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侯世达（DouglasRichard Hofstadter），又名侯道仁，美国当代著名学者、认知科学家。生于学术世家，其父是 1961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侯世达在斯坦福大学长大，于 1965 年毕业于该校数学系。 1975 年因发现“侯世达蝴蝶”（Hofstadter butterfly）获俄勒冈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 1977 年加入印第安纳大学计算机科学系， 20 世纪 80 年代初建立“流动类比研究组”（Fluid Analogies Research Group, FARG），尝试为人类心智过程建模，开发有 Jumbo，Seek -Whence，Copycat，Tabletop，Numbo，Metacat，Phaeaco，Leter Spirit，SeqSee，George，Musicat 等模型。 1984 年受聘于密歇根大学，兼任沃尔格林人类理智研究中心的主席。 1988 年回到印第安纳大学，研究认知与计算机科学。 2009 年被选为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并成为美国哲学会会员。 2010 年入选瑞典皇家学院院士。

1979 年出版《哥德尔、艾舍尔、巴赫》（Gödel,Escher, Bach），次年获得普利策奖（非虚构类）与美国国家图书奖（科学类），被誉为心智议题的跨学科第一奇书。

1981 年与美国著名哲学家、心理学家丹尼尔·丹尼特合编《心我论》（The Mind’ s I）。

1995 年与他人合著《流体概念和创意类比》（FluidConcepts & Creative Analogies），是亚马逊有史以来第一本出售的书；同年出版 Le Ton beau de Marot，讨论语言与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

1999 年，普希金诞辰 200 周年之际，翻译出版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

2007 年出版第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作品《我是个怪圈》（I Am a Strange Loop），继续探讨心智议题，并获得当年《洛杉矶时报》科学写作图书奖。

2013 年与法国心理学家 Emmanuel Sander 合著《表象与本质》（Surfaces and Essences），讨论人类的类比思维。

书籍摘录：

序言  一位作家和他的书（节选）

直面意识的物理性

我从很小的年纪开始，就在思索自己的思维究竟为何物，以及推而广之，一切思维均为何物。我还记得自己曾努力地想要理解，我是如何编造出了那些一语双关的俏皮话、如何生发了那些数学观念、如何在讲话时出现了诸般口误以及如何凭空想象出了那些奇妙的类比，不一而足。我想知道做一名女孩子、身为说另一种语言的母语者、成为爱因斯坦、变成一条狗、一头鹰，甚至一只蚊子，到底是什么样子。大体而言，这段时期是一种令人愉快的存在。

在我 12 岁那年，一团深深的阴影笼罩了我的家庭。残酷的现实摆在我的父母、我 17 岁的姐姐劳拉以及我自己的面前：那时年仅 3 岁的茉莉，我们家最小的孩子，出了大毛病。没人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儿，但是茉莉就是没法理解语言，也不能开口说话（她到现在依然如此，而我们始终没能找到症结所在）。她游刃有余地行于世间，甚至还带着一身优雅和魅力，可是她从不说话。这真是太令人难过了。

在很多年里，我的父母遍寻各种可以想见的途径，包括进行某种脑部手术的可能，但他们这种求索治愈之方或至少是某种解释的努力却只渐渐陷入越来越深的绝望之中。与此同时，我自己也对茉莉所处的困境展开了痛苦的思考，并想象着人们敲开我小妹妹的脑袋，窥视填充其中的神秘物质（这条途径到底也没有采用）。这种可怕的想法刺激我阅读了几本讲述人类大脑的入门书。这些阅读于我的一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为它迫使我第一次认真地思考意识以及作为一种存在或拥有物的“我”的物理基础，它让我深感迷失、眩晕与极其的怪诞恐怖。

正是在那段时期，也就是我高中毕业的前夕，我与来自伟大的奥地利逻辑学家库尔特· 哥德尔的神秘的元数学启示不期而遇，而且我还学会了如何编程。我使用的是斯坦福大学当时拥有的唯一一台电脑，巴勒斯 220 （Burroughs 220）。它被安置在破旧的“栎木学堂”（Encina Hall）的地下室里，那里昏暗隐蔽，恰合人意。我很快就对这台“巨大的机器大脑”上了瘾：它的橘色的指示灯以一种富有魔力的奇怪方式闪烁不定，揭示着它的“思想”；而它在我的指令下发现了优美的抽象数学结构，还用我正在学习的各种外语创作出古怪无常而荒诞不经的篇章。我与此同时还渐渐陷入了对于数理逻辑（symbolic logic）的痴迷之中：那些晦涩难解的符号踩着奇妙的魔法步点翩翩起舞，反照出种种真实、虚假、猜测、可能性与反事实性；而且我确信，经由数理逻辑，可以瞥见人类思想隐匿泉眼的深处。关于符号与意义、模式与理念、机器与心智、神经冲动与凡世灵魂等等一切想法不断翻腾，结果就是，我青春期的大脑里一片混乱。

