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

科技公司是否应该与军方合作?这里有个关于凝固汽油弹的先例可以参考

Kevin Roose ·

除了道德上的争议之外,这些决定是否在经济层面有害?

本文只能在《好奇心日报》发布,即使我们允许了也不许转载*

过去几个月里,硅谷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讨论:亚马逊、Google、微软等科技巨头,是否应该与美国军方以及入境和海关执法局(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这样的机构合作?

论辩双方的出发点往往局限在道德层面。

一方面,科技公司高管和许多政府官员认为,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高新技术将会大大改变无人机作战、边境安全等关键领域,因而美国的科技巨头有责任为国效力。

亚马逊首席执行官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去年的一番话就总结了这一观点:“大型科技公司要是背弃国防部的话,这个国家就麻烦了。”

另一方面,科技公司的一些员工,包括许多反特朗普的进步人士不希望自己的工具被用于无人机作战、移民扣押等他们眼中不道德的行径。上个月,微软部分员工就给公司高层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他们终止一份与美国陆军的合同。按照协议,微软将向军方提供 HoloLens 增强现实头戴设备用于实战和训练。

微软员工在信中写道:“我们加入微软不是为了研发武器,我们强烈要求掌握对工作成果应用的发言权。”

这样的讨论不是没有意义。不过出人意料的是,还有一个更实际的问题少有人提及:科技巨头决定与国防、执法部门签订有争议的合同,从金融角度而言是不是一个错误?

一些合同似乎是再简单不过的商业交易。微软出售 HoloLens 的订单价值约 5 亿美元,占公司 2018 年总营收的 1% 不到,但毕竟聊胜于无。目前,亚马逊、IBM、微软和甲骨文公司也都竞标了美国国防部价值 100 亿美元的“联合企业国防基础设施项目”(Project JEDI)云服务合同

但这些合同的利润或许并不像表面上那么丰厚。相反,它们背后可能暗藏着巨大的隐性成本:公司声誉或将因此受损,企业招聘会面临困难,产品还可能遭到消费者抵制。这些后果势必会抹杀任何短期效益。

要想了解原委,不妨看一看上世纪最臭名昭著的军事合同。

1965 年,总部位于密西根州的化学品制造商陶氏化学公司(Dow Chemical)与美国国防部签订了一份价值 500 万美元的合同,开始为美军生产凝固汽油弹。这是一种杀伤力极强的可燃性化学物质,后来在越战期间被美军广泛使用。

陶氏公司原本并不是军事承包商。事实上,在与五角大楼签订合同之前,陶氏最著名的产品是工业化学品和赛纶保鲜薄(Saran Wrap)这样的家用塑料制品。

但在接下来短短几年里,美国民众渐渐了解到了南越儿童被凝固汽油弹严重烧伤的可怕画面,反战人士于是把矛头指向了陶氏公司。

活动人士开始抵制陶氏的产品,他们在陶氏校园招聘会上举行抗议,并指责公司高管借战争之机发不义之财。有一次公司召开年度股东大会时,示威人群还在楼外打出了“陶氏每一滴凝固汽油背后的学问”(Dow Know-How in Every Drop of Napalm)这样的标语。可是陶氏公司高管拒不让步。他们辩称凝固汽油弹只是公司业务的一小部分,而向军方提供必要物资是公司应负的责任。

然而,反战人士抵制的呼声盖过了公司诉诸爱国主义的论调。正如罗伯特·内尔(Robert M. Neer)在《凝固汽油弹》(Napalm)一书中所写,陶氏化学公司的声誉因为凝固汽油弹的合同一落千丈。公司的招聘工作受阻,为了重新赢得公众的信任,其营销部门不得不发起了一场漫长且耗资不菲的活动。

陶氏前首席执行官安德鲁·利夫里斯(Andrew Liveris)曾在 2006 年表示:“我们从一家生产赛纶食品保鲜薄的公司,变成了一台战争机器。”

1969 年,陶氏化学公司不再为军方制造凝固汽油弹,此时距离投产仅过了 4 年。然而在后来的几十年里,这段历史成了陶氏挥之不去的阴影。(陶氏化学公司于 2017 年与杜邦公司合并,如今它依然承接军事订单,但主要生产农业和工业化学品。)

总而言之,价值 500 万美元的凝固汽油弹合同很可能让陶氏化学公司损失了数十亿美元。而如果公司高管一开始就听取了反对意见、开展风险评测并改变策略的话,这种错误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如今几大科技巨头也处于类似的境地。诸如亚马逊、微软等公司在世界各地深受消费者的喜爱,它们聘用了许多有原则、有理想,而且技术能力极其宝贵的工程师,还给了员工很大的自由探讨公司的价值观。而在当今这个时代,消费者对企业声誉愈发敏感,品牌稍有不慎就可能一连几年一蹶不振。

科技公司的产品并不像凝固汽油弹那样危害明显。更有不少支持者认为,一些提供给军方的技术(例如可以用来实施精准无人机打击的图像识别算法),其实还能挽救平民的生命。

但事实上,科技公司完全不知道未来政府会如何使用这些技术,也不知道政治格局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会不会让自己被迫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从一定程度上而言,硅谷的各大公司正面临着陶氏在 1965 年面临的相同选择:是与政府签下富有争议的合同、甘冒可能会被抵制的风险,还是选择爱惜名誉、把这些订单留给传统军事承包商?

已有迹象表明,科技公司的麻烦近在眼前。最近,斯坦福大学校园招贴栏上出现了不少传单,敦促学生不要加入亚马逊、微软、帕兰蒂尔(Palantir)等据报道已与美国入境和海关执法局签订合同的公司。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也提醒说,科技公司一旦背上了发战争财的恶名,充满理想主义的应聘者在未来数年内都会远离它们。

杰克·克拉克(Jack Clark)是非营利机构“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OpenAI)的政策部主任,他表示:“顶尖的人工智能人才并不想为洛克希德·马丁工作。”(洛克希德·马丁[Lockheed Martin]是一家美国航空航天制造商,也是全球最大的军事承包商,译注。

其实在今天的营商环境下,拒签有争议的军事合同反而可以成为一家公司的卖点。

日前,我与“人工情绪智能”初创公司 Affectiva 的联合创始人 Rana el Kaliouby 做了一番交流。这家公司的软件采用人工智能技术捕捉人类情绪。公司刚起步时有不少政府机构抛来了橄榄枝,例如中情局的风投机构希望用他们的产品来提高自己的监控能力。

尽管当时公司需要这笔投资,但最后还是回绝了这笔交易。此后,Affectiva 向其它非政府机构募集了超过 5000 万美元,并将“开发有道德的人工智能”变成了自己的品牌核心。

Rana 表示:“我们希望赢得人们的信任。我们把正直作为核心价值,同时尊重用户隐私,并以此来排除我们不愿看到的应用场景。”

科技巨头不妨学一学他们的榜样。拒绝有争议的军事合同不会影响公司的生意。从长远来看,股东反而还会感激。


翻译:熊猫译社 智竑

题图版权:Matt Chase/The New York Times

© 2019 THE NEW YORK TIMES


原文链接 (已下线): https://www.qdaily.com/articles/61804.html
Wayback 快照: http://web.archive.org/web/20190307011041/https://www.qdaily.com/articles/618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