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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苏联影评人、导演马娅·图罗夫斯卡娅去世,她敢说真话
图罗夫斯卡娅博学多才、思路清晰的文化批评文章令她享有盛誉。而且,她还有本事避免激怒苏联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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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3 月 4 日,俄国电影及戏剧评论家马娅·图罗夫斯卡娅(Maya Turovskaya)在慕尼黑的家中逝世,享年 94 岁。她曾被誉为“有着苏联美学思想的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著名作家、艺术评论家,编注)”,1960 年代还与人合写过一部受欢迎的纪录片,将斯大林时代的集权主义和纳粹主义相提并论。
她的儿子弗拉基米尔·图罗夫斯基(Vladimir Turovsky)证实了她的死讯。她在德国居住了超过 15 年。
图罗夫斯卡娅博学多才、思路清晰的文化批评文章令她享有盛誉。而且,她还有本事避免激怒苏联政府。
创作米哈伊尔·罗姆(Mikhail Romm)执导的纪录片《普通法西斯》(Ordinary Fascism,又名“战胜暴力”[Triumph Over Violence])时,她避免了与审查机构发生冲突,因为这部纪录片本质上是一部反纳粹影片。
她与影片的另一位编剧尤里·卡恩于汀(Yuri Khanyutin)深入挖掘了史料档案,包括苏联保存的一些资料,探寻纳粹当年的宣传影像、希特勒和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的私人收藏、士兵们业余拍摄的视频影片、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Theresienstadt)的儿童绘画和奥斯维辛的纳粹受害者照片。
伴随着导演罗姆充满讽刺意味的旁白,影片嘲讽了纳粹主义,并把纳粹邪恶行径的影像与摄制组当时在莫斯科、华沙和柏林拍摄的一些学生、恋人、母子的日常场景放在一起同时呈现给了观众,让这些日常景象与法西斯主义的恶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除了展现二战期间苏联人民的牺牲,整部影片还在不冒犯苏联的情况下,将纳粹主义德国与斯大林主义的恐怖统治清晰而微妙地联系在了一起。
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俄文退休教授简·陶布曼(Jane Taubman)表示,这部纪录片的目标受众凭直觉就能知道影片中隐含的意图。她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俄罗斯人过去 200 年间大多数时候都在经受审查,因此他们习惯从字里行间(或画面)中解读所谓的‘伊索式语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西方人所不了解的。”
这部纪录片于 1965 年下旬上映,有数百万苏联人观看了影片。
《幻影大屠杀:苏联电影与犹太灾难》(The Phantom Holocaust: Soviet Cinema and Jewish Catastrophe,2013)的作者、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犹太与近东研究教授奥尔加·格什森(Olga Gershenson)在电话采访中表示:“马娅说它在苏联引发了许多自我反省,促使人们停下脚步好好思考。当时,苏联媒体称赞这是一部反法西斯纪录片。”
《普通法西斯》后,图罗夫斯卡娅几乎没有再参与过电影制作。相反,她把精力放到了电影及戏剧评论上,为报纸、杂志和期刊撰写文稿。她曾写过有关德国剧作家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俄罗斯电影及舞台剧女演员玛丽亚·芭芭诺娃(Maria Babanov)和杰出的苏联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的著作。塔可夫斯基令人惊艳、大多时候相当抽象的电影在西方备受赞誉,但在他的祖国却属于禁片。
图罗夫斯卡娅写道,塔可夫斯基的每一部影片都是一部长篇电影中的一个章节,包括讲述一位孤儿在二战期间为苏联军队当侦查员的著名电影《伊万的童年》(Ivan’s Childhood)。
“电影的主题不过是个钉子,挂着对内在世界的一点启示。那不仅是个回忆的世界,更是一个有着自己规律的宇宙,”她在《塔可夫斯基:电影如诗》(Tarkovksy: Cinema as Poetry,1981)中写道,“串联起这个宇宙中元素的是塔可夫斯基自称为‘韵律’的东西。”
