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戴维·M.波特（David M. Potter, 1910—1971）生于佐治亚州奥古斯塔市，获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波特的执教生涯始于密西西比大学，曾在耶鲁大学担任历史教授十九载，他人生的最后十年在斯坦福大学任教。波特去世前身兼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和美国历史学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两个机构的主席职务。他去世后，这本书获得 1977 年的普利策历史奖。波特著作颇丰，如《分裂危机中的林肯及其政党》（Lincoln and His Party in the Secession Crisis）、《富庶之民》（People of Plenty），以及曾获 1969 年美国国家图书奖提名的《美国南方与南北冲突》（The South and the Sectional Conflict）。

编者简介：

唐·E.费伦巴赫尔（Don E. Fehrenbacher, 1920—1997）是戴维·M.波特在斯坦福大学的同事，编辑并完善了这本书的书稿。费伦巴赫尔凭借《德雷德·斯科特案》（The Dred Scott Case）获得 1979 年普利策历史奖，并编纂了美国图书馆的两卷本《亚伯拉罕·林肯演讲及书面作品集》（Lincoln: Speeches and Writings）。

书籍摘录：

第一章 美国民族主义的隐忧（节选）

1848 年，尽管这个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国家貌似一团和气，在这表象下仍然隐藏着严重的潜在分裂。不过实际上，这个表象的确是一个好兆头。从物质性指标来看，在 19 世纪这个以西方世界的民族主义为主题的世纪过去一半时，这个星球上没有哪个国家在使本国走向伟大和建立国家统一体的道路上，取得了像美国这样大踏步的进展。这个国家是如此年轻，甚至有许多国民出生在建国之前，然而自乔治·华盛顿就职以来，不到 60 年时间里，人口几乎每 20 年就翻一番，从 1790 年的 400 万人增加到了 1850 年的 2300 万人。国家的领土从 89 万平方英里增加到了 299.7 万平方英里。而这个帝国前进的步伐从未减缓过，从大西洋沿岸连成一线、岌岌可危的十三个州开始，直到美国变成了一个横跨整个大洲、连接两个大洋的庞然大物，再借助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在后来的20世纪承担起世界领袖这一角色。同时，最初的十三个州增加到了 29 个州，因此大多数州都将自身的存在归功于联邦政府的创造性工作。这个初生的赫拉克勒斯的力量似乎在洋基佬 志愿兵于墨西哥城的街巷间巡逻时得到了空前的展示。

在政府制度方面，民族主义同样显示出了巨大进步。安德鲁·杰克逊 已经证明了总统可以成为国家的领袖，而不仅仅是主持联邦会务的会议主席。持民族主义的国会采取了若干关税法以促进国内经济实现自给自足；同时促进了国内立法的完善，以鼓励国家交通体系的形成。 1823 年，门罗（Monroe）总统宣布，美国在西半球的角色只能以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家的形象来实现。同时，联邦法庭以极大的耐心为国家法律体系铺垫基础，这一基础曾经得到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的肯定，他说：“联合的各州形成了，为了多数人，也为了最重要的目标，一个单一国家……在战争中，我们是一个民族。在和平时期，我们是一个民族。在商业法规中，我们属于同样的一个民族……美国选择了，在方方面面上，为了各种各样的目标，成为单一国家。”

以现代的标准衡量， 19 世纪中叶的美国政治结构，相较于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家，仍然具有显著不足。安德鲁·杰克逊避免过度使用联邦的权力，贤明地观察到国家的力量有赖于本国公民充分投入对它的支持中来，而不是依靠国家行使政府职能的力量。他本人，通过阻止向美国银行（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继续颁发联邦特许状，有效地弃绝了维持一个国家级金融系统的全部企图。他的党派和辉格党都是地方组织的结合，而不是充分发展了的国家级政治组织。

但即使政治体制并不能体现民族国家的成熟或完整性，仍然存在的共同经验和共同文化的广泛基础，足以作为美国统一体的基石。民族主义理论的研究者普遍同意民族主义自身是一种主观的、心理上的现象——关于情绪、意愿、感受、忠诚的问题——而不是一种能够通过特定要素加以衡量的客观现象。尽管如此，文化条件的某种内核仍然有益于民族主义的发展，这些文化条件包括“共同血缘、语言、领土、政治实体、习俗和传统，以及宗教”。 虽然这些成分中没有一项是必不可少的，不过它们中的大多数在任何经过充分发展的民族国家里都存在。

以所有这些标准来衡量， 19 世纪 40 年代，美国人民的同质性和凝聚力都表现得十分显著。这十年间，从爱尔兰和德国迁往美国的伟大移民潮开始了，但大多数人——不包括南方的黑奴——是从英国来的，已经适应了在美国的长期居住。就在美国不断分裂并滑向内战的这个时期，从种族上看，这个国家可能从未出现过如此高度的同一性。

