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12月11日,10年前,史上最大规模庞氏骗局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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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 2018 年 12 月 11 日,距离这一年结束还有 20 天。
10 年前,美国股票经纪人麦道夫(Bernard Madoff)被捕,史上规模最大的庞氏骗局破灭。
简单来说,“庞氏骗局”就是一种“拆东墙补西墙”的金融诈骗方式。大约从 1980 年代开始,麦道夫以明星基金管理人的形象,不断伪造回报率以吸收投资,同时以新钱抵旧债,制造投资成功的假象,从而把“生意”越做越大。
这个骗局一直持续到 2008 年。金融危机之下,大量投资者同时要求赎回资金,直到麦道夫再也拿不出钱。经亲口承认,他的两个儿子向当局举报了麦道夫。麦道夫后来以金融诈骗被判处 150 年监禁,两个儿子先后自杀和病逝。
和 2008 年金融危机中的很多事件一样,麦道夫案也暴露了金融系统的弊病。一些金融分析师在 2000 年左右就得出结论,认为麦道夫的投资收益过于夸张,但监管部门却无视了分析师的警告。那些不断为麦道夫的骗局注资的金融机构也受到了普遍质疑,麦道夫本人更承认,这些机构默许甚至配合了他的诈骗计划。作为惩罚,案发后的上百起集体诉讼让一些金融机构损失惨重。
尽管麦道夫案本身暴露了华尔街的贪婪,也酿成了多起性命攸关的悲剧,案件的善后处理却创造了庞氏骗局处置史上的最佳偿付比例。到今年 7 月 20 日,176.44 亿美元的巨额债务中有 132.74 亿已经追回,112.75 亿偿付完毕。那些在案发前收到麦道夫转移的巨额资金的亲戚、朋友和员工,有 200 多名都收到了律师函,不得不退回资金;经过净权益法计算确认从骗局中获益的投资者,也被追缴其收益,用来偿付受害者的损失。
如果说麦道夫为他的骗局苦心经营了数十年,今天的金融投机则只有几个月、几年的“耐心”。在中国股市不景气的大背景下,p2p 等商业模式先是异常火爆,接着出现大面积的提现困难或延期兑付,“CEO 失联”的消息不断传出,甚至导致资金链上的企业被迫停止经营。《财新》统计,截至今年 11 月 12 日,今年已有 546 家 P2P 平台爆雷,众多案件被判构成非法集资。
此外还有:
第一张个体户营业执照
38 年前的今天,温州鹿城区居民章华妹从鼓楼工商所拿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1979 年,18 岁的章华妹像很多邻居一样,在家门口卖一些廉价的小百货。这种经济形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合法,章华妹需要随时准备撤摊,应对“打办”(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督查。营业执照的颁发意味着中国政府开始逐渐承认个体经济的合法地位。
根据温州当地媒体的报道,1980 年左右,温州有 2000 多无证商贩;到 1982 年,温州申领个体户营业执照的数量已经达到 10 万余户。而到今年 10 月,全国实有个体工商户 7137.2 万户。但 1980 年代的“严打”、个体经营者与城市管理部门的长期矛盾显示,个体户依然是一种脆弱的市场主体,关于个体经济的法律风险尚未理清。
中国大陆第一场托福考试
第一张个体工商户经营执照颁发一年后,中国出现了另一种新鲜事物。
1981 年的今天,中国内地第一场托福考试在北京、上海和广州同时开考,共有 732 人参加——这一数字今天已经翻了 200 多倍。
在此之前,中国于 1978 年开始鼓励公派出国留学。托福考试的出现让更多年轻人看到了出国留学、“改变命运”的机会,顶尖大学的学生出国镀金,随后留在国外或是回国从事重要工作,成了一代中国人的成长路径,并影响至今。
托福考试也带来了一些意外后果。备考资料中关于美国社会文化的文本成了许多中国人对西方的认知来源,这种“美国梦”交织了随中美关系起起伏伏的民族情感,被《中国合伙人》等流行文化作品反复刻画。也正如那部电影的主题,托福等语言考试也催生了庞大的语言教育与留学产业。
《京都议定书》
听上去已经是个古老的名词——1997 年的今天,84 个国家在日本京都签订了《京都议定书》,在不少于 55 个参与国实行温室气体减排计划。由于《京都议定书》确定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美国认为条约偏袒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因而始终没有正式批准,该原则也一再引发争议。2015 年,联合国气候峰会通过更为严格的《巴黎协定》,取代了《京都议定书》。
墨西哥毒品战争
2006 年的今天,墨西哥新任总统卡尔德龙出动 6500 名军人前往米却肯州,向长期困扰墨西哥的贩毒集团宣战。
1990 年代,哥伦比亚毒枭式微,墨西哥毒品集团成为新的贩毒中枢。为了争夺市场,毒品集团之间还频频发生仇杀,破坏了地方治安。“毒品战争”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墨西哥政府希望,地方执法力量的增强可以逐渐瓦解毒品集团,减少犯罪事件。
然而,随着贩毒集团分裂为贩毒团伙,毒品引发的冲突却在加剧。根据媒体报道,卡尔德龙执政期间,墨西哥的杀人案件比前任时期翻了一番;许多墨西哥人对毒品战争的前景并不乐观——某种程度上,政府官员、警察和毒贩甚至形成了利益共同体,“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秘密”。
索尔仁尼琴百年诞辰
1918 年 12 月 11 日,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出生于革命时期的俄罗斯,至今整整 100 年。
89 年的生命中,索尔仁尼琴最为人所知的身份是一个持不同政见的作家。早年,他因在私人信件中戏谑斯大林被判入狱 8 年。他的处女座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描写了斯大林时代的劳改营生活,类似的主题出现在 1973 年出版的《古拉格群岛》中。1967 年,他在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前夕发出公开信,要求取消针对文艺创作的检查制度,被大会谴责为“苏联作家的叛徒”。
1974 年,索尔仁尼琴因为《古拉格群岛》的出版被苏联驱逐出境。此时,他已经在西方社会成为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一个象征,他也得以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取 4 年前颁给他的诺贝尔文学奖,该奖项表彰了他“为追寻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所倾注的道德力量”。
事实上,很难用一两个标签来简单地概括索尔仁尼琴的政治立场与价值观。他在长篇小说《红轮》三部曲中主张“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依靠东正教,恢复‘古老的俄罗斯生活方式’”。他不仅反对苏联,也反对盖达尔对俄罗斯实行激进市场化的“休克疗法”,更尖锐地批评美国沉迷于庸俗的物质主义,失去了勇气和男性气概,指责西方社会以单一标准衡量文明,重法制而轻精神追求。
或许,最好称索尔仁尼琴为整个现代文明的异议者,无论是对共产主义,还是对资本主义。如同历史学家 Richard Pipes 对其疑似反犹立场的解释,索尔仁尼琴的出发点始终是俄罗斯传统的宗教与文化。
“他有点像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和爱国者。”
Richard Pipes,历史学家
题图为 1974 年的索尔仁尼琴,来自:Verhoeff, Bert / Ane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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