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的传记，如何理解其争议与复杂？
塞巴斯蒂安·马拉比有一种罕见能力，他能将权势人物故事，与对重要机构、重大政策挑战的洞见交织成文，叙述流畅，技艺高超。《格林斯潘传》是一部杰出传记，同时也是一本经济史、政治人物特写、货币政策的启蒙读本。——罗伯特·B·佐立克 世界银行前行长、美国前副国务卿
作者简介：
塞巴斯蒂安·马拉比（Sebastian Mallaby），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保罗﹒沃尔克国际经济高级研究员，《金融时报》前编辑，曾两度获得普利策奖。其著作包括《富可敌国》（More Money Than God），《世界银行家》（The World's Banker）等。
译者简介：
巴曙松，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主要著作有：《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研究》《金融危机中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挑战与改进》《巴塞尔资本协议III研究》《中国资产管理行业发展报告》等，译著有《大而不倒》《资本之王》《证券分析（原书第 6 版）》《炼金术士》《当音乐停止之后》《危机经济学》等。
陈剑，金融学博士，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本科毕业于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英语专业，专业英语八级。长期从事银行监管工作，利用业余时间致力于金融专业书籍翻译工作，为中国金融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有益借鉴与思考。
书籍摘录：
16 浅黑色的星期一（节选）
1987 年 10 月 19 日，在暴跌 5% 后接下来的那个交易日，股市继续暴跌，历史上称之为“黑色星期一”。先是东京和伦敦股市双双出现了暴跌的情况，当纽约和芝加哥开始交易时，暴跌继续上演。到上午 10 点左右，格林斯潘召开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电话会议。市场在头一个半小时就已经跌去了 10% ，其糟糕的程度是周五的两倍。
格林斯潘本应在午饭后飞去达拉斯，参加美国银行家协会的一场会议。美联储副主席约翰逊在电话会议中劝告格林斯潘不要去达拉斯了，因为如果股市继续这样肆意跌下去，关于银行监管方面的演讲会使人们联络不上格林斯潘。然而，格林斯潘仍然认为最好的政策就是保持平静和自信。 80 年前，也就是 1907 年，约翰·皮尔庞特·摩根在弗吉尼亚参加会议时，知道了华尔街的危机；他拒绝了马上冲回纽约，原因就是草率地赶回会给公众传达出恐慌的情绪。作为 JP 摩根的前董事，格林斯潘对其创始人镇定自若的故事充满着敬佩之情，并沉浸其中。他决定坚持自己的行程，直接飞去达拉斯。
在格林斯潘前往达拉斯后，约翰逊将一小部分高级官员召集起来，并在自己办公室对面镶嵌红木的“专门图书馆”（Special Library）建立了危机中心。很快，一个计划很快浮现了出来。美联储的职责不是去阻止市场下跌，市场势必将自己去发现自己的价格水平。相反，美联储的职责是控制崩盘可能带来的附加灾难。如果一家大银行发生挤兑，美联储的任务是防止这种挤兑蔓延到其他银行。
面对股市危机这个看不见的敌人，约翰逊的临时危机小组需要一些新鲜的策略。这一次，根据“粉红手册”中罗列的对付最坏情况的办法，美联储决定将资金注入短期借贷市场。充足的流动性将帮助投资者和经纪人得到贷款，这将有希望减缓他们所受股市的影响。
2000 多公里以外，格林斯潘的飞机降落在达拉斯。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的代表去机场欢迎了他。
“股市最后走向如何？”格林斯潘马上问道。
“下跌了 508 点。”那个人说道。
“很好，这是一次很好的修复。”格林斯潘说。如果市场指数只下跌了 5.08 点，那就说明他坚持自己的行程是正确的。
