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作家阿瑟·米勒通过剧场,记录了对 1980 年代中国的观察
这份记录非同凡响,它是对(那个时代的)中国景象的反应,记录者是舞台上的顶尖高手,更是拥有敏锐眼光和深刻思想的世界公民。——《纽约时报》
作者简介:
阿瑟·米勒(1915—2005),著名美国剧作家。他被哈维尔评价为“ 20 世纪最伟大的剧作家”;拉什迪说他是“一个具有真正道德高度的人,表现出今日堕落之世上的罕有品质”;英国剧作家哈罗德·品特称:“他是一个里程碑,一个领路人,我对他深为折服。”
主要剧作有《推销员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萨勒姆的女巫》(The Crucible)、《桥头眺望》(A View from the Bridge)、《美国时钟》(The American Clock)等。
译者简介:
汪小英,毕业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后入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师范系学习小学教育,另译有《少年柏拉图》《上学真的有用吗?》。
书籍摘录:
序言
1984 年,我刚到中国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导演《推销员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时,根本没想到要写书。影响写作的不确定因素太多了:演员里只有一人懂英语,我怎么交流?观众对这出戏能否有起码的理解?它的形式与它所讲述的社会一样,对他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实际上,一位人艺的导演在排练开始后读过剧本,他宣称:“演这样的戏完全没有可能。”尔后,好几位演员坦白地承认,刚开始排练时,他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东西方的月亮一样亮,东方的演员和西方的演员同样才华横溢。不同的只是,东方演员特别彬彬有礼。我后来认识到,这是中国人说话行事的方式。他们更加持重,对年长者尤其尊敬。可是在中国,至少在中国大陆,人们的观点总与自己所在的社会团体一致。比如,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让大家相信:比夫坚决反对威利追求金钱,可是他并不是在谈论政治,这只是他从个人经验出发所持的立场。一个人动辄心血来潮,不停地改换职业,这在中国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中国人喜爱群体服从社会的情形,也是外国人想象不到的。哈皮不顾兄弟要睡觉不停地跟他说话,对于这个角色和演员来说都委实困难,因为这样做太不礼貌了。
虽然有这么多礼貌习俗上的问题,我发现我们的感情是相似的: 爱、怜惜、幻想,等等。中国观众的热烈反响再次证明了这种相似。这出戏上演了数月,又在全国巡回演出,同时电视转播。不久前, 这出戏只更换了两名演员,又在北京上演。
当然,中国观众如何理解这出戏另当别论,而且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一位女观众看了这出戏,摇着头感叹着对我的妻子英格·莫拉斯(Inge Morath)说:“威利跟家母的确一模一样。”散场后, 另一位男青年在大厅接受 CBS 采访,他同意威利的哲学:“人人都想当第一,当老板。这自然是对的,错的是比夫。”比夫来到时的中国,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极端平均主义中走出来,这之前,任何与众不同的想法和做法都有违社会道德(甚至养金鱼、养鸟都被禁止)。对中国人来说,比夫更像是旧时的红卫兵,拒绝威利提倡的出人头地。
这本偶然结成的书大部分是按排练时间顺序写成的。中国演员们从早上八点排练到中午十二点,然后休息,再从晚上七点排练到十点。他们利用中间的时间用餐及午睡。我因为担心自己被日复一日的陌生语言所隔阂,随身带一个小录音机录下我自己以及英若诚在排练时说过的话。英若诚扮演威利,因为英语流利,也担当排练的翻译,我通过他得以与其他演员顺畅地交流。如果下午没有排练,我就听早上排练的录音。这些录音复杂零星,我几乎已经全部忘记,于是我用打字机把它们草草记下。过了几天我就发现,记录的谈话显示出,我们大家正尝试着感受一个从未到过的未知国度:对他们来说,是想象中的威利·洛曼的美国;对我而言,则是中国式的布鲁克林。
当然这些都发生在 1989 年之前,那时“文革”刚刚结束不久,人们正期望中国更加开放,中国不大可能回到落后的过去,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人们似乎越来越相信中国的未来会更加理性更加开放,甚至不屑于提起对曾经伤害过他们的人施行报复。过去已经过去,没有仇恨,人们不必报复从前的敌人。我景仰宽容者的大度。为了开始适度的公民行为,他们决意展示宽容和开放的态度。实际上,我们的舞台监督曾经十分狂热,如今,他依旧有些麻烦:休息时间刚到,他就冲到我面前,手指着手表,让我停止正在排练的一场戏甚或只是一句台词,遵守所谓制度。大家当时对此一笑置之,并没有惊惶失措—这种变化对他们来说意义重大。但我觉得,对这种粗暴的干涉行为和这种危险人物,现在未必可以总是一笑置之。
