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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挑战地心引力的摄影师彼得·卡普兰去世,他以大胆著称
早在无人机、加长自拍杆还没出现,直升机还不能在摩天大楼附近盘旋的时候,卡普兰就首次尝试挑战地心引力,采用鸟瞰全景的方式拍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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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3 月 19 日,摄影师彼得·B·卡普兰(Peter B. Kaplan)于特拉华州威尔明顿(Wilmington)逝世,享年 79 岁。他曾在自由女神像的火炬、帝国大厦和原世贸中心的天线杆等位置居高临下地拍摄壮观的美景。
他的太太莎朗·R·卡普兰(Sharon R. Kaplan)表示,卡普兰死于间质性肺病。她认为,部分病因是由于 2001 年 9 月11 日恐怖袭击后,卡普兰在曼哈顿下城(Lower Manhattan)吸入了一些杂尘碎屑。
早在无人机、加长自拍杆还没出现,直升机还不能在摩天大楼附近盘旋的时候,卡普兰就首次尝试挑战地心引力,采用鸟瞰全景的方式拍摄照片。
他说服了建筑师、开发商和公职人员,他们同意他从高处详细拍摄这些建筑和名胜古迹,将它们永远定格在影像中。他会在建筑工人的帮助下爬上摇摇晃晃的杆子,把镜头对准几百英尺以下的地面,或把自己的相机(有时他会装上鱼眼镜头)安在 42 英尺(约合 12.8 米)长的杆子上远程按下快门甚至自拍。
卡普兰开始“航拍”纯属偶然。小时候,由于医生没有诊断出他患有阅读障碍,他在学校学习阅读和数学都很吃力,摄影成为了他一种理想的自我表达方式。
后来,他发现摄影有一股触及人心的力量。有一次,他把相机伸到帝国大厦观景台栏杆外,镜头垂直向下拍了一张照片。他把照片给自己第一任妻子和邻居看时,他们两人都产生了一种眩晕呕吐感。
为了拍摄照片,他还得克服自己恐高的毛病。在长岛长大的时候,他几乎不怎么会受到恐高症的困扰。
1985 年,卡普兰出版了第一本著作《纽约高空之上》(High on New York)。当时,时任《纽约时报》首席建筑评论家的保罗·戈德伯格(Paul Goldberger)在书的序言中写道:“这些不同寻常的照片凝聚了专业摄影师的技巧、优秀画家的洞察力和空中飞人的胆识。”
1986 年,卡普兰的摄影作品出现在了自由女神像的百年纪念邮票上。他 2002 年出版的著作《所有人的自由》(Liberty for All)也收录了包括自由女神像以及在其他地方拍摄的作品。
一直以来,他都忠心耿耿、无怨无悔地爱护着摄影这份工作,还帮助创立了 Marty Forscher 奖学金,用于纪念一位相机修理大师。
自由女神像—埃利斯岛基金会(Statue of Liberty-Ellis Island Foundation)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斯蒂芬·A·布莱甘蒂(Stephen A. Briganti)说:“什么也不能阻挡他的脚步,有时候甚至我们也不能。”十多年间,卡普兰用大约 12.5 万张照片记录了这座雕像的修复过程。
莎朗·卡普兰说:“他赋予了这座雕像人的特质,这反映了他对拍摄对象深深的崇敬与痴迷。”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已经把这座雕像手持火炬的动作融入了自身:他给自己的经典摄影作品取名为“自由,我的爱”,还把自己两个孩子的中间名都取作了带有“自由”之意的“利伯蒂”。
彼得·本杰明·卡普兰 1939 年 9 月 29 日出生于曼哈顿。父亲威廉·卡普兰博士(Dr. William Kaplan)是如今长岛北岸大学医院(North Shore University Hospital)的创始人,母亲莉莉安·卡普兰(Lillian [Block] Kaplan)是一位艺术家、雕塑家。
彼得在长岛的大颈区(Great Neck)长大,先后就读于康涅狄格州达里恩(Darien)的樱桃草坪学校(Cherry Lawn School,现已关停)和大颈高中。他在长岛的 C. W. Post College 和新泽西州的菲尔莱·狄更斯大学(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修读了医学预科,后又在得克萨斯州亨茨维尔(Huntsville)如今的萨姆休斯顿州立大学(Sam Houston State University)学习了摄影。他也曾入伍参军。
他曾与哈里特·阿夫拉梅斯库(Harriet Avramescu)结婚,但最后他们的婚姻破裂了。1985 年,他在帝国大厦 96 楼一处观景台迎娶了莎朗·罗森布什(Sharon Rosenbush)。(他们的结婚戒指是用自由女神像上的火炬重建时剩余的铜做成的。)
1995 年起,这对夫妇开始在特拉华州西北部的霍克辛(Hockessin)定居生活。
卡普兰的妻子、女儿里基·利伯蒂·卡普兰(Ricki Liberty Kaplan)、儿子加布里埃尔·利伯蒂·卡普兰(Gabriel Liberty Kaplan)和两个兄弟大卫·卡普兰(David Kaplan)、艾伦·卡普兰博士(Dr. Alan Kaplan)目前尚健在。
卡普兰的摄影作品曾在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国际摄影中心、纽约历史学会(New-York Historical Society)、摩天大楼博物馆,以及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等地展出。
此外,为了纪念布鲁克林大桥、克莱斯勒大厦、自由女神像及帝国大厦的落成,他的作品还被装进了时间胶囊。
几十年前,安保措施较为松懈、卡普兰本人保有 500 万责任保险的时候,卡普兰常常需要花几个月的时间进行协商,设法获得许可攀爬脚手架、吊桥索和天线。
他用了 12 天,心惊胆战地拍摄了纽约世贸中心北塔近 400 英尺(约合 122 米)高的天线的安装过程。
2007 年接受《摄影爱好者》(Shutterbug)杂志采访时,他表示:“我的名声是建立在安全合法的基础上的,我的拍摄都获得了许可。”
卡普兰还在圣路易斯拱门(Gateway Arch)、旧金山金门大桥和链接布鲁克林与斯塔顿岛的韦拉札诺海峡大桥(Verrazzano-Narrows Bridge)最高处拍过照片。
但他并没有站上埃菲尔铁塔的最高处。
“1980 年代中旬,埃菲尔铁塔 100 周年的时候,我给他们的经理写了封信——只有他一个人可以给我授权,”卡普兰回忆道,“我告诉他我是谁,我做过些什么,还特别介绍了我拍摄自由女神像的经历。他回复我:‘不行。’”
卡普兰甚至还通过朋友争取到了当时的巴黎市长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和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and)的支持。
“我相信他很想知道我是谁,居然能让巴黎市长和法国总统替我说话,”卡普兰说,“但这对他都没用,他还是拒绝了我。”
翻译:熊猫译社 钱功毅
题图版权:Peter Kaplan(有裁剪)
© 2019 TH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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