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变迁和人类大脑,究竟有着什么样的联系与影响?
好书会对新旧数据进行整合,连贯而准确地向读者讲述事情的原委,而卓越的书则远不止于此——它们激发读者做出新的假设,挑战读者用全新的方法思考旧问题。布鲁斯·韦克斯勒的《大脑与文化》无疑属于后者。 ——约翰· J. 麦格拉,《美国医学联合会杂志》
作者简介:
布鲁斯· E.韦克斯勒(Bruce E. Wexler):耶鲁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教授,美国康涅狄格州心理健康中心神经认知研究室主任。
书籍摘录:
引言(节选)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我们越来越了解人类的心智和大脑是如何工作的。我们所了解的这些知识,有一部分是在研究其他与人类有着相似行为的动物时发现的,另一部分则源于对人类个体和群体研究中经验观察与实验方法的创新。这两部分知识分属于不同的学术圈,有着不同的搜集和描述信息的方法与语言,但即便如此,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知识仍然被认为有着紧密的、实质上的联系。神经机制和心理机制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它们的不同被统一于人类个体的有机整体之中。在本书中,我试图探索关于人类神经机制和心理机制的几种主要的新知识体系间的联系。讨论这些联系时,有两点是需要特别强调的:第一,迄今为止这些知识体系间的关系依然明显是相互分离的;第二,通过这些知识体系的相互联系,关于人类个体和社会行为的重要而崭新的研究领域将日益显现。
我要讨论的第一个“知识集”涉及人类从出生到始成年期(18—25 岁)这个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大脑的物理性发育依赖于感官刺激,这些刺激的属性对大脑的功能性及结构性组织产生强烈影响。人类大脑伴随着环境的影响而逐渐成熟的这个时期要长于其他动物,并且人类大脑与其他灵长类动物大脑的差别最显著的部分,也正是最晚发育成熟、经过最长时间环境影响而演化形成的部分。来自物种内部其他成员(例如父母、兄弟姐妹、伙伴)的激发是塑造物种神经心理学层面上的发展尤其重要的一个因素。灵长类动物的婴儿需要母性的激发,大量研究已经证实这种母性的激发对婴儿的生理稳定性和身体发展都是必不可少的。
有关社会性联结和社会性依附的神经生物学研究已经证实,哺乳动物演化出了新的机能来维持激发行为。分子遗传学的研究识别出如下机制:母亲的刺激会对婴儿的DNA 结构和排列产生持续的改变,进而影响个体某些特定基因在其整个生命期间的活跃水平。此外,有关人类养育方面的文献证明,在婴儿成长的过程中,母亲和她的婴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个二元整体。苏联的发展心理学家维果茨基(L. S. Vygotsky)、奥地利的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以及后来美国的精神分析学家们在研究社会互动对构建个体内部心理结构的作用时,几乎达成了一致的结论。这些有关神经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知识的惊人拓展全都取决于人类大脑对心理、社会和其他感官输入信息的深入和广泛的敏感性。
将这些知识体系的工作成果综合起来考虑,具有两层重要的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外部环境对大脑发展的影响可以极大地增加个体间功能的差异性。双亲遗传物质的混合使后代具有多样性,因而有性繁殖的生命形式是具有进化优势的。因此,即使当群体所处的生活环境发生改变,不同个体之间的特征差异仍然可以增加群体某些成员继续繁衍生息的可能性。类似地,人们彼此间互动,自身感官输入相互混合,个体大脑功能后天塑造各不相同,具有不同功能特征的个体多样性得以源源不断地产生。在有性繁殖形成的生物多样性基础之上,这一机制大大拓展了生物适应性范围和物种本身解决各种复杂问题的能力。
第二层含义更为重要。人类除了会经历最为漫长的由环境塑造主导的大脑发育期外,还具备一种独特的能力,那就是改造曾经塑造他们大脑的环境,且其程度在整个生物界中都是史无前例的。这些人类对所共享的社会环境的改造包括物质结构、法律与其他行为准则、食物与穿着、语言与文字、音乐与其他艺术等。当代欧美社会的孩子们几乎是生活在一个完全由人类创建的社会环境中。人类塑造环境,反过来又塑造人类下一代的大脑,正是这种能力使得人类的适应性与个体能力得以快速发展;如若仅通过改变基因和实现基因突变,这一发展速度是无法实现的。文化对大脑功能可以进行跨世代的塑造,这也意味着人类对社会与文化演化进行操控的过程会对个体大脑和心智的运作产生重要影响。
