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魏斐德（1937——2006），美国汉学家、历史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著有：《洪业：清朝开国史》《中华帝制的衰落》《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哲学透视》《上海警察》《上海歹土》《红星照耀上海城》等。

书籍摘录：

远航（节选）

本文系魏斐德教授于 1992 年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在华盛顿特区发表的就职演说。

我第一次知道郑和的航海经历是我在柏克利刚刚开始做研究生的时候。郑和是中国的一位海军将领。他曾早在 15 世纪初期就航行到非洲海岸。我的教授，已故的约瑟夫•列文森，并没有用郑和航海的例子来说明中国当时了不起的科技成就。相反，他是想用 1433 年郑和航行的结束来显示明朝是怎样从此以后故步自封，抵制外部世界的。当然，我同意了列文森的看法，但我当时却为中国曾是一个海上强国这一事实惊讶不已。加州戴维斯大学的罗荣邦教授在讲课中让我了解到，不仅宋元两朝在东南亚为了抗击日本布置了大规模的海军，而且明朝至少在其起初的 65 年中深深地依靠其海上势力。 永乐年间（1403—1424），明朝海军拥有 3500 艘战船，不仅每年巡视中国海岸，还追击日本“倭寇”远至琉球群岛和朝鲜海岸，帮助占人为 在 1403 年赶跑一支安南舰队，并且在 1407 年入侵红河三角洲，重占那一块安南地盘，建成为中国的一个省。

1405 年，从侄子建文帝（1399—1402在位）手中篡得皇位的永乐皇帝派遣他的太监总管郑和执行一次声势浩大的海上远征：越过安南，穿过马六甲海峡，直下“西洋”。 这次探险在表面上公开的理由是穿越东南亚追寻建文帝。 但事实上真正的意图有三：其一，震慑中国的那些周边国，向这些近邻诸邦国炫耀新皇朝的繁荣、威仪与强力：正是这个王朝将蒙古人驱逐到了长城以外。其二，重新打通获取奢侈品的通道，因为元朝的崩溃切断了供应它们的贸易商路。其三，招徕外交使节，促使他们向新皇永乐帝的皇宫进献贡品。 至于为什么要选择一个宦官来指挥这次远航，则是因为自从汉朝以来，宫廷鲜贵之物，包括皇妃的选递都由宦官主司。 而在所有为永乐皇帝所宠信的太监中，郑和又极可能是最胜任这次远航的一个。因为他既是来自云南的伊斯兰教徒（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曾因到麦加朝圣而成为哈之 ）；同时也还是一个卓越的军事指挥家和后勤家，曾在永乐帝得胜的屡次战役中发挥过关键性的作用。

郑和的舰队浩浩荡荡，富丽堂皇。如此撼人心魄的远航此后又有六次，且一次比一次更远地向西推进。尽管郑和不是每次都亲身参与，但却运筹帷幄，作为统帅操纵着所有的航程。这一切都标志着明代海上力量的最高峰。当永乐皇帝在 1424 年溘然长逝时，中国的宗主国地位已经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外国统治者所认可； 67 个海外国家的使节和代表，其中包括七位国王，都前来进贡。 然而，几乎就在永乐皇帝下葬的同时，他那短命的继任者洪熙皇帝（1425年在位）也终止了这一远洋探险的传统，并任命郑和为南京守备。 1431 年，在宣德皇帝（1426—1435在位）的委任下，郑和指挥了第七次也是最后的一次远航：率领一支由一百艘舰船组成的远征队驶向忽鲁谟斯；同时还派出了两支子舰队分别驶到了非洲东海岸和北面的麦加。 但是，当郑和 1433 年恢复南京守备的职任后，远征探险的历史便从此彻底地画上了句号。

这一浩浩荡荡的商船之旅究竟为什么会戛然而止？至今最为大家所普遍接受的解释是：郑和下西洋从一开始就和宫廷宦官密切相连，而这些宦官又行为奢侈，性情乖僻，因而使航海活动受到谴责而停止。 正如荷兰汉学家杜文达（J.J.L. Duyvendak）所言：“与海外蛮族交往的这整桩事务，在政府官员的道德与政治评判中，越来越和受他们鄙视的太监的淫靡与专权的憎恶，密不可分地纠缠到一起。” 朝廷政策的转变是如此地偏激突兀，以至于当 1477 年大太监汪直要求得到郑和远航的海图，以期恢复中国在东南亚至高无上的地位时，军事部门的副总管竟然将存放于政府的全部档案记录悉数搜出，付之一炬。

明代海军的衰败几乎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1436 年，正统皇帝下令禁止制造供远洋航行的舰船，此后针对中日海盗的广泛海上巡逻也因此回撤紧缩。 公海上的水兵们，如今只能被动地锚定在避风港里，做一些交易，运一些私盐，或者干脆放弃卫戍，荒弛驻防。那些曾打造出郑和“宝船”的世袭造船家族也在这一过程中同样凋败消亡，以至于最后中国人竟然忘记了先前那些适于远航的硕大无朋的舰船究竟是怎么制造出来的。 

