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林德尔·戈登（Lyndall Gordon）： 1941 年生于南非开普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学博士，以罗德学者身份前往牛津大学，现为牛津大学圣希尔达学院资深研究员。著有《弗吉尼亚·伍尔夫传：写作人生》《亨利·詹姆斯：艺术与女人》《破局者：改变世界的五位女作家》等，其传记著作屡获大奖。

译者简介：

许小凡：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讲师，英国诺丁汉大学英语文学博士。

书籍摘录：

第十四章  爱：陌生的名字（节选）

“能否只用一个主题贯穿人的一生？” 1941 年，艾略特在一则铅笔笔记中问道。

在他看来，“如果将一个天才的一生与他的作品一同看待，那么从这人生里也会渐渐浮现出一个注定的范式，以此视之，即便他的残缺也是有益的，是属于这范式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将这席话应用于他自己的人生，其中内在的连贯性则显而易见。比如说，如果我们追溯他与女性间的关系，那么就能不无惊异地看到这些关系都被吸纳进了一个早已注定的范式。艾米莉·黑尔为他带来了崇高的时刻；薇薇恩带来的则是他的罪感，以及贯穿整个第一段婚姻的、活着的殉道。后来，在他悔罪的岁月里，通情达理而又能干的玛丽·特里维廉支持着他，陪伴他走过了漫长的一程。对她来说，他们的友谊是彼此的约定；对艾略特来说，这段友谊则无足轻重。他对不朽的热情控制着他，让他坚决地拒绝了她们每一个人，并不惜因此毁了她们的人生。

艾略特人生的形状是锥形的，最终汇聚到一个点。为了让他的人生轨迹符合朝圣者的范式，他就必须抛弃许多。他早年致力于接受这一范式，晚年则专注于它的达成。从他的一生中，我们观察到的，是他独特的天性与一个理想的传记生平间的冲突与张力。令人注目的，则是他不计个人的代价、使他的天性不断迫近完美的努力——而他多少也喜欢着这代价，并把这痛苦看作自己得到上帝遴选、与众不同的标志。要成为上帝的选民，他就必须纯净那让他不惮前驱的抱负。因此，后来自《大教堂谋杀案》开始的一系列道德剧都从早年滋长的肉欲和原始的暴力处移开，专注于名人的高傲与他们更细微的道德污点。艾略特一直认为审判是必要的，但这指的必须是神的、而非人类的审判。我们必须切记这一点。

艾略特一生的行迹至多为他独立发声的作品作了一个注脚。他提醒我们，人生取决于那些或是屈辱、或是得意的“不经意的瞬间”——这些瞬间不时降临于人的生命，但绝少发生在看得见的危机与庆典之中。

1948 年，艾略特在瑞典受领诺贝尔文学奖。一天早上，艾略特正在剃须，一行六个女孩走进了他的屋子，穿着（在他看来的）睡袍，头戴火光闪烁的蜡烛的桂冠。他急忙抹去脸上的剃须泡沫，伸出一只手到浴室门后摸索他的外套，把外套罩在自己的内衣上面，在她们唱歌时向他们鞠躬。与他一同登上报纸头条的是哈林盖(Harringay)的守林员们——这是一支巡回比赛的冰球队，队中大多是嚼着刺鼻的薄荷味口香糖的加拿大人。诺贝尔奖的庆祝对于他内心的冲突来说微不足道——代表后者的，则是 1926 年他在罗马《圣母怜子》的雕像面前双膝下跪的举动。他的第一段婚姻只是从“一刹那果决献身的勇气”旁生的枝节。哈佛只为了波士顿街头的寂静存在——在他看来， 1910 年 6 月的那个“终极的时刻”让“生命变得值得过活”。