由于图罗夫斯卡娅的文笔轻松又老练,迈克尔·布拉辛克西(Michael Brashinksy)和安德鲁·霍顿(Andrew Horton)曾在著作《俄罗斯评论家评“开放政策”下的电影》(Russian Critics on the Cinema of Glasnost,1994)中把她比作苏珊·桑塔格。他们写道:“图罗夫斯卡娅首先是一位戏剧评论家。由于她非常了解戏剧,她比大多数评论家更善于欣赏电影的表演。同时,她也是一位纯文学鉴赏家,因此她总是很关注电影的文学核心。”
图罗夫斯卡娅用锐利的目光审视了 1960 年代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系列电影的成功,如《007 之诺博士》(Dr. No)、《007 之霹雳弹》(Thunderball)和《007 之俄罗斯之恋》(From Russia With Love)。
1966 年,图罗夫斯卡娅在苏联文学期刊《新世界》(Novy Mir)中写道:“人们可以尽所其能地嘲笑勇敢的邦德展开的这些愚蠢冒险。”但与此同时,她也指出,这些根据伊恩·弗莱明(Ian Fleming)的间谍小说改编的电影之所以大受欢迎,“可能正反映了西方生活的单调与乏味”。
1924 年 10 月 27 日,马娅·约瑟夫芙纳·图罗夫斯卡娅(Maya Iosifovna Turovskaya)生于乌克兰哈尔科夫。她的父亲约瑟夫·图罗夫斯基(Iosif Turovsky)是经济学教授,母亲芬妮·图罗夫斯卡娅(Fani [Shub] Turovskaya)是物理学家。她很小的时候,父亲曾因为政治原因被逮捕入狱。出狱后,他成了一名工程师。
“我母亲读弗洛伊德(Freud),父亲读经典文学,”1998 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图罗夫斯卡娅说道,“我们经历了西班牙内战,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的父亲进过监狱,我们班上至少一半孩子的父亲失踪了。我们是在大清洗时代(Great Terror)长大的孩子。”
她回忆起 1944 年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电影《伊凡雷帝》(Ivan the Terrible, Part I)上映后家里的一场讨论。
“我有个叔叔名叫约瑟夫·施皮内尔(Isoif Shpinel),他是《伊凡雷帝》的布景师。我们在桌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探讨。我问他:‘你怎么能颂扬伊万呢?’他答道:‘傻丫头,我是在和伟大的爱森斯坦一起工作。’每个和爱森斯坦一起工作过的人都说过这样的话。”
1940 年代,图罗夫斯卡娅在莫斯科国立大学(Moscow State University)学习语言学。毕业后,她又在国立戏剧学院(State Theater Institute)获得了戏剧学学位。完成学业后,她被一家国家电台委员会录用,但很快又因为犹太人的身份被开除了。
1950 年代,她开始撰写有关戏剧、电影和文化的文章。但一直到 1960 年代,她才开始声名鹊起。当时,苏联由尼基塔·S·赫鲁晓夫(Nikita S. Khrushchev)领导,仍处于后斯大林时代的政治解冻期。
1980 年代晚期,图罗夫斯卡娅评论家、学者和历史学家的名气越来越大。她开始在纽约的大学讲课,与来自耶鲁大学、哈佛大学、阿默斯特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等学府的俄罗斯学者举办非正式的电影讨论会。
“她会给我们看几部电影,然后告诉我们她对这些电影的解读,”陶布曼教授在电话采访中表示,“她脑海中充满了奇妙的知识,而且她非常慷慨。她叫我‘Janechik’,还说阿默斯特学院是她的乡间别墅。”
2008 年,俄罗斯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为图罗夫斯卡娅颁发了有俄罗斯奥斯卡之称的尼卡奖(Nika Award),肯定了她在电影科学、批评与教育领域做出的贡献。
图罗夫斯卡娅的儿子、孙子和一位姊妹贝莎·罗金斯卡娅目前仍健在。
格什森回忆了十年前在慕尼黑一家咖啡店采访图罗夫斯卡娅时的情形。
格什森表示:“她有很长远的历史观。”她引用了图罗夫斯卡娅的一段话:“我活了很长时间。我很清楚,一切都是不断变化的。当下我们可以观察到的事物并不会永远存在。我们都习惯性地认为,一切事物都会永远像这样,一切事物都会永远像那样。但事实上,一切事物都在不断变化。一直在不断变化。”
翻译:熊猫译社 钱功毅
题图版权:Jens Schwarz
© 2019 TH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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