我所探讨的第二个“知识集”涉及开始于成年早期的生命阶段。在这个阶段,大脑功能的神经可塑性与环境可塑性程度已经大大下降。我们都知道,和成年人相比,儿童在大脑受到损伤后能得到更大程度的恢复,学习一门新的语言也来得更轻松,这些都已经被公认为是人类成年以后大脑可塑性下降的证明。更多新的研究还表明,儿童时期大脑神经元发育与学习的化学机能非常活跃,但这一现象在成年人的大脑中则不显著,且成年人的学习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不同的细胞机能的。而从心理学层面上来说,成年人已经形成的知觉、态度和认知结构向来是抵制变化的。人们会选择性地感知,并更加珍视那些与自己内在价值观和大脑结构图示相一致的感官输入;人们选择与自己志趣相投的人交往,选择性地遗忘和怀疑那些与自己已有信念不一致的观点和信息;从个人主观经验的层面来看,人们更喜欢某些事物,仅仅因为这些事物对他们来说更为常见,更符合他们已经形成的内部表征。正是因为这样,个体一般都会希望自己身边是熟悉的人和事物,会抵制那些外来元素对他们所处环境的入侵。
因此,在青春期后期和始成年期之间,个人与他们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会发生重大转变。在幼年时期,我们的大脑和心智有高度的可塑性,需要感官输入来促使其不断成熟和发展,并逐渐适应周围环境最为主要的、循环出现的特征。在这一阶段,个体几乎无力影响或改变环境,但却容易被环境所改变。而到始成年期时,我们的大脑和心智已经发展出复杂的结构,且逐渐丧失了改变这些既有结构的能力。个体此时已经具备影响和改变环境的能力,其活动主要是致力于改变环境,使其与我们已经成型的大脑与心智结构相符。
然而,以上两个时期所遵循的是同一个神经生物学的原则:个体内在的神经心理学结构要与他们外在环境的主要特征相匹配,即所谓的内外部一致性(internal-external consonance)。由于人们与外部环境之间是通过强制性、连续性和多模式的感官刺激相联系的,这一原则自然尤其重要。关闭感官“接收器”是不可能的。发展中的大脑神经系统需要感官刺激来保证脑细胞的存活与发展。以成年人为实验对象的感官剥离实验证实,发育成熟的大脑也仍然需要感官输入来维持大脑功能的正常运作。实验还证明,人们甚至会搜寻无意义的感官刺激,从而避免感官剥离。这些科学发现也解释了人们为什么会在一整天的工作后,选择听听音乐、看几个小时的电视节目或者参加一些社会交往活动,而很少会选择回到家里安静地坐在黑暗里休息。成年人与外部环境的这些强制性联系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有着诸多引申意义。比如,体育迷的荷尔蒙状态与自我形象会随着他们所支持的团队与队员的比赛结果而变化。这些强制性联系也意味着人们无法避免地会感知到那些周围环境中与他们内在的神经心理结构不相匹配的外来元素。
在成年人与他们所处环境之间关系的诸多引申意义中,有两个是极其重要的。第一个涉及人类每一代所处的社会与他们所拥有的能力的变化。青年人改造自己身处的世界,使其与自己内在的大脑与心智结构相匹配。由于这些内在结构形成于每个人自己的经验组合与成长过程中人类所创造的文化环境,每一代青年人的内在结构必将不同于他们的父辈。当青年人努力改变周围的环境以匹配自己内在的结构时,他们需要和他们的父辈争夺对社会公共空间的控制权;其成功的程度决定了他们改变将来哺育自己孩子的环境的程度。因此,从个体层面来看,他们的行为和活动是保守的,因为他们尝试改变的是外部环境,而不是自己的内在结构。但是,从社会层面来看,他们的行为和活动又是具有活力的、激进的,因为其结果是他们为养育下一代创造了新的环境。这也解释了人们每一代彼此之间为什么不断争夺并改变周遭的环境。
