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失败设计的案例库,人类为何失败,又如何进步?
“失败给我们提供了经验和智慧,让我们能预见到一个新提议的设计、计划或政策将会在哪里出错。对过去成功的过度信任肯定会导致将来惨痛的失败。”
作者简介:
亨利•波卓斯基(Henry Petroski),美国杜克大学土木工程、历史学教授,被《克科斯评论》誉为“科技的桂冠诗人”, 2006 年荣获美国历史悠久且最富盛名的工程奖项——华盛顿奖。他曾在《美国科学家》杂志上持续为大众撰写工程设计与文化研究专栏,同时也为《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撰写一些非工程类文章。
他的主要著作有《设计,人类的本性》《铅笔:设计与环境的历史》和《超越设计:散论及其他非方程式计算的尝试》等。波卓斯基通过对事故分析的案例、不同文化背景下器物形态的差异进行比较,以及梳理器物创造和演进的过程,富有创造性地阐述了抽象的设计基本问题;除此之外,他多采用以小见大的研究方法,通过一些经常被人们忽视的小物件来揭示复杂的设计原理。
书籍摘录:
第十四章 历史与失败(节选)
1912 年,拥有前所未有独创设计的远洋邮轮“泰坦尼克”号在还未下水之前,就被宣称为是“永不沉没”的成功。就像我们现在都知道的那样,它在第一次出海时就沉没了。一个世纪后的现在,让我们针对这件事做一个思维实验。我们假设一下,“泰坦尼克”号运气好点,没有在那时那刻碰到那座巨大的北大西洋冰山,没有这次不幸的遭遇,它可能会安全地到达纽约,它成功的设计会得到证明。“泰坦尼克”号完成的跨洋航行越多,船长、船主以及潜在的旅客们就会对它卓越的适航性越来越有信心。与之竞争的轮船公司会想要效仿“泰坦尼克”号的成功,也会想在技术上,经济性上还有商业优势上做出一些改进。更大、更快、更豪华的远洋邮轮会被设计并制造出来。为了在商业利益上更有竞争力,新船可能船体更薄并携带更少的救生艇。毕竟,这些新船都是参考那艘永不沉没并取得巨大成功的“泰坦尼克”号而设计的。
但我们从它未能到达目的地纽约的巨大失败里了解到,就算是“泰坦尼克”号也不能抵挡住一座冰山的碰撞——这是船体设计的一个致命缺陷。后来那些所有参照本应成功的“泰坦尼克”号设计的远洋邮轮,也有可能存在潜在的相似缺陷。因为“泰坦尼克”号的成功带来的过度自信,作为其衍生物的那些船,将会不可避免地使用更薄的钢材来制造船体,船体变得更加脆弱,而更少的救生艇配备则会让海上事故造成更多的伤亡。有这样一种可能性,这些“泰坦尼克”号的“改进版”中的某一艘船会最终运气不好,在同样的地点遭遇了那座命中注定的冰山。只有到那时候,致命的舱壁设计缺陷,才会无可争辩地显现出来。成功的改革不是来自效仿过去的成功并试图比它更好,而是来自从失败中学习,汲取经验教训。这里所说的失败不一定需要真实发生过,它也可能是我们假设会发生的失败。
确实,“泰坦尼克”号的事故、失败和沉没并不是无法预料的。众所周知在北大西洋航行的远洋邮轮很有可能遭遇冰山,特别是在“泰坦尼克”号出海的4 月份。冰山与邮轮擦身而过,船体可能被割开,表面的铆钉也可能被扯掉。一旦船体损坏,海水会进入船头,降低船的浮力。随着海水继续流入,船头继续下沉,高度有限的防水舱壁(一个致命的设计缺陷)会被淹没。船头接着继续下沉,船尾翘起来。如果船尾被抬出了水面,那就会出现一个船只设计时没有考虑到的情况——船身断成两半。不难算出,遭遇险情的人数会远远超过救生艇的容量。
这个已确认为事实的失败场景,应该作为避免设计失误的基础。然而不管是因为忽视、过度的自信还是基于经济因素考虑,船只的设计和运行都没有因此而修改或调整以确保这个有可能发生的场景不会真的发生。每个与之相关的人——从设计者到经营者到船员到乘客——看上去都更期望成功而不是害怕失败,可能他们觉得跨大西洋航行遇到冰山这种情况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少见的吧。但成功是一个难以捉摸的向导,我们应该通过对失败可能会发生并且确实会发生的合理认知,来权衡我们对成功的期望。失败给我们提供了经验和智慧,让我们能预见到一个新提议的设计、计划或政策将会在哪里出错。对过去成功的过度信任肯定会导致将来惨痛的失败。