随着我们把重心放置到他的内心生活中去，我们也就渐渐远离了历史性、政治性的自传着眼于公众生活的老路。在作家这里，我们最希望了解的是创造力的源泉，而这泉眼或许埋藏在在艺术家生活那孤独的深处，无法获知，无法传达。真正的难题就在这里，几乎无法破解：这难题不是艾略特对自传的反对，不是他的面具，而是作者生涯里的那些沉默的空白。能揭示这一切的只有他本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为艾略特立传的永远都是他自己：他以最细密的考量，揭露或是隐瞒着自己的事情。

他的确一再告诉我们的，是在人行动的一生里那有名字、可言说、可归类的情感之外，仍存在着丰富的情感。 1933 年 3 月 31 日他谈到，“我们极少洞察那更深邃的、无名的情感，纵使它们是我们存在的根本；因为我们的生活几乎是在不断逃避着自身的存在……”这或许暗指了圣徒的心路，尽管他很小心翼翼地不去说破。然而，如果对他心中圣徒的楷模视而不见——这些楷模的形象最初通过他母亲的诗歌，后来又通过他学生时代的阅读进入他的心灵——就错失了那统御着他的人生与艺术的、矢志不渝的目的。在艾略特这里，写作不是人生的衍生物；相反，有了作品，人生便成为了它的枝节。作品预示着、甚至决定了人生：《哭泣的少女》中幻想的分手预示了艾略特后来与艾米莉·黑尔真实的分手，最后一部剧的草稿也预示了他对人类之爱的发现。正如亨利·詹姆斯所说，只看到“艺术创造了人生，为人生赋予意义”是不够的，因为在艾略特这里，创造出那创造人生的艺术的，是先贤为人生提供的范式。因此，艾略特生涯中最初的分裂，和最后弥合这分裂的爱，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圣经范式的规定：在这里，人总是经由克己的苦行，最终沐浴神恩的光照。

如果循着老路，像剧情梗概一样重叙艾略特的人生，那么就是歪曲了纵贯他整个人生的这一范式。也正缘于此，虽然经过准许的传记姗姗来迟，但这恰成为了我们的优势，因为没有这份等候，我们也无法得以构想出一个更加合宜的形式。巨细无遗的传记无法让我们理解艾略特的人生，这或许就是艾略特拒绝为他立传的一点原因。他说的很明白：那值得记录的东西，不在那些由律师保管的遗嘱和法律档案中，也不在亲友为尊者讳的回忆中，更不在那些善良的蜘蛛在他的生涯表面结成的网络中。驱策这生涯的，唯有那一刹那果决献身的勇气：“我们的存在端赖于此”。

艾略特屈身迎合一类人生的形式，好把自己安放进一个理想的秩序：这秩序是我们无法直接获知的，但我们却时而对它有所会心。在这些会心的刹那里，他因为切近那无穷的“事物”而热血沸腾，但一切又瞬间倏地消逝，城市野蛮的喧嚣重又响起，一味地磨钝他的感官。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在二十世纪重新定义了完美的人生（尽管这个世纪与他的理想格格不入），又始终明白其中那些关键的段落——那些蒙受圣光照耀与恐怖的瞬间——并非只属于他自己的人生，而是旧日与未来万千世代的人生的经脉。

艾略特只在表面上属于自己的时代。与他更接近的，是数百年前为完美人生执言的人们，无论是中世纪天主教的神秘主义者，还是十七世纪的美国清教徒。他在 1954 年曾表示，他的身上综合了“天主教的秉性，加尔文主义的传统，与清教徒的气质”。他秉持的并非文化的绝望，并非现代性异化与隔绝的死胡同，而是一类有意的疏远：他像隐士一样侧身穿过自身的时代，拒绝与它的堕落同流。他与自身的时代脱节，嘲笑同代人的政治方案，嘲笑他们自鸣得意的理性主义、无意义的玩具（星座占卜与瓷器收藏）、无聊的宴会，和廉价的罗曼司。在艾略特看来，二十世纪的孩子是些攥着廉价神祗的外星人。他像个先知般谴责着那些无所事事坐在“餍足的猪圈”里的人，更对那些与商业掠夺共谋的行为深恶痛绝。他在青年时代的美国就目睹了逐利式行为的蔓延，也见证了对财富的挥霍与滥用。 1939 年，他预见到比起那些催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恶行，这类作恶则更加顽劣，也更加不易祛除。在集权的暴君当道的 1939 年，他的告诫显得有些无关痛痒。而现在，随着全球经济的霸权对人的控制一发强大起来，在无形的渗透中滋长着力量，艾略特的告诫也变得切中肯綮：

