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外包养关系,为什么会成为人们实践欲望和获得尊严的途径?

曾梦龙 ·

“在本书中,我指出婚外包养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人们实践欲望和获得尊严的途径。”

作者简介:

肖索未,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文系学士,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硕士、博士。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性别、婚姻与家庭、亲密关系、人口流动,研究课题涉及当代中国的婚外包养关系、儿童抚育中的城乡、阶级与代际合作,目前研究主要关注雇佣照料与家政服务。研究成果发表于 Men and MasculinitiesVaccineChina Journal of Social Work ,《社会学研究》、《妇女研究论丛》、《开放时代》、《社会学评论》。

书籍摘录:

结论(节选)

市场转型中的欲望与尊严

在本书中,我指出婚外包养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人们实践欲望和获得尊严的途径。在关于欲望的“表层故事”的背后,我试图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尊严的“深层故事”。在此,我将展开讨论亲密关系中欲望实践的意义及其与尊严之间的关联。

我对欲望的讨论主要聚焦于市场转型期欲望的社会文化生产方面,这受益于不少学者的洞见。罗丽莎在《欲望中国》(Desiring China)一书中,通过对公共文化的分析,探讨了中国社会市场转型中“欲望主体”的生产。她指出, 1990 年代以来,在席卷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进程中,与全球资本主义相连接的代表“普遍的人之本性”的新自我被打造出来,取代计划经济时代的政治文化和与此相关的社会实践。“欲望”正是普遍人性的核心。罗丽莎用“欲望”一词涵盖一系列宽泛的期待、需求和渴望;作为欲望主体,个体通过性、物质和情感的自我利益(self-interest)而运转。罗丽莎指出,这是一场国家与民众共同参与的重构自身与世界关系的文化实践,借助设定人们欲望的主题、一种新自由主义的治理实践,国家获得政治的合法性,而个体可以在新自我与席卷全球的新自由主义和消费主义伦理之间建立起联系。

阎云翔侧重从道德维度来探讨欲望,不同于将“欲望”视为对道德和规范的突破和颠覆,他认为欲望本身就是新的社会伦理规范的一部分。 1990 年代以来个体欲望迅猛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从注重责任和自我牺牲的集体主义伦理体系向强调个体权利和自我发展的个人主义伦理体系的转变”。阎云翔指出,欲望是从价值观转型到生活中的道德实践转型的最短通道。欲望合理化不仅体现在价值观层面的转变,而且在社会生活实践中推进,是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一直持续不断的一个过程。

阎云翔的分析基于他对中国传统人格的建构的理解。在他看来,中国人传统的做人过程的决定性机制是“克己复礼”——一种道德性的自我,通过道德化的自我反省来控制欲望,达成符合社会期待的人。欲望的合理化正体现出这个基本伦理机制的被颠覆和修改,“为了要使欲望得到更多的满足,我们的道德化的自我就不再努力去压抑欲望,‘克己’这一面很少有人能做到,相反地是来修正什么样的人才是合格的受尊重的关系人”。欲望与个体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欲望的合法化与个体的兴起有着自然的亲和,“全球化时代下,欲望的合法化是一个不可阻挡的潮流。因为欲望的合法化,个体就先天性地获得了比以前更多的优势或者更强的话语权”。

上述学者所指出的,正是以“普遍人性”面目出现的欲望是市场改革以来个体化的主体建构的核心。个体欲望不再处于改革前高度“失语”或“批判”、“改造”的状态,而被自然化和合法化:既认为欲望是个体内在固有的,又强调欲望满足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欲望论述围绕着个体展开,但与偏重于理性计算的利益概念不同,欲望包含着感受层面,从而指向更具整体性和复杂性的人性特质。

不同于阎云翔在论述中将欲望本质化的潜在倾向,我更倾向于将欲望的兴起视为一种理解和解释个体行为的文化解释体系的变迁,这很大程度上受到人类学家 Jane Collier 的启发。 Collier 对一个西班牙村庄 1960 年代到 1980 年代二十年变迁的研究发现,市场转型的变化是关于理解人们行为的概念和解释框架,从原来的(对他者的)责任转向(关照自身的)欲望,而不是简单的从压抑欲望到实践欲望。在普遍“遵循传统”的 1960 年代,人们也通过不同的方式实践内心的欲望;而在广泛“听从内心”的 1980 年代,人们也在“遵循他人的意见”。差别在于,人们理解、解释行为的文化参照体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便是类似的行为,之前人们习惯用遵循传统、履行义务这样的概念系统来解释和表述,而到了市场化时期则倾向于解读为自我意愿的形成。

在市场转型期的中国,欲望的合理化,与其说是人们跟从内心意愿和感受的可能性的提升、挣脱道德自我的压抑,不如说更多体现在人们的概念和实践领域的微妙变化,这些变化影响了人们如何管理自我呈现与解读他人行为。正如本书中所呈现的,欲望——对性的需求,对情感的诉求,对生活方式的要求,对摆脱命运、向上流动的渴求——成为人们理解和解释包养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参照系统。而事实上,那些构成“欲望”的内容,受到各种力量的形塑和规制,围绕着什么是正常的和不正常的,什么是恰当和不恰当的,生成了新的道德和价值判断,对个体进行约束。简言之,欲望的合理性最主要体现在其变得“自然”、“可见”、“可言说”、“可理解”,而不是不再受到道德的约制。

