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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女性大游行”第三年,人数锐减,争议不断

蔡一能 ·

反犹嫌疑、派系分化,让“女性大游行”备受质疑,但支持者认为它已经带来了改变。

2017 年,就在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一天,数百万美国女性走上街头,喊出女性权益的主张。仅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女性大游行”(Women’s March)就吸引了数十万参与者。它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参与人数最多的单日抗议集会。

两年前的盛况已无法复制。去年的“女性大游行”正值 #MeToo 运动高潮,人数较 2017 年虽稍有下降,规模依然宏大;今年 1 月 19 日(上周六),只有数万人参与了华盛顿的游行,洛杉矶会场的参与人数则是约 10 万人。不过,像前两年一样,加拿大、英国等地的女权主义者各自举行了声援活动。

上周六的集会开始前,组织者已经对人数的锐减有所预料。天气状况、资金短缺和运动面临的争议,都打击了民众参与集会的热情。

许多媒体提到“女性大游行”高层与反犹主义之间的暧昧关系。“女性大游行”创始人之一 Vanessa Wruble 公开指责两名运动组织者在内部会议上发表反犹言论,其中一位曾在 Instagram 上发布了与黑人运动领袖 Louis Farrakhan 的合影,后者认为犹太人应当为美国的种族隔离负责。上周六的集会上,被指发表反犹言论的一名组织者当众向“犹太裔姐妹们”澄清,“别人口中的并不是真实的我。”

偶然因素只能解释事情的一部分。耐人寻味的是,今年的“女性大游行”很少有重量级的政治人物参与,去年,站在台上发表演讲的包括今天的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主要进步主义团体悄然退出了赞助名单,犹太人团体、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也追随其脚步。这些挫折削弱了“女性大游行”的组织能力,更反映出政治氛围和组织间关系的微妙变化。

运动内部的分裂,以及它带有的某种排他性,也消耗了一些人的参与热情。2017 年,一些反堕胎人士希望加入“女性大游行”,他们的申请普遍遭到了无视或者拒绝。此事立即引发了争议,社会学家 Carole Joffe 指出,游行的排他性促使人们思考:“怎样才配备称为女权主义者?女权主义组织在 21 世纪意味着什么?”

关于堕胎权的异议很快被那场游行的浩大声势所淹没。2018 年,随着运动声量的降低,分歧进一步暴露。一些地方的女权主义者希望组织自己的“女性大游行”,但已经注册为公司的“女性大游行”(Women’s March Inc.)官方却不希望这个口号被借用。Twitter 上后来出现了一个标签:#DontTradeMarkTheMovement(不要为运动注册商标)。

在保守势力强大的“红州”,一些人成立了名为 “March On” 的组织。March On 在“女性大游行”的同一天举行集会,强调通过选举政治促进女性权益。尽管 March On 声称自己只是“女性大游行”的补充,后者却心存芥蒂,认为前者有意争夺“正统”的领导权。

事实上,分歧是几乎所有社会运动的常态。重要的是求同存异,扩大团结,而不是制造派系,标榜正统。

“女性大游行”的组织者意识到了这一点。上周五,他们发表了“妇女议程”(Women’s Agenda),承认运动面临的挑战:“历史上,抗议运动总是很难维持下去。如果没有一个意识形态架构来持续提供能量,人们最初迸发的能量将会随时间而消散。”这份议程随后列举了几个重点,包括全民医保、通过宪法实现平等保护,以及结束战争。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女性大游行”唤醒的政治参与意识已经转化出成果。研究女权主义运动的社会学家 Jo Reger 去年批评过运动内部的派系问题,今年,她的分析是,一些人之所以不再参与运动,是因为他们在意的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经过去年的中期选举,美国众议院现在有一百多名女性议员,占总席位的 23.7%,这是史上最高的女性议员比例。


题图来自:Women's M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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