我们对待金钱的态度方面一定出了问题。受到鼓励的是贪婪，而非创造性、精神性的冲动。为了生钱的金钱总是唾手可得，但……最贫困的人却一个子也装不进自己的口袋。对于那些并非经济学家的人来说，这一点着实难以接受。我完全不知是否该投资公司股份、增加自己的收入：他们制作着我全然不知的东西，在或许数千英里外运营，控制着我的意见所不能左右的东西。（《基督教社会构想》附录）

他批评缺乏监管的产业耗竭着自然资源（“他们开采海洋，开发山脉”），并警告说“我们的许多物质进步将让后代付出沉重的代价……很长时间以来，那机械的、商业的、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就是我们唯一的追求。上帝允许我们居住在这星球上，需要我们遵循一定的条件：现在，我们大概应面对他永恒的要求了”。

艾略特并不指望政治家们听从他的劝告：他们只听从金主的指挥。他写道，上帝要他“向着风说出预言，只向着风，/因为只有风会听”。

他因此接受了他作为一个“命运”之人的孤独，并且在许多年里都对爱毫不理会，认为那不过是对他的分神。他谴责这个失序的世纪，并指向了一幅他此身之外的远景。他从美国向欧洲的迁徙让他拥有了一种殊异的超脱，一种无往不在的陌生(universal foreignness)。在英国人中，在英国国教会中，在一切他认同的东西中间，他都多少显得是个异类。他构想出了一个自我的反面，但并不像叶芝一样以此延展自己的自我，而是以此护卫自我：俱乐部里那位爱开玩笑的先生掩护着他内心的孤独；温文尔雅的绅士风度掩护着他内心的极端；非个人化的理论掩护着他的自白与忏悔；后天习得的欧洲传统掩护着他的美国根。在最后一部剧的草稿中，艾略特删去了两句他的内心写照：一个流亡的人必须

将异乡的陌生人之间家的孤独

换作那只在记忆中的家的孤独。

他的青年岁月埋藏在了另一片土地上，它的影子同新英格兰海岸上灰色大石背后的影翳一同移动着。霍普·米尔利斯就曾有所察觉：“他一点也不像一个英国人”，尽管他对“英国有最深的感情”——每到理查三世逝世纪念日，他总会戴一朵夺目的白玫瑰。“我曾告诉他‘你很清楚自己身上总有种没法磨灭的美国气质’。他听了很高兴，说：‘是啊，没错。我很高兴你看出来了。没错’。”

他在最后的岁月里强调着自己的起源。他的生命从新世界的土壤里勃发出来，滋养他的，是新世界对灵魂边境的开拓，与它对人独特的期许——“让圣灵的创造和人的心灵相互联结”，如英克利斯·马瑟所述。从《空心人》以降，直至老政治家的忏悔，艾略特孜孜不倦地将这“联结”付诸笔端。在一则草稿中，他更加切肤地分析了自己“更深的失败”：那成功了的公众人物

并不是他真实的自我——或者说，他这些年来

追名逐利，只为了对自己隐瞒

那些更深的失败——或着那些让他羞耻的事。

公众面前的忏悔在十七世纪曾是教堂的要求：教堂将自身看作神圣的教会最远端的触角。这远非温和的英国国教教会入教的要求，而艾略特在皈依时与英国国教教会也鲜有直接的接触。吸引他的是皈依本身：在皈依的过程中他亲历了新英格兰神学家的苦行——在他们看来，只宣明信仰是不够的。在艾略特看来，只重复“愿你的国降临”是不够的。这些词语必须刺穿那皈依的人，消灭他腐朽的自我。啜泣的他必须将自己交付给万能的上帝恐怖的手。在新英格兰，每个将与那些有名的圣徒同行的人都必须亲历——并且宣布——上帝的恩赐对他灵魂的拯救。这神的恩赐必须不期而至地降临于一个与罪相搏的灵魂：正如与阶梯上的恶魔相搏的艾略特。