幻景

这些观念的迷云，不仅在理智上吸引着我，也同样在情绪上牢牢地抓住了我。大约在我十六七岁的某一天，我正屏气凝神地冥思这些观念，忽然如梦初醒，而且自此以后始终认为，我们口中所称的“意识”，不过是一种幻景。可以肯定的是，这必然是一种相当特殊的幻景，因为这种幻景可以察觉到自身，而且显然它并不相信自己察觉到的是一种幻景；但不论如何，它终究还是一种幻景。这种名为“意识”的狡猾现象仿佛是倒提着自己的鞋带把自己举了起来，它仿佛是无中生有地创造了自身，然后每当有人想更仔细地观察它时，它又自行瓦解，回归虚无。

我太过痴迷于弄清楚活着、作为一个人以及拥有意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了，甚而感觉自己迫切地需要把飘忽易逝的思想努力地捕捉在纸面之上，以免它们飞逝溜走，一去不还。于是，我坐了下来，写下了一段发生在两名假想的同代哲学家之间的对话。我任意地将这两位哲学家命名为“柏拉图”和“苏格拉底”（我对真正的柏拉图和苏格拉底一无所知）。那也许是我笔下所写的第一篇严肃文字；不管怎么说，我是为它感到骄傲的，并从未将其丢弃。虽然现在回头再看我杜撰的这两名希腊哲学家所写的对话，未免太过幼稚和不堪，更别提它有多么粗陋；可尽管如此，我仍然决定把它作为引言收入本书，因为它蕴含了书中的诸多观念，而且在我看来，它可以为整本书奠定一种令人愉悦而又充满挑衅意味的基调。

投向裂缝中的一声呐喊

大约过了 10 年以后，我开始写自己的第一本书，当时设想的题目是“哥德尔定理与人类大脑”，首要的目标是把人类自我的概念与意识的谜团同哥德尔的震撼发现联系起来。哥德尔在一座令人望而却步的城堡的正中央发现了一个宏伟的“自我指涉”（self-reference）结构，尽管大胆的建筑师早已把一切自我指涉无情地驱逐在外（用我后来的说法，这就是一个“怪圈”）。哥德尔从无意义符号的基底上奇迹般地造出了自我指涉，而自我和灵魂也从由无生命物质组成的基底上奇迹般地现身，二者之间如此惊人的相似性令我确信，我们之所以能感知到“我”，秘密正在于此，而我的《哥德尔、艾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这本书也由此诞生（并改了一个更抓人眼球的书名）。这本书于 1979 年面世后，大获成功。事实上，该书作者此后的人生轨迹，很大一部分都得益于这次极大的成功。可不管这本书有多么通行畅销，仍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集异璧》（我总是这么称呼它，人们通常也习惯了这种叫法）这本书想要传达的根本性信息似乎被广泛地忽视不见。人们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喜欢上了这本书，却极少甚或没有人是看中了其最为核心的存在理由（raison d’etre）！光阴流转，我在自己后来出版的其他书中，屡次转引或补充了那份核心的信息，可我早在《集异璧》中已经切实在尽力陈明之义，似乎仍然没有收获多少理解。

1999 年是《集异璧》出版 20 周年，基本图书公司的伙计们请为一个新出的特别纪念版作一篇序言。我很喜欢这个主意，所以就答应他们写了一篇。在这篇序言里，我讲述了有关这本书及其变迁始末的各种逸事，还特别描述了我对于这本书接受情况所感受到的绝望和沮丧。我在文末留下了这样一句抱怨话：“我有时候会感觉，我朝着一个空荡荡的裂缝呐喊出了一句自己深为珍爱的消息，结果无人听闻。”

不想到了 2003 年的春天，我有一日忽然收到来自两名年轻哲学家的一封相当友好的电子邮件。肯·威利福德和尤赖亚·克里格尔正在编纂的一套被他们称为意识的“自我指涉主义理论（或学说）”的选集，他们邀请我为这本书执笔贡献一个章节。他们热切地鼓励我加入，甚至还引用了我自己在那篇序言中发出的哀叹反过来劝说我，提出这可以给我提供一次真正能够改变一些事情的机会。他们对于我想传达的核心信息表达出真挚的兴趣，这让我发自内心地感激，而他们的热情也令我感动。同时，我也认识到，为他们的编书计划出一份力，确实是我的一个绝佳机会，可以借此再次尝试申明我的观点，而且面向的又是刚好合适的行家听众——钻研思维的哲学家。所以，接受他们的邀请，对我而言并不是一个很难做出的决定。

从雄壮的多洛米蒂山脉到温婉的布卢明顿

我在安泰塞尔瓦·迪·梅佐的一家恬静而朴素的旅店房间里开始写作我的章节。这个美丽的阿尔卑斯山村坐落于意大利的多洛米蒂山群，距离奥地利的边界线只有一箭之地。美好怡人的环境激发了我的灵感，我迅速挥笔写就了 10 页到 15 页之多，并以为自己大概已然完成了一半。然后，我返回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的家中，继续坚持不懈地埋头写作。