工程是一种着眼于未来的专业,但也需要时常回头看一看以校准进度;工程师通常会为下一代产品而起草计划,试图设计和实现那些未曾实现过的事物。工程师们会构想更大、更快、更强韧的结构和系统;他们也会创造更小、更轻、更高效的机器和设备。新事物取代旧事物,这个过程的意义在于超越曾经的成功,比以前更好。
如果说过去的成就能为现在的设计提供什么帮助,那就是人们会用过去的成功作为标准来评判现今的设计。从这个观点来说,只有非常接近现在的技术史,才真正对现代工程有用,而且必须能提供可演算的数据或是需要克服的难题。那些过去比较久的工程历史,实际上对于现代工程已经没有太多可以参考的东西。在工程的悠久历史上,有着一个接着一个的成就,这种传承会给年轻的工程师们一种荣耀感,激励着他们前行,但在实际技能上,那些脱离现实的历史并不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实际的提升。
仅仅着眼于接近现在的历史,是目光短浅的。早已嵌入社会和文化里的工程历史,以及我们如今在现实世界中所创造的那些卓越的工程,都向我们展示了工程的真正意义。工程师们知道他们遇到的问题不仅仅是在技术这个维度,但如果不打下坚实的技术基础,那么他们的方案最终都会漏洞百出。因此在工程教育和实习中,工程历史最有意义的用途不是告诉新工程师们那些老古董们是怎么运行的,而是告诉大家工程学不断超越自我、不断创新的这种永恒的追求。正是通过这样的努力,工程技术才在历史文化长河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之前举办的一次开放式研讨会上,英国结构工程师协会的萨瑟兰(R. J. M. Sutherland)表达了他的观点,他认为:“如果未来的设计师们可以独自培养出一种回头审视过去项目的习惯,并学会质疑设计的初衷是否得到兑现,那大多数的工程灾难都可以被避免。”不幸的是,这种审视和质疑很少有设计师能真正做到。工程界所取得的昭著成就,一般都是倾向于从过去的失败中寻找答案,而不是从稳定且持续增长的成功经验中继承——无论是发现工件有细小缺陷这样的小事,还是工艺现状达不到要求这样的大问题,都是如此。自负的设计师托马斯·鲍奇设计的泰河大桥坍塌之后,同一段铁路上的福斯湾大桥(Firth of Forth)没有再沿用他的设计。与其沿用原先鲍奇设计的悬索桥结构,英国铁路公司宁愿重新任命一位设计师来完成这项设计,设计师约翰·福勒(John Fowler)接替了这项工作,他和本杰明·贝克(Benjamin Baker)一起完成了福斯湾大桥的设计。这座拥有开创性悬臂结构的大桥至今仍然在服役。加拿大人在设计第一座魁北克大桥时,试图在长度上和经济性上超越福斯湾大桥,然而设计上的失误导致了这座桥在建设过程中两度坍塌。经过了这次失败,加拿大人吸取了教训,第二座魁北克大桥便成为从失败中学习反思的经典案例,它们甚至开创了令新工程师们时刻警醒的“铁戒仪式”。塔科马海峡大桥的坍塌几乎在一夜之间让工程师们醍醐灌顶,开始重视起空气动力学在桥梁建设中的应用,这才有了后来横跨在英国塞文河和亨伯河(Severn and Humber Rivers)上那些非常成功的新悬索桥。一段有启发性和借鉴性的工程历史可以告诉工程师们如何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并借此做出更多、更好的成功设计。以史为鉴,不单单是为了告诫工程师们要以谦卑代替自大,也是为了教会工程师们如何制定出一套有效的自我修正方法。
工程的历史就像人类文明进程一样,是成功和失败的结合体。说起来可能让人有点不太能相信,但失败其实是这个结合体里更有用的一部分。尽管工程师们能从过往优秀的工程案例和重大的技术成果中学习到如何拥有更好的判断力和工作能力,但要成为一个卓越的工程师,一个卓越的人,不是读几本名人传记,或者总结几个过往成功案例的经验就能行的。其实,在建筑工程的历史中,不乏那些遵守着成功设计的传统但却最终失败的大桥设计: 1847 年的迪河大桥、 1879 年的泰河大桥、 1907 年的魁北克大桥以及 1940 年的塔科马海峡大桥。虽然上述的每个桥梁设计都尝试在现有工艺条件下挑战长度、长细比和经济性等各方面的极限,但这些建筑中没有任何一个是真正使用了全新的技术;它们似乎只是在跟随着成功案例的步子在走(虽然在某些情况下,步子跨得有点太大了)。