艾略特精通上帝的选召。正像他的祖先，那些新英格兰的神学家一样，他比所有人都更了解得救之路的阶段与神迹。但他一己的灵魂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他拥有自省的洞察力和坚强的意志，他勇于忍耐，并承认真实寓于不可见的事物之中。但尽管他渴望着每时每刻都在燃烧的人生，他必须先踏上一条较为卑微的“试炼”之路。然而，也正是因为这对平常命运的接受，[528]他成熟时期的诗作比早年诗中无情的洞察更容易亲近。他为了自己的良心秉持正直的操守，并且努力不去过分希冀神恩的到来，耐心等待神恩充盈这以良好的操守打磨的容器。但艾略特的上帝是一个递出痛苦的上帝。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八年，这上帝的惩罚几乎都是这绝对的父爱唯一的显灵。皈依之后，他自然有过蒙福的瞬间；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这信仰令他宽慰的面孔也向他显现出来；但在他生命的绝大多数时间里，笼罩着他的都是神的折磨，而非温柔的护佑。

他过人的聪慧使他成不了圣徒。他的身份是个扭曲的圣徒，这双重的身份也浓缩着二十世纪的极端倾向。然而，他始终为克服智性的高傲及仇恨做着挣扎，这也为他的诗歌提供了丰富的血肉。这就是他的矛盾：一个比起成为诗人更想成为圣徒的人，却因为无法成圣而成了伟大的诗人。受挫的他转而追求另一个目的：去成为上帝的工具。他成为了公众面前的发言人，获得了非凡的权威，他的观点像来自高处的真理一样激荡着。这先知的角色和他清教徒式的、严峻的内省力都直接来自美国，同样源于此的还有对自己艰巨的要求：以那阔大无边的、来自并永远来自世界起源的力量度量自己的人生。他在安角和密西西比河都感到了这样的力量。尽管他在英格兰入乡随俗，尽管他接纳了英国宗教、礼仪、衣着，也尽管他与两位英国女人缔结婚姻，但他的诗把他带回了“最长的河流的源头”，带到了他孩提时代听见的、两次浪头间歇的寂静里。

幻见的时刻是稀有的——海潮间歇的寂静、波士顿街头的寂静、巴黎的寂静之环、烧毁的诺顿里的玫瑰园——但这些稀有的时刻把它们从属的那个世界和它的道德维度都带到了人间。于是种种“妨碍”都被“暂时拂去”了。尽管幻见为他划定了道路，但艾略特仍决定专注于那随之而来的疑虑与挣扎。这些固然容易表达，但幻见本身则难以言传。习惯的壁垒很快就挤占了它的位置。

在摩肩接踵的知识界中遨游后，精神的历险让他感到了一类令他振奋的孤独。 1959 年，他被授予爱默生-梭罗奖章，人们盛赞他是那些“社会改良激进分子”的后裔：这些新英格兰人为他们私密的信仰仗义执言，冒着被误解的风险，并不惧因慧眼独具而招致孤独。艾略特立志重新发掘那些已从他身处的世界中消失了的经验：那通向完美人生的、宗教的恐惧与希冀。如果他无法亲自拥有完美的一生，如果他不能与同代人直接交谈，他仍然希望自己的故事能够在此后的世代流传，“在我身后的时间之地”。他任由时间磨灭自己的事迹，对着未来最优秀的那些灵魂说话，对着“荒漠的后裔”——那能够重新上演他孤独守望的人——说话。完美未能降临于他，他于是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永恒相继的后代，让他们拥有完美的人生。

题图为艾略特，来自：维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