完成这个章节的写作，花费了远比我预料之中更长的时间（我的一些读者应该能认出，这正是侯世达定律（Hofstadter’s Law）的一个典型范例，这个定律说的是：“做事所花费的时间总是比你预期的要长，即使你的预期中考虑了侯世达定律”）。更糟的是，这个章节的长度最终膨胀到了约定篇幅限制的 5 倍——简直是一场灾难！但是当肯和尤赖亚最终收到这篇文章时，他们对于我写的内容十分满意，对于我的轻率不慎也给予了最大限度的容忍；他

们实在太过热切地想要让我加盟他们的编著了，于是表示他们可以接受加长篇幅的一章。特别是肯，他甘心付出额外的功夫，帮我把文章砍掉了一半。

与此同时，我开始意识到，我正在创作的内容绝不止于一本书的章节——它自己也可以成为一本独立的著作。于是，原本是由单一项目开始的工作，渐渐一分为二。我为自己写成的那一章文字所起的题目是“作为一个怪圈是什么样的”，呼应了心灵哲学家托马斯 · 内格尔（Thomas Nagel）讨论意识之谜的著名文章“作为一只蝙蝠是什么样的” （What Is It Like to Be a Bat）；而我为自己准备创作的那本书起了一个更加简短也更为亲切的题目：“我是个怪圈”。肯·威利福德和尤赖亚·克里格尔合编的《意识的自我表征理论方法集》（Self-Representational Approaches to Consciousness）于 2006 年春面世。我的文章排在全书的最末，收在一个包含两章的板块之下，板块的标题是“超越哲学之外”（至于为什么说它超越哲学之外，实在也超越了我的认知，但不管怎么说，我是相当喜欢这个创意的）。我无法确定，在那种卓越而又相当专业化的设定下，这套观念能否对任何人产生较大的影响；可我确实对自己的这本书抱以厚望，希望本书作为这些观念丰满完整且更加清晰显见的具象化形式，能够让这些观念触及形形色色的人，不论其居于哲学内外，不论老少，不论专家或门外汉，均可为他们提供一种关于自我和灵魂（当然包括那些环路模式！）的全新想象。无管怎么说，我都欠了肯和尤赖亚一个很大的人情。他们助我擦亮了本书创作最初的火花，而且一路上都给予我极大的鼓励。

就这样，在大约过了45年之后，（我的天哪！）我绕了整整一圈，再次拿笔书写起有关灵魂、自我和意识的文字，并迎面撞上了我在少年时代就曾首次体验过的那种未曾改变的神秘与恐怖。我还记得，那种令我们成为我们的物理法则，既糟糕透顶，又美妙惊人， 10 多岁的我在为此感到恐惧的同时，也痴痴地沉醉其中。

一位作家和他的读者

不要被这本书的标题迷惑，它讲述的并不是我，而是“我”这个概念。因此，它与你们、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与它和我之间的关系没有丝毫差异。我完全可以把题目改成“你是一个怪圈”。实话实说，要想更清晰地表达出这本书的课题和目标，我可能应该将其命名为“‘我’是一个怪圈” ——可你还能想象出比这更厚实的书名吗？不如干脆把它改成“我是一个铅球”得了。

不管怎样，这本书讨论的是一个关于“我”为何物的庄严话题。那么它面向的读者应该是哪些人呢？同以往一样，我的写作总是为了影响那些接受过教育的普通公众。我几乎从来不为专家们写作，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因为我自己也并不是一位真正的专家。噢，我要收回这句话；这样说是不公正的。毕竟，站在我人生的现阶段回首而视，我已经花了近 30 年的时间，同我的学生们一起钻研类比推理与创造力的计算模型，观察并记录了各式各样的认知错误，收集了归类与类比的各种范例，研究了类比在物理与数学中的核心地位，深析了幽默的机制，推敲了概念创造与记忆提取的方式，并探索了词汇、习语、语言和翻译等所有的面向——而且在这 30 年中，我一直在讲授涉及思维的诸多方面以及关于我们如何认识世界的研讨课程。所以，没错，说到底，我算是某种专家，而我的专长正在于对思考本身

的思考。确实，正如我在前文所述，从我还是个 10 多岁的少年开始，我对于这个话题始终燃烧着热情。而我最为确信的结论之一便是：我们总是通过寻找并勾连与我们过去所知事物之间的类似性来进行思考的。因此，当我们利用大量丰富的例子、类比与隐喻之时，当我们回避了抽象的概括之时，当我们运用实际的、具体实在而简单朴素的语言之时，以及当我们直接谈论我们自己的经历之时，我们才能展开最有效的交流。

题图来自《我是个怪圈》，由湖岸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