来自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的人看起来很痛苦，格林斯潘这才意识到到底发生了什么。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降了 508 点，而不是基点，这几乎是其总市值的 1/4 。这也是历史上单日最大跌幅。
当时，市场下跌在账面上洗掉的财富已相当于法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或者说是加利福尼亚州加上佛罗里达州的国民生产总值。任何一个金融系统在经历如此的打击后都会承受巨大的压力。
“你知道人们对于中弹怎么说的吗？”格林斯潘还记得他在电话会议中告诉其他人的话，“你似乎感觉自己被击中了，但是那个创伤并不会立即让你感受到疼痛。在接下来的 24 小时或 48 小时里，我们将感受到更多的痛苦。”
就在当天吃早饭时，格林斯潘还曾经怀疑，美联储并没有处理崩盘的工具。然而，当一次历史性的下跌已经到来时，美联储没有任何别的选择，即使需要临时准备应对工具，也只能如此。
周二，美联储紧急发表了公开声明，该声明写道：“作为美国中央银行的美联储，它将履行自己的职责，在今天明确地宣告，它已做好向经济和金融系统提供流动性支持的准备。”
声明第一步，危机还远没有被处理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科里根低声坚持着他的观点：“艾伦，我们需要对这个办法予以支持。”尽管向市场中注入资金是一个好的开始，但是自从该方法出现在“粉红手册”上，它便被视为一种间接的解决方法。只有银行充分配合，这些资金才能注入那些有问题的机构。
作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科里根声称他将给纽约主要的银行打电话，并告诉它们务必继续出借资金。无论是像摩根士丹利那样在芝加哥亏损严重的公司，还是缺少资金去买卖股票的做市商，银行都应该给它们放贷。“我就是想让你知道我要开始打电话了。”科里根告诉格林斯潘。
格林斯潘吃了一惊。在其职业生涯的大多数时间中，他都坚持认为，政府不应该告诉银行应借钱给谁。他问科里根打算如何表达自己的意思。
科里根告诉格林斯潘，他将会找到平衡。没有任何央行指导手册告诉各位领导人应如何打这样的电话，但科里根曾经经历过，他知道如何打这种电话。他将会给银行的主要负责人打电话，并保证所有的商业和信用决定都是由银行自己作出的；美联储不会做事后批评。不过，随后他将传达自己的双关语：“未来金融界的发展是有宏观规划的。你需要对所有有利于整个金融体系的事情保持敏感度。如果这个体系崩溃了，你也不会安然无恙。”科里根会把这个掺杂着权威和威胁的观点灌输给他们，而那些银行的主要负责人就会明白他的意思。
格林斯潘表示了赞同。他没有太多选择：美联储需要带领美国渡过这次危机。
在那个周二收盘前的最后两个小时，股市收复了失地，并以上涨报收。在那周结束的时候，恐慌也结束了。美国的金融体系挺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坏的时刻。
格林斯潘在危机中的表现也增强了大家对其领导能力的信心。白宫幕僚长霍华德和美国财政部长贝克事后都将格林斯潘描述为中流砥柱。“黑色星期一”后的一个月，《华尔街日报》在它的头版刊登了格林斯潘的照片。其长标题赫然写道：“美联储新任主席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赢得了赞誉。艾伦·格林斯潘预见问题的能力和善于制订计划的能力帮助了他。”
这些赞誉有多少是格林斯潘应得的呢？这就不太好说了。神来之笔的美联储声明并不主要是他的主意；白宫给华尔街打电话也不是他的意思；他还曾试图阻止科里根对银行进行恫吓。
通过对这场危机的反思，人们会发现，科里根给银行主要负责人打的那些电话尤其有效果。这些电话的作用甚至可能超过了科里根当初的设想。在一周里，纽约最大的 10 家银行向证券公司的贷款量几乎翻倍，这使得经纪商可以满足芝加哥清算所的现金需要，并从抛售造成的恶性循环中解脱了出来。科里根的电话产生的效果在花旗集团时任董事长约翰·里德（John S.Reed）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仅仅在周二当天，花旗银行向经纪商的贷款量就高达 14 亿美元，远高于平时每天 2 亿~ 4 亿美元的水平。科里根一定把里德的耳朵都磨出老茧了。