许多中国历史学者都以“郑和七次下西洋”的结束，来标志明王朝的一蹶不振：腐化堕落的宫廷太监在 15 世纪 40 年代的得势，在 1448 年黄河口决堤后对公共工程的建设的漠视，日长的苛税与同样日长的朝廷开支，以及在 15 世纪 70 年代喧嚣一时的官位买卖——所有这一切都显示了一个王朝的命运的决定性逆转。

比这更意味深长的是，一些历史学者甚至将远洋探险的终结看作中国文化本身的历史转折点。罗教授将这理解为中国人性格、气质层面的“海变—激变”：变得更“文明”也更“颓废”，变得“倾向于诗歌艺术而不是科学技术，认识论而不是政治学，画笔而不是海洋”。 米尔斯博士（J. V. G. Mills）则更直截了当：“永乐皇帝的去世同时也结束了中华帝国的英雄时代；伟大的觉醒成为了过去，精神的能量如蒸汽般消弭，活力充沛的行动永远不再。军事上的激情进入了月亏期，‘反军国主义’‘反扩张主义’的情绪则成为主流在空气中弥漫。” 李约瑟在对葡萄牙与中国的海事成就所做的一个尽管不无夸大但却无比令人感动的比较中，得出了下面的结论：“宦官是中国历史上一段辉煌时期的建筑师”，郑和下西洋之终结表明“海上发展巨大可能性寿终正寝了”。

这种从“伸张”到“收拢”的姿态，这种中国向其自身内部的回归，正是当年我做研究生时从列文森那里得到的信息，也是使我产生这种印象的原因：一个孤岛般的大陆帝国，与世隔绝、超然度外，直到“门外的陌生人”在 19 世纪 40 年代以武力冲破了屏障，将中国一把拽进了世界历史。 当然，对于这种内向发展，人们也可以从好的方面来看。比如，这种发展使得中国不致于像西方世界那样富有侵略色彩。中国的闭关自守让其社会、文化在一个单独的范畴内得到发展，具有思想性和成熟性，而且避免了无穷无尽的狭隘的种族情绪之间的争斗。中国历史上唯一未娶妃妾的单婚君王弘治皇帝（1488—1505在位），其统治有节制且明达，被明末的史学推崇为儒家贤人政治的黄金时代。 1492 年，正当哥伦布在加勒比海误认为自己发现了亚洲的宝藏时，“吴派”大师沈周却创作了他那幅著名的立轴书画《夜坐图》；画上题词如下：于今夕者，凡诸声色，盖以定静得之，故足以澄人心神情而发其志意如此。且他时非无是声色也，非不接于人耳目中也，然形为物役而心趣随之，聪隐于铿訇，明隐于文华，是故物之益于人者寡而损人者多。有若今之声色不异于彼，而一触耳目，犁然与我妙合，则其为铿訇文华者，未始不为吾进脩之资，而物足以役人也已为了维持这种备受推崇的儒家境界，皇朝官绅力图限制沿海地区的海事行动。 1500 年，凡造两桅以上航海帆船者处以死罪。 1525 年，官员受命销毁全部两桅以上的船。到了 1551 年，倭寇为害频繁，所有出海者，甚至出海经商者，均以通敌罪加以判处。

16 世纪时中国官方这样不断地严令海事本身就说明朝廷已无法控制民间私下的海上活动和海上贸易。 在 16 世纪末 17 世纪初，亚洲贸易曾有一度令人炫目的飞速膨胀，其主要动力源即是数量惊人的白银——它们从墨西哥的南部港市阿卡普尔科（Acapulco）穿越太平洋运至马尼拉，再从那里由中国的商贩水手运到福建和浙江，借以换取丝绸、瓷器以及其他的奢侈品。

在 1573 年到 1644 年，一直能够吸引贵重金属的中国经济吸收了 2600 万墨西哥银元，使其更加币制化和商业化。  1659 年至 1683 年有新法禁止海事，同时又遇上 17 世纪中期全球性的经济和人口危机，才使得这种趋势有所缓和。 但是康熙年间（1662—1722），中国的海军于 1683 — 1684 击败了海上霸主郑成功及其继承者在台湾的政权，原来的海禁解除，银元又继续流入中国市场。 到 18 世纪后期，中国的“船商”垄断了东南亚的交易，至此中国已被完全纳入世界经济。丝绸、茶叶贸易以及国内粮价的高低浮动和新大陆银元供给量上下波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

