标准的结果(但却很难给予这种标准过高评价):我们跟不认识或不想认识的人打交道,会发现他们的行为变幻莫测或协调一致,原因就在这里。实际上,我们四人一路无言,这绝不是缺乏社会关系的表现,而是表达稳固社会关系的方式。这种冷漠的社会关系普遍存在,在火车或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上,在大街或公园等公共场所内,都有表现。

乍看之下,人与人之间缺少密切关联,也缺少相互关注(由此也就有了对现代城市生活丧失了旧世界的社会亲密感的普遍抨击)。留心观察日常生活,你会发现陌生人之间类似的场景在一幕幕上演:在地铁内,在人行道上,在电梯里,在超市里,在办公室里,或在顾客盈门的工作场所里。

但是,问题的重点并不在于频繁上演的这一幕幕场景,而是在于我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在我们看来,在某种程度上,人们不再是一个个鲜活的人,而是一件件模具,或者是一具具躯体,抑或是一个个角色的载体,只是完成特定角色的无名之辈而已。我们认为这一切理所当然,陌生感和冷漠感为共同在都市生活的人们提供了基本资源。我们庆幸自己不需要认识工程师、机长、邮递员、垃圾清运工或药剂师。最终,我们才能有幸独处。现代生活尤其是城市生活的最大成就或许就在于不再直接掌控社交,转而由陌生感来加以协调。

这并不是要淡化熟人关系—事实恰恰相反。大多数社会关系在本质上都是陌生的,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这种亲密和亲近感才会具有信息价值。为了尽可能寻求在社会中隐身,密切关系显得愈发重要。想一想爱情和伴侣的情感期望,这些在之前的社会中并不存在。对于少数关系密切的人,情感期望会增强,而对于其他人,这些期望则会降低。

亚明·那塞希,来自:维基百科

我们千万不要把陌生感当成威胁感的先决条件,因为事实恰恰相反;比如,由邻里或警察强力施加的社会管控反而会给我们带来陌生感。在很多地区根本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例如,在有些地区,警察形式的国家控制已经瘫痪,公共秩序已然失常;在还有些地区,合法协议却得不到履行。在像阿富汗或伊拉克这样的战争区域,抑或国家或经济秩序陷入危机的非洲某些地区,陌生感都不是一种资源,而是一种威胁感。这些地区所需要的资源就是强力社会管控。

这一点看起来很好理解。同时它还可以进一步强化“ 社会秩序会极大地影响其他情境问题的处理方式”这一认识。在现代日常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情境让人们彼此远离三分,或者在不同的情境中不断转换角色,人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在上述危机地区的例子中,我们关注的是社会利益。这种关注是必要的,这样就无须再去彻底核查陌生的情境。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救助组织会给前往危机地区的员工发放行为规范手册。其主旨就是:赶紧离开,这里不是你的家,不要信任任何人,事情不会像你预料的那样。

这时还能落个清静真是自在。但这种自在却是来之不易,很多时候这种特权都是脆弱不堪,这一点在我们身上显而易见。封闭社区设置门禁控制出入,其公共空间不向公众开放,这种社区在美国再寻常不过,但在德国也开始大行其道。只有获得授权的人才能自由出入,于是陌生人—那些并无恶意的陌生人也就被拒之门外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小区内的人们就彼此亲密无间。在慕尼黑就有这样一个封闭社区,那里的居民整天因为花园边界或停车位的事情而冲突不断。究其根源就在于,无关人员都得远离三分,这些无关人员貌似恶意十足,连参与冲突的资格都没有。

另一个例子则是停车场中设有女性停车位,旨在防范女性容易面临的危险—也是男性可能不会想象的危险。透过“ 女性停车位”这一标识,我总能看到陌生人的危险面庞,而不是他所能提供的资源。

ICE 列车内危机四伏,法兰克福还遥不可及,我们四个人就那么坐在那里。列车行至纽伦堡,我们几个一路无话,其实体态语言早已尽显其能。在这种环境里,大家的胳膊腿脚少不了磕磕碰碰,险象环生。目光偶有相聚也会迅速移开,每个人都得体地保持着彼此之间的距离。

这会儿,那名女学生和那个老太太都已安排好携带物品搬运事宜,显然是要在纽伦堡下车。列车到达纽伦堡中央火车站,两人都起身而立。老太太试图从上方的行李架上取下一辆手推车,还没等我起身相帮,女学生就从她手中接了过来,顺势碰了一下办公男士的肩膀,女学生友善地笑道“ 再见”,而老太太则说了一声“ 旅途愉快,先生们!”跟着她们就朝出口走去。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这种既无约束力又无风险的交流表明我们是自相矛盾的陌生人:这些陌生人彼此相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都知道对方的行为方式。我们通常只是看到别人这样,但我们自己也是如此。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做,我们都很有把握。我们会主动这样去做,但我们会遵循约定俗成的模式并满怀期望,而这些期望在我们看来则并不是社会期望,我们装作是自己。其实我们就是自己。

我们在火车上的举动表明,我们就是社会的缩影。社会秩序并非游离于个体之外,而是浓缩于我们每个人身上,我们都是社会稳定的媒介。我们四个人围坐在ICE 列车内同一张桌子旁,都在维持那种确保彼此陌生的秩序—与此同时这种外部秩序也在通力协作。

我们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自己身上实践社会秩序。我们终身都在学习,我们关注成功的行为,我们体验偏离正轨所带来的耻辱和尴尬,我们实行协调行动的策略,我们习惯于失望并解释自己决定的必要性。我们都在关注自己的行为是否会得到社会认可,这就是社会秩序所在。所以我们都在约束自己的行为,我们在ICE 列车内的举止反而创造出了一种通常可以相互依赖的秩序。


题图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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