不管是否应得，格林斯潘赢得拯救市场的美誉也并非偶然。他不一定是美联储最好的危机处理者，但他无疑是最好的政治家。他在许多年中花了大量时间培养在白宫、美国财政部和媒体方面的盟友，为此他需要克服与生俱来的内向性格，尽力参加很多社交活动和国宴。现在这笔投资有回报了。格林斯潘就是那个众所周知的人，如果美联储做对了什么事情，人们总会倾向于认为，这一切都是由其清晰的头脑促成的。毕竟，他是美联储主席。
如果说“黑色星期一”让格林斯潘名声大振，那么其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对其名望的作用就要逊色多了。关于市场有效性假说，自 20 世纪 60 年代末以来，就一直在金融学术界占据主导地位，而现在则需要重新思考一下了。统计学家指出，这种股价暴跌实际出现的次数，比按有效市场公式计算出来的次数，要频繁得多。行为经济学家借助心理学实验证明，投资者的理性存在局限性。格林斯潘从没有买过有效市场假说的账，因此，对他而言，无论怎么对该理论进行修修补补，都不可能扰乱他的固有观点。然而，从这次经济崩溃中得出的一些新教训，却对他的固有想法构成了挑战。“黑色星期一”迫使他丢弃了自己的信念，即中央银行应允许私人金融家破产。这也驱使他重新思考，市场一次严重的下跌可能真会拖累实体经济。这两方面的教训，共同导致格林斯潘的中央银行之路发生了决定性变化。
对这次危机的第一次反思，就让格林斯潘否定了他的兰德主义讲座。在 1963 年和 1964 年，他曾将“货币恐慌”视为经济纪律的执法者。然而，到了对伊利诺伊大陆银行实施救助时，格林斯潘的立场开始软化：美国的政治体制还无法承担大型金融体系崩盘造成的后果。因此，作为最后贷款人的中央银行必须要抑制“货币恐慌”。在“黑色星期一”之后，格林斯潘的观念彻底转变了。 1988 年 2 月，在普罗克斯迈尔和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委员面前，他证实说，美联储的援救并不只是因为民主党施加了不可避免的压力。这次援救本来就很有必要。
格林斯潘新思想的关键在于一种区别。这一点在他年轻时的文章中没有出现过，这很令人奇怪。格林斯潘现在认识到，金融危机包含合理和不合理两个部分。在某种程度上投资者和债权人都能意识到真正的风险，这种情况下的市场大幅回调可能是有益的。然而，在危机中，恐慌很可能会自我扩张，所以修正可能就戏剧化地过了头。
美联储应对“黑色星期一”的策略是“力图将金融体系中的不理性行为缩减到不能再减的地步”。格林斯潘告诉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委员：他正为以后的反复干预设定明确的规则。此外，随着金融自身的发展，抵抗危机的案例越来越复杂了。 1964 年，当年轻的格林斯潘思考此前 70 年的“货币恐慌”时，他构建了一个让金融机构自生自灭的理论。由于那时的金融体系的规模足够小，所以他的想法能够使人信服，尽管很激进。
然而，到他就任美联储主席时，金融体系的绝对规模使得蔓延式破产的成本高到不可思议。在这中间的 23 年里，各部门的债券总额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已经增长5倍多，从 7% 增长到了 37% 。银行和其他存款机构的资产规模也扩展了近百倍，从 460 亿美元增长到了 41000 亿美元，占 GDP 的比重从 66% 上升到 84% 。公司债券未偿还余额占 GDP 的比重已经从 15% 涨到了 23% 。
正如当年夏天格林斯潘和科里根所讨论的那样，与美国的杠杆化进程相生相伴的是出现了一个必须予以支撑的金融体系。该体系不但包括那些“大而不倒”的银行，还包括与银行相连接的公司和清算所。如果说格林斯潘背离了他年轻时的兰德主义原则，那也是因为他的眼界更开阔了。
题图为格林斯潘，来自：白宫，by Shealah Craig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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