英语的美式口音已经与英式口音有所区分，提供了一种在全国范围内交流的媒介，这正是诺亚·韦伯斯特 当时想要努力实现的。他的目标是通过拼字课本和词典，推广一种“国家级的语言（作为）……国家联合体的纽带”。洋基佬的鼻音和南方人的拖长音固然为不同地区的口音增加了特色，然而这种区别并不会造成严重的交流障碍，不会比英国的约克郡方言与萨默塞特方言，或法国的加斯科涅方言与阿尔萨斯方言之间的交流障碍更大。

共同领土的问题已经成了美国的爱国者有意识地去担忧的一个根源性问题，他们一度害怕大西洋海岸和俄亥俄谷地之间的山峦屏障会使这些地区的人民分别结合成各自独立的群体；或者路易斯安那的广袤土地会让人口过于分散，以至于无法产生真正的凝聚力。不过，先是收费公路和蒸汽船，后来又有运河以及铁路的发展，人们拥有了征服遥远距离的途径，也就抵消了距离带来的分散效应。许多美国人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个现实。于是，南卡罗来纳的众议员约翰·C.卡尔霍恩（John C. Calhoun）于 1817 年在众议院议员席上警告说“任何阻碍偏远地区与……共和国的中心进行交流的因素，都会削弱联邦”，而且“甚至语言的差异都不能够（像距离）这样疏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他敦促他的同僚，“那么，让我们用完美的道路和运河系统将共和国紧密联系起来”。到了 19 世纪中叶的时候，交通系统还远远称不上完美，不过 1831 年时交通系统已经充分发展到能够令独立革命时期被忽视的国内贸易超过对外贸易的地步；而在 1847 年，国内贸易更是发展到了三倍于对外贸易的规模。事实上，劳动力的地区差异已经逐渐形成，其中南方为整个国家生产出口商品，西北地区为南方和东部成长中的城市和工业中心提供粮食，而新英格兰和中部各州则掌握国内绝大部分商业和制造业。这些地区差异的特色在某种层面上孕育了裂痕，但也同样带来了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度，并有助于将共和国的全部地区在功能意义上变为一片共同的领土。

在宗教方面，美国的所有地区都积极响应福音派基督教（evangelical Protestant Christianity）的热情以及福音教义中的伦理观，即委身于这种观念：犯罪的将被罚入地狱，而悔改和美德能使人得到救赎，强调个人对上帝和邻舍的义务。勤劳和克己是美德，懒惰和放纵是罪孽，而这一信念无论是在密西西比的偏僻密林里，还是在洋基佬清教徒最牢固的岩石堡垒中都是一样成立的——尽管失去上帝恩宠的行为在偏僻密林里可能会以更极端的形式出现，也就需要在情感上更多地悔改。贵族式的英国国教（Anglicanism）和趋于理性的一位论派（Unitarianism）各自的飞地也是存在的，但区域更小，人数更少；同时，天主教在大多数美国人眼中都是异国之物且颇为可疑。 在林肯去世后意气消沉的那几天，詹姆斯·A.加菲尔德（James A. Garfield）强调说“上帝执掌王权，华盛顿政府永生”，一般公认这里提到的上帝就是新教的上帝，正如这里提到的政府是一个民主共和国的政府。

事实上，民主共和国是一条更强大的纽带，把美国人民联合在一个政治共融团体中。国外来的访客反复被提醒，把美国公民联系在一起的政治结合有多强，因为美国人不停地夸耀这种结合。在访客被问到是否喜欢“我们的体制”之后，还不等对方回答，提问者便发表了一篇颇为自负的长篇大论，谈论君主制有多么腐朽，人民拥有主权的体制有多少优点，以及共和国制和美国风格的优势多么显著。对美国政治价值观的信念是如此强烈，即使下面这些话也不会被当作极端言论：安德鲁·杰克逊在他的告别演说中说，美国人是“自由的卫士，为了……全人类守护它”；詹姆斯·K.波尔克把联邦称为“秩序井然的人类政府系统，人类心智设计出来的最值得钦佩、最有智慧的产物”。

如果说是共同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忠诚将美国人民联系在了一起，那么共同的文化和传统则强化了这种政治结合。这是一个超过 2000 万人的整体人群，其中没有享有特权的贵族阶级，也没有——除了黑奴以外——无产阶级和农民。诚然，南方有庄园主领导的传统，而新英格兰地区的人们依然服从牧师、治安官、海船船长和东印度公司的商人。但在这两个地区，精英的领导必须在民主的实践中实现，正如联邦党人发现杰斐逊在 1804 年的总统大选中赢得了除康涅狄格以外的新英格兰地区每个州的选票，还有南方庄园里的辉格党绅士学到的东西：凶残的杰克逊党羽把他们从政府中扫地出门并坚持将他们拒之门外，直到他们学会让苹果酒加小木屋得到足以与鹿皮加山胡桃木板 相匹配的力量。 尽管在城市中工作的人开始成为整体人群中的一个显著部分，大多数美国人仍然依靠土地的哺育而生存，他们的生活模式源于自然界的规律和刻板性。 通过使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与自然界对抗，这些人变得极其独立，信奉激进的个人主义，而且对外部控制怀有强烈敌意。他们在个人奋斗时欢迎机会的不平等，而在争取地位时痛恨不平等，珍惜永不停息的、对公共权力的不信任态度，赞美单纯、节俭、自由和独立自主等美德。尽管地区之间存在细微的差异，从联邦的一端到另一端，美国人都遵循这样的基本模式。黑奴基本上被排除在这个生活模式之外，这确实是一个极大的例外情况，但整体而言，这种生活态度十分盛行，并未遭到严重削弱。