若干年前,保罗·G. 西布利(Paul G. Sibly)和阿利斯泰尔·C. 沃克(Alistair C. Walker)出版了一本书,他们详细地研究了各种在建设中、改建中和完成后发生的桥梁坍塌事故。这个以西布利博士论文为基础的研究显示, 19 世纪中期到 20 世纪中期之间的这些大型桥梁事故令人惊讶地显现出周期性趋势,差不多每 30 年就会发生一次重大的桥梁事故。这个规律已经被迪河大桥、泰河大桥、魁北克大桥和塔科马海峡大桥所验证,并且在 1970 年再度被延续,两座钢制箱梁桥在建设过程中坍塌,一座位于威尔士的米尔福德港(Milford Haven),另一座位于澳大利亚的墨尔本(“银桥”在 1967 年坍塌时已经建成 40 年,因此它并没有被归入这个规律。 2007 年坍塌的明尼阿波利斯的I – 35W 大桥也没有被计入,因为坍塌前该桥梁正在进行维修,维修所用的重型设备和材料改变了桥梁的荷载)。
这种引人注意的规律性,让人不得不猜想在 2000 年会不会又发生一次重大的桥梁事故。此时,最有可能延续这种规律的桥梁类型应该是斜拉桥。在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斜拉桥大多出现了拉索摆动的问题,人们试图通过各种稳定装置来控制这一现象以保证桥梁的安全。在日本,拉索摆动的问题由于大量的降雨而变得更加棘手。人们将拉索表面做成了凸起的螺旋纹状,这样就可以将降雨时顺着拉索流下的水流打乱,减少拉索的摆动。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类似的案例,主跨长度达到 2808 英尺的诺曼底大桥(Pont de Normandie)便是其中之一。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建成的这座大桥,也出现了拉索和桥面的摆动,人们用相互垂直的扎带和吸震装置对桥梁进行改造,以减少其流线型结构带来的摆动。我曾在 1998 年去过悉尼,驱车驶过主跨长度约为 1140 英尺的新格里布岛大桥(the new Glebe Island Bridge)。招待我此行的朋友告诉我,工程师们决定加装减震器来减少这座桥的振动。尽管这些问题仍然存在,但是设计师们在设计中已经逐渐把防震功能也考虑了进去,所以大型斜拉桥还没有发生过特别夸张的坍塌事故。我在 2009 年去韩国时看到了仁川大桥,发现这座大桥同样也装有减震器来减少桥的振动。
尽管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人们还是持续建造了更多更长的斜拉桥,于是拉索振动问题变得十分平常,并且可以预见。人们认为防震装置可以阻止桥梁发生事故,但这是否真的有效还有待验证。毋庸置疑的是,所采取的这些措施确实减少了桥梁的振动,并且能够检查到桥梁振动的幅度是否处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这一系列改造给了桥梁工业很大的信心,让他们认为如果新的桥梁出现了问题,他们也能想办法控制住。这和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的悬索桥情况十分相似,在未被察觉的扭动导致塔科马海峡大桥坍塌之前,整个行业也是这样信心满满。虽然 2010 年全年斜拉桥没有出现大型的事故,但突然的扭动导致桥体变形这样的问题还是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步行桥也经历了巨大的发展。步行桥不是什么新鲜的事物,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座桥可能就是步行桥。步行桥看上去很简单,也很贴近自然,但其实这对于桥梁设计者来说是不小的挑战。可能是因为步行桥历史悠久,并且贴近人们的生活,所以其工程建设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当人们谈论步行桥时,谈论得较多的是桥的建筑风格、美学以及新材料的使用,而不是桥的结构问题。不过,在 20 世纪行将结束时,这一切都改变了。
题图为电影《泰坦尼克号》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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