而中国政府在控制私人交易方面的无能，还表现为当她试图阻止本国居民向海外迁移时遭遇到的困境和窘迫。 在明代浩浩荡荡的大商船队之前，中国人就已经开始了向国外散居的历史；但郑和的七次下西洋无疑更极大程度地刺激了这一过程。   15 世纪的最后几年，中国人开始陆续向马来群岛、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苏禄群岛，以及菲律宾拓殖。 在 16 世纪，另一支中国移民队伍开始进驻暹罗，及至 17 世纪末，其首都大城府（Ayutthaya）的中国人已达到数千之多。 清朝政府袭用了明代禁止移民的政策。清律第 225 条规定：所有为了居住与耕作目的而移民外国岛屿者，一律依私通叛乱之律定罪，处以绞刑。 尽管曾有个别的皇帝下旨特赦从海外归国的商人，这一禁令却一直延续到了 1727 年；但截至当时，业已有几十万中国人在海外定居。一个世纪以后，在曼谷的 40 万居民中，事实上有一半都是中国移民。 

到了 19 世纪，这一移民潮随苦力贸易的盛行就更是戏剧性的高涨。  1848 年到1854年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期间，有 70 万中国人来到了加州。 截至 20 世纪初，已有超过 800 万的中国人在海外定居；而他们身上潜藏和积蓄的经济与政治活力，又反过来推进了中国自身的变革历程。 不消说， 1911 年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即是由一位海外中国人孙中山领导；而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第一次国内合作统一阵线，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位来自旧金山的中国人促成。

这种锐气和热忱持续高涨，表征了非官方的“个人远航”所织就的、今天在全球范围内举足轻重的错综复杂的综合体：它目前已在改变全世界的经济面貌。 一个社会学家把已经出现的、对中国官僚政体具有反抗作用的私人工商组织形式称为“企业性的家庭主义”。这种“企业性的家庭主义”已显示出巨大的竞争力量，并已经开始向中国本身滚滚开进。 拥有近 3 万亿流动资产的海外华人现在每年在中国大陆投资数十亿美元，促成世界上最迅速的经济发展。 哥伦布自认为他在古巴南岸找到了中国，但在他很久以前的 1405 年郑和就开始了远航。从那以后，中国人又有了成千上万的独立远航。也许在今天，那些远航终于找到了某种停泊的港口。

我本人第一次远航到大陆，是在 1974 年作为翻译陪同一个美国药理学家的代表团访问中国。 那正是“水门事件”的当口，我们的军队在越南的失败也已是迫在眉睫。当我踏上这段旅程时，心里非常清楚：“尼克松主义”标志着美利坚霸权在亚洲的终止。印度支那的战争导致了联邦预算中的第一批巨额赤字；尽管美国在后来的局部战争如“海湾战争”中表现出来的科技优势，或许还可以使我们的军事专家重拾自信，但有利的经济发展浪潮正在流向另一个方向，它直奔一个新的亚洲，当然毫无疑问，直奔一个新的中国。这一点已经被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巨大经济跃进所显示出来，也为中国对南沙群岛争执的强硬反应所证明。因为那里有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矿藏之一。

就在这次 1974 年的访问中，我第一次亲眼见到了颐和园昆明湖上那庞大而静止不动的大理石驳船；它是在 1894 年为慈禧太后的 60 大寿所建。为修建这个呆板的、用以自诩的纪念碑而花掉了本应用于装备中国舰队的财政支出；而正是这支舰队，于 1894 年 9 月 17 日，在鸭绿江江口和日本战舰与巡洋舰的海战中全军覆没。 记得当时我跨上石舫，怀着一种自己也未觉察的淡然而轻蔑的心情静静地参观这座碑舫，一边不禁摇头叹息。在我下到这个恶名昭彰的中国内政的典范作品的最后一层楼梯时，发现前面的路被两个身着海军制服的健壮青年挡住了。我们相互一笑并各自让道；就在那错身的片刻，我注意到他们衬衫上别着来京开会时的会牌：中华人民共和国南海舰队的字样——自郑和以来这支舰队第一次将中国的军事力量扩展到了东南亚。

固然，当下的亚洲只存在一个超级强权；即使我们的新总统必将削减美国在日本冲绳和南朝鲜的武力配给，美国的战略影响也极有可能顽强地持续到下一个世纪。但是，比起中国经济的疾速膨胀，她正在打造一支外海海军的事实，就远非那么重要，更别提那些新近工业化的国家或日本了。

我欲以“地方性世界主义”（provincial cosmopolita-nism）的命题为结语。为时半个世纪的美国霸权已成过去。我们现在应该认真思考对待那些狭隘、自封、带有种族偏见的文化伦理所带来的挑战，也应该珍惜美国社会的复杂多元性。我本人现在因主观选择和客观存在已是一个加利福尼亚人。在经历了 4 月洛杉矶暴乱之后，我现在要讲一句也许会让你们感到奇怪的话：我对加利福尼亚的复杂的多元化有一种自豪感。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加州那包容了种种文化个体的对峙和阻抗，并将它们最终全数汇聚到一个大熔炉中的能力；还因为她承诺着重建一个公民社会，这个社会将允许我们每一员加入未来的“远航”。

题图来自：维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