借助将美国人团结在一起的共同价值体系，他们通过对独立战争的记忆共享自豪感。随着革命一代退出历史视野，美国人愈发留意那个时代的人们给予他们的遗产，而那个时代也开始被视为英雄的时代。是这种意识让 1824 年至 1825 年期间拉斐德 的来访变成了一场全国性节日；是这种意识促成了邦克山纪念碑 于 1843 年建成，并让华盛顿纪念碑在 1848 年开始兴建；是这种意识鼓舞南卡罗来纳人在 1854 年成立了弗农山庄妇女会 ，将华盛顿故居作为国家圣地保护起来；是这种意识推动人们在一口青铜大钟面前脱帽致意，这口钟曾为了 1776 年的独立而鸣响。深刻的爱国主义情绪激励埃弗里特（Everett）和韦伯斯特 各自发表了著名演说，其内容曾回响在无数学校的教学楼里；是这种情绪将宪法捧上神坛，称其为“我们全部自由的守护神”，致以崇敬之情而不仅仅是钦羡之情；是这种情绪将乔治·华盛顿奉为神明，他并非民族主义者，而是一个通过被划归为与天神同级而灵活地规避了被归类为贵族的人。是这种情绪将 2 月 22 日和 7 月 4 日 变成了全国性节日，当时感恩节还只是宗教节日，而圣诞节的天主教意味太浓重了，不能得到怀有真正信仰的洋基佬的认同。在这两个纵情宴饮的节日里，美国人滔滔不绝地倾吐夸张的言辞，诉说他们如何带着无尽的纯真与自豪之情热爱着自己的祖国。

历史学家清楚认识到， 19 世纪 40 年代那生机勃勃的民族主义已经持久很长时间了，但往往被忽视的是这种情绪看来也盛行于南方，正如其他地区一样。尽管南方人坚持认同将合众国视为联邦而不是国家的宪法信条，他们有时也会在激情勃发的时刻忘记自己的政治形而上学，允许自己不加掩饰地表露出对这种信念的背弃。 1785 年，托马斯·杰斐逊本人就曾这样做过，他当时说：“各州的利益……应当在任何可能的事例中连结起来，为了培养我们同属一个国家的观念。”共和国成立初期，生机勃勃的民族主义在南方和在其他地区一样流行，即使是在各派之间的争议变得尖锐起来之后，民族主义的态度依然能找到表达的出口。于是， 1845 年在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年轻的埃德温·德利翁（Edwin De Leon）——后来成为坚定的分离派成员——发起了激进的民族主义“新生美国”（“Young America”）运动，主张合众国正处于“满怀胜利喜悦的壮年”这样一个鼎盛时期，而既然存在新生的意大利和新生的爱尔兰，自然也应该存在“新生美国”。 1849 年，在北卡罗来纳的罗利（Raleigh），一位当地的编辑在7月4日夸耀说：“在联邦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地方能够以恰当的方式、与地方人口成正比的人数，用如此热烈的激情来庆祝这一天。” 1854 年，《南方季度评论》（Southern Quarterly Review）庆祝“我们在西方世界里处于领先大国的地位”，1861年1月，新奥尔良的《德鲍评论》（De Bow’s Review）宣称来到美国的欧洲移民可能带来“一个新的人类种族，将要比迄今为止努力为上帝的美丽土地增光添彩的所有种族更加高贵”。甚至像路易斯安那州的皮埃尔·苏莱（Pierre Soulé）这样一个脾气暴躁的南方人， 1852 年时都能够唤起“对我国的体制的敬意，对这一体制的功效的虔信使人期待它在全世界普及的前景”。 1859 年，佛罗里达州的斯蒂芬·R.马洛里（Stephan R. Mallory）在演讲中并没有特别强调联邦制，他当时感到欢欣鼓舞，因为“这个国家再无可能停止它的伟大生涯的步伐，正如自由且无拘无束的雄鹰不会停止翱翔”。两年后，他成了与联邦交战的那个政府中的海军部长。

依托着这样一个大背景——同质化的基调、共同的理念、融合的政策、增强的凝聚力、加快发展的共和国，以及热烈的单一国家拥趸——《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看来标志着美国民族主义走到了巅峰。

题图来自：goodfreephot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