始成年期后人们与环境之间变化了的关系于是引申出了第二个重要意义,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个体在外部环境的改变太大、很难在内在结构和外在现实之间找到平衡时,所面临的困境。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丧失亲友。失去配偶会让人悲痛异常,且一般需要一整年的时间来平复。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需要重建一个宽泛的对外在世界的内部表征,从而使他们现在的内在结构与逝者不再是其中一部分的外部环境相匹配。另一个例子是不同文化的碰撞使个人面临的困境。例如,当移民进入一个新的文化和社会环境时,会突然发现他们在故土成长环境中所形成的内在结构与当下的外部环境格格不入。为了应对这一困境,他们一般会选择在亲友圈内重新建立一个缩小版的故土文化。与丧失亲人一样,这是一个漫长而困难的重塑内在结构以匹配新的外部环境的努力过程。而相较于他们的家长来说,移民家庭的孩子们会更容易实现内在转变,这就时常导致和强化了移民家庭内部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矛盾。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一些不同文化地区的交界处;当今,也正是在这些地区,种族之间的暴力冲突时有发生。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之间的匹配在神经生物学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也正因如此,为了保持对自己所生活和塑造其后代的环境的控制,不同文化的人群将会不断斗争下去。
如今文化本身已经变成商品,它的分布由经济和思想体系的力量共同决定,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去理解人们对文化渗透的激烈反应。本书结尾通过提出以下问题作为总结:在人类发展的新纪元下,在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所产生的混乱、兴奋、暴力和急剧的变化之后,是否接下来就会出现如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1984》(1984)与雷·布莱伯利(Ray Bradbury)在《华氏451度》(Fahrenheit 451)中所想象的那种同质的、静态的全球文化?或者,由于前所未有的电子信息源对不断发展中的人类大脑所带来的各种形式的影响,我们的文化会始终处于一种持续的变化与多元化的状态吗?
为了解答这些疑问,本书在人类思想界与科学界浩瀚的知识海洋中提取了大量精华,所涉及的领域都是前人提及的,且许多领域已有详尽论述。20 世纪60 年代,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提出,人类的祖先在类人猿进化阶段就已经形成了文化,而这些文化又参与到了导致现代智人(Homo Sapiens)系统性发展和诞生的自然选择过程中。正是这一影响,使得人类在出生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必须依赖于周围的文化环境。他在书中写道:
在自然选择过程中,文化环境越来越多地补充到自然环境中,从而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加速了人类祖先进化为人类的演化历程……这个过程也锻造了几乎所有使人类作为特殊存在的特征:高度发达的脑神经系统、基于乱伦禁忌的社会结构、创造与使用象征性符号的能力……这些都意味着人类的神经系统不仅仅使我们具备习得文化的能力,还能积极地要求我们去主动习得文化;否则,我们的神经系统将无法正常运作。
接下来,格尔茨还做出了预测:“一个在无文化的环境下长大的人,可能最终并不会发展为一个有天赋但未开化的类人猿,而是成为完全没有思想且无法像人一样正常运转的可怕怪物。”不幸的是,关于一些在几乎完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的报道证实了这一预测。
我在本书最后得出与格尔茨一样的结论,即人类发展依赖于他们所处的文化环境;只不过我的研究是建立在格尔茨之后才涌现出的有关发展神经科学的文献之上。这些文献还证明了人类大脑的发展依赖于人们的感官和外在的社会刺激,但并未涉及这个依赖关系的来源。这说明神经的和社会的机理是构成格尔茨叙述内容的基础,但又不完全由这些内容决定。
题图为纪录片《脑力大挑战》剧照,来自:豆瓣
原文链接 (已下线): https://www.qdaily.com/articles/60601.html
Wayback 快照: http://web.archive.org/web/20190124110423/https://www.qdaily.com/articles/606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