正如本书所阐释的,市场转型中崛起的新富阶层正是以能够更大限度地实践欲望而标示的,甚至以其逾越主流道德的可能性来构建起整个阶层的区隔;而当欲望被当作“人之本性”,又巧妙地掩盖了其传达阶层边界的意涵。作为一种阶层区隔符号,欲望的“外显”尤为关键。正因如此,男性欲望的表演在新富阶层里是高度组织化、半制度化的行为。通过日复一日的消费、组织化的夜场消费,新富阶层向社会传递出一种新的价值标准。财富的力量与性的、情感的欲望搅动在一起,这种欲望必须是可见的,而不是独自享受的。甚至可以说,正因为存在主流道德对婚姻忠诚的要求,有能力公开僭越才构成有意义的“区隔”符号。与此同时,正如一些关于商人群体的性消费的研究所揭示的,该群体内部形成特定的“道义经济”(moral economy),规制欲望实践和呈现的恰当方式。

在这些喧嚣的欲望言说、彰显的表层故事背后,我力图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尊严”的深层故事——那些人们真切感受但未能被明确言说的故事。我对尊严的探讨受益于哲学家查尔斯·泰勒的启发。泰勒指出,现代尊严观念,不同于建立在传统等级制度基础上的荣誉观念,是建立在平等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其基本前提是“人人都享有尊严”。尊严与关于个人认同的崭新理解关联在一起,这种新的个人认同高度强调(他者)承认的重要性。与此同时,我借鉴社会学的研究在经验研究层面探讨尊严概念的做法,将尊严与自我价值、群体参与、社会认可等方面关联起来。

在本书中,我将尊严视为与自我认同和社会承认相结合的概念,其核心是作为人的价值得到平等尊重,主要表现为人性化存在、自我价值感、群体(社会)承认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有所区别但又彼此关联。人性化存在与社会中他人、机构与制度的对待方式密不可分,构成自我价值感的基础层面;而自我价值感关乎自我认同,高度依赖他者的认可,尤其是生活世界中的重要他者的承认。

我认为,寻求有尊严的生活恰恰构成了在婚外包养这样主流道德之外的亲密关系里的伦理支点。这里的伦理关乎“我该如何生活”的整体生活方式的判断,因此,必须将对特定亲密关系的理解放到人们更为复杂漫长的人生轨迹中。毋庸置疑,由于不同的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差异和其所处的具体的生活世界不同,他们对尊严的诉求各有偏重。比如,一些打工妹高度看重男伴给予的关切和爱护以及一个稳定的家,从而逃离进城打工过程中“异化”的生活——身体上、社会关系上和情感上的多重异化,获得尊重、关怀等基本的人格需要。另一些打工妹通过包养关系同时获得经济资源,在城市获得较为稳定的生活,生成“我也可以过想要的生活”的自豪感。都市女性通过男性供养进行时尚消费,获得和维系对她们而言重要的社会群体的认可,维持都市女性身份和归属感。对很多女性而言,通过体会爱情或被爱,她们实现了在市场化时代女性认同里最重要的部分。对工薪阶层的男性而言,女伴提供的照料和情感劳动则弥补其在市场和家庭中受损的男性尊严和价值感;而对于新富的商人阶层而言,亲密关系的实践在他们建构群体边界的同时,也成为个体获得同伴群体接纳和认可的重要方面。

在现代社会,亲密关系与个体层面的自我认同密切相关,是确认自我价值的重要方面。正如泰勒所言,“在个人层面,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独特的认同是多么需要,同时又是多么容易受制于有意义的他者所给予或拒绝给予的承认……爱情关系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现代文化普遍强调应当满足人的各种一般需要,而且因为内在发生的认同就是在爱情关系这个熔炉里诞生的”。在转型期的中国,当本质化的、充满性意涵的性别观念兴起时,亲密关系的实践成为性别认同和个体价值的重要方面,对于女性而言尤其如此。

更重要的是,婚外包养关系中的尊严获得往往与更宽泛的社会认可、承认关联在一起。亲密关系以“补偿”或“跳板”的形式帮助个体获得有尊严的生活。所谓“补偿”,指的是通过私人领域的情感满足以弥补公共领域的尊严不足、损害或欠缺的状况。个体高度重视亲密关系中对方对待自己的方式和态度,体恤、关心、尊重等情感表达以及彼此的良性互动,以建构某种难以在其他社会生活中获得的自我价值感和尊严感。而“跳板”则是指通过亲密关系来获取更大社会的承认所需要的资本或条件,从而获得重要的社会圈子的接纳和认可,至少不会“落于人后”。

亲密关系对尊严获得的补偿或跳板作用,与市场转型中公共领域的“尊严危机”有关。效率至上的发展方式、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与城乡壁垒并置以及急剧扩大的贫富差距和阶层分化,使很多群体都经历了“尊严不足”甚至“尊严剥夺”的状况。进城务工的打工妹群体大量进入城市进行高负荷而缺乏保障的劳动,在城市被当作“低端人口”对待;贫富差距扩大,男性气质与经济能力高度挂钩,低收入的男性被当作没能力、去男人味;女性群体被结构性地剥夺在市场平等竞争的机会,难以独立获得消费主义营造的理想生活的可能。此时,私人领域成为人们获得尊严的替代选择,尽管进入的可能是一种受主流婚恋道德所谴责的亲密关系。

欲望与尊严都与现代个体的兴起密切相关。欲望成为个体认识自我、建构主体的核心内容,而尊严则关乎他人及社会的对待方式,以建构完整的自我认同和价值感。在中国的市场化转型中,个体的兴起不仅意味着欲望的表达与实践,还包含着对自我价值、个体认同和社会承认的新的要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尊严的生活——个人得到尊重和认可,建构有意义的自我认同,既是现代社会基本的正义需求,也成为迈向个体化时代生活伦理的基础。


题图为电影《长恨歌》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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