但是,古老的中国不会倒下,她会沿着曲折的历史道路继续前进—时而是世界的师表,时而是笨拙而固执的学生。《推销员之死》排演之时,正赶上中国大有希望的急剧发展的波峰。本书的记录只是惊鸿一瞥,反映了一些平常中国人的心境;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中的演员。
缘起
世界上每四个人里就有一个中国人。这会引起一些尴尬,比如,西方所称的大作家、名演员或是大画家,在中国也许不为人知。而中国文化的伟大在其他地方也几乎无人知晓。中外双方持有的地方主义的态度,使中国这个泱泱大国令人不可思议地遗世独立。
“文革”期间,外国文艺作品及其一切影响被一律封禁。由于苏联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十几年里,中国人在戏剧方面只知道高尔基、契诃夫、易卜生以及他们在中国的追随者。 60 年代,中国只有八个样板戏可以上演。这些戏与其说是反映真实生活的富有想象力的作品,不如说是政治宣传。
我在 1978 年访问中国期间,见到了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曹禺和剧院的导演及主要演员英若诚。他们二人都有与美国相关的个人经历,也都急于把“二战”后的世界戏剧介绍给中国人。但是,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与世隔绝多年之后,中国观众是否能够理解西方戏剧?如果能够,理解的程度如何?曹禺和英若诚对这些问题一无所知,其他人也是一样。中国演员也是问题,他们所受的不是现实主义的戏剧训练,而是糟糕的情节剧训练。与欧美相当现实主义的戏剧相比,情节剧属于不同的文化传统,其表演风格的过火夸张令人难以忍受。
英若诚出身于学者世家,本人也是学者,对西方文学涉猎广泛。 30 年代时,曹禺在美国待了一年,喜欢上了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的戏剧。 1949 年解放之前的几年里,他写过不少有创造力的好作品,表现出奥尼尔式的对腐败社会的批判精神,其中很多部受到中国观众的欢迎。他们渴望了解西方,有一个新的开始。然而,他们最终的目标是:借着观察西方戏剧,找到新的当代中国的戏剧形式和表演风格。
1978 年,我作为一名游客来到了中国。不久,我就发现自己见到的所有的作家、导演、演员都在告诉我一件事,而我处于一种天真无知的状态,慢慢才醒悟过来:这些人毫无例外地都经历了多年的混乱生活,刚刚回返到正常生活中来;他们完全不知道奥尼尔之后的我及其他任何美国剧作家,或者高尔基之后的任何欧洲剧作家。
其后的两年中,曹禺和英若诚一起访问了美国,英若诚还扮演了多个影视角色—其中一个便是美国电视片《马可·波罗》(Marco Polo)里的忽必烈。他们二人都认识到,过去的十年中他们错过了太多优秀的西方戏剧作品。有趣的是,他们在 1979 年提起要排演《都是我的儿子》(All My Sons);一年半之后,他们又改了初衷,想要排演《推销员之死》。在这短短的一年半之间,他们认识到,随着中国的开放,观众已经有足够的修养来欣赏《推销员之死》这出对他们来说形式完全创新的戏剧。此外, 80 年代早期,已经有好几部在表演和结构上与《都是我的儿子》类似的中国话剧出现。事实上,《都是我的儿子》遵循的是现实主义的话剧传统,没有太多值得学习的创新形式。
曹禺和英若诚对能否不用外人协助独立将《推销员之死》搬上舞台心存疑虑,这种疑虑终于让他们坚决要求由我来中国导演这出戏。自然,我最初被这个主意吓了一跳。我跟演员言语不通,怎么指导他们?更糟的是,在多年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我怎么能在舞台上再现出人们记忆里并不存在的生活?我犹豫不决。
但是,几个月过去了,我越来越把这件事当成一个挑战。首先,没有外国导演曾为中国演员导演过新戏。我向熟悉中国的人征求意见,他们并不表示鼓励,因为在他们看来《推销员之死》是一出纯粹的美国戏。可是,有迹象表明,其他文化理解这出戏应该不成问题:就在这个时候,《萨勒姆的女巫》(The Crucible)在上海上演了,报道说这出戏把观众感动得流泪,让他们想起自己在过去遭受的苦难。尽管如此,我告诫自己:《推销员之死》比《萨勒姆的女巫》更受文化的局限。威利·洛曼来自一个雄心勃勃的商业帝国、一个害着成功热病的社会,而中国是一个农民占百分之九十人口的农业国家,绝大多数中国人接受的都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与威利的追求完全不同。也许,我会一败涂地。
后来我见到了美中艺术交流协会—设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经费独立的私人团体—会长周文中教授。周教授让我相信此事能够成功,我才终于决定接受邀请。周是中国人,在美国生活了很多年;他说中国人一定能懂得威利,理解他的热情。他的坚信,再加上英若诚和曹禺的厚望,让我觉得这件事似乎值得一试。
这本书是以我的排练日记为基础写成的。 1983 年春,我每天早上九点到中午、晚上七点到十点导演这出戏,下午则写日记。我把自己的“无事生非”、误解和错误的判断都原封不动地留在这里。在那两个月里,我兴奋地努力地工作,以独特的角度观察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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