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法国爆发“黄背心”运动,但民众的愤怒由来已久
“我们生活在压力之下。每个月月底都要问:‘吃的东西还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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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盖雷电 — 弗洛里安·杜(Florian Dou)正在逛折扣超市,可他的购物车里除了一包价值 6 美元的香肠外几乎空空如也。那是上个礼拜的最后一天,也是上个月的最后一天。当时“我和我老婆的工资 10 天前就花完了”,弗洛里安哀叹道。
他是一名仓库管理员,工资花完后,怎么才能熬到下一个发薪日成了他每月的难题。而在法国中南部阴郁的小城盖雷(Guéret),与他一样入不敷出的民众不在少数。对此,弗洛里安愤怒不已。
于是他用剩下的钱,驱车 250 英里(约合 402 公里)前往巴黎参加了上周六举行的抗议活动。示威者与警察发生了激烈冲突,警察还动用了催泪瓦斯、高压水炮和橡皮子弹驱散人群。
巴黎抗议活动爆发的第二天,弗洛里安表示:“我们知道,派他们来是为了赶我们走。说真的,他们不是什么好好先生。”但他郑重承诺,示威的人们不会就此退缩。
随着不平等现象日益加剧,普通工薪阶层的生活质量每况愈下,他们的怒气和怨恨无处发泄,最终导致了“黄背心”运动爆发。过去三周来,最初因民众不满燃油税上调而引发的骚乱愈演愈烈,终于在上周六达到了高潮。
示威者缺乏组织,主要依靠社交媒体相互协调。但从上个月起,人们就陆续从法国贫困的乡村地区自发来到塞纳河畔,慢慢发展成了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
上周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前往巴黎察看了遭涂鸦的纪念建筑,以及几条一片狼藉的高档购物街。而在法国各地,抗议活动一共造成 3 人死亡,260 多人受伤,超过 400 人被捕。马克龙召开了内阁会议,考虑是否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此前马克龙一直坚称,与往届政府不同,他不会因为民众抵制改革而退缩(比如人们不希望政府放宽劳动法)。他的态度比西欧其他许多国家领导人更加坚决。
示威者嘲笑马克龙是富人的总统,认为他一边剥削穷人遏制预算,一边却对他们的关切不闻不问。
但如果说巴黎里沃利大街(Rue Rivoli)或奥斯曼大道(Avenue Haussmann)上碎了一地的玻璃和烧坏的汽车最终引起了马克龙的注意,“黄背心”运动其实是从盖雷这样的寂静小城中开始发展壮大的。盖雷坐落于法国中部的小山谷里,是一个拥有 1.3 万人口的行政中心(“黄背心”一名来源于路边示威者穿的黄色安全背心)。
盖雷远离大城市,隶属于法国最贫困的省份之一,城里的公立医院是当地最大的雇主。每天下午 3 点,中心广场上的咖啡馆就已空空荡荡。大批烧毁的汽车散落在死气沉沉的火车站停车场里,因为许多市民已无力承担养车费用,便将它们遗弃在此。
在这样的地区,居民们总是暗暗担心:到了 20 几号钱用完了怎么办?账户余额为零,电费也没付清,哪里有钱买吃的放冰箱呢?今天哪一顿饭不吃了呢?怎么才能跟妻子开口,这个周末我们不外出就餐了?

弗洛里安的几位邻居也参加了抗议示威,他们的经历和弗洛里安非常相似。利蒂希娅·德普尔图(Laetitia Depourtoux)家的冰箱里有一大块冻肉,这是她的农民父亲每年送给她两次的礼物。冰箱里还有为这个六口之家提供的肉食配给。
在寒冷的夜晚,乔尔·德古(Joel Decoux)家的烤炉烧的是他自己砍伐的木块,因为他付不起燃气费。
虽然还不至于陷入极度贫困,但这些小城镇、小村庄里人们始终感到惴惴不安,因为这里正在变成“另一个法国”,与上周末发生骚乱的繁华巴黎街头格格不入。
46 岁的法布里斯·吉拉尔丹(Fabrice Girardin)原本是个铺地毯工,现在则靠照顾别人的宠物为生。他说:“我们生活在压力之下。每个月月底都要问:‘吃的东西还够吗?’”
在 20 世纪,盖雷市土生土长的著名反犹作家马塞尔·茹昂多(Marcel Jouhandeau)以尖刻的笔触在小说中描绘了自己的家乡。从那以后,这座小城就成了世人眼中贫穷落后的缩影。
如今的“黄背心”示威者,正是茹昂多笔下人物原型的后代。前往盖雷的途中,你能在各个关卡看到他们的身影:卡车司机、校车司机、护士、失业的电工、家庭主妇、仓库管理员、兼职公务员,以及领着伤残补助的建筑工人。

弗洛里安就是其中一员。他说自己 9 岁的儿子从没外出度过假,自己的月收入总计 1300 欧元(约合 1.01 万元人民币),“付完账单后一下子就没有了”。付清高额的税费和公共事业账单后,这笔钱所剩无几。
入夜后,他和其他抗议者会守在交通环岛中央;而在寒冷的雨夜,路面泥泞不堪,他们会躲进用防水油布搭建的临时棚屋和帐篷里,直到黎明来临。一顶帐篷上草草写着“人民的爱丽舍宫”,以嘲讽马克龙居住的总统府邸爱丽舍宫。一位歌手合着广播里雷鬼音乐般的旋律唱道:“马克龙,他跟大老板是一伙儿。马克龙,他跟人民对着干。”
据弗洛里安透露,自己从一开始就参加了示威活动,上周他还在盖雷市的交通环岛上一丝不苟值守了好一阵子。星期四是个雨天,早上他就去站了几个小时,晚上 11 点后他又继续加入抗议的人群,第二天也依旧在现场抗议示威。
他说:“我们甚至不再需要社交网络了。”
他表示自己的动机是为了“摆正我们国家的头等大事,(也就是)自由、平等和博爱的价值观。”而燃油税“是这一切的导火索”。
眼下,他认为“黄背心”抗议者确实引起了政府的关注。
“(政府)不知道该做什么。他们真的很恐慌。”
几乎每一辆驶过环岛的汽车都会鸣笛示意。但抗议者明白,他们的呼声还不足以越过千山万水,传到巴黎当局的耳中。所以他们决定转战巴黎,继续示威。

到了周五,弗洛里安已经开始准备和人搭车前往巴黎了。他打电话联系了在交通环岛上抗议的同志,在最后时刻采购了一些补给,比如可以保护眼睛不受催泪瓦斯伤害的装备。
30 多岁的约安·德古(Yoann Decoux)是一名失业的电线工,他被盖雷市的抗议者推举为发言人,但他于上周在巴黎被捕。
他表示:“以前我从没参与过政治示威活动,但我们受够了。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靠着微薄的工资是怎么过活的。哎呀,我们也是人啊!”平时他只能吃素,还要靠兼职做农民的父亲接济才能勉强度日。
来自盖雷的抗议者没有公开支持任何一位政客,因为绝大多数政治主张都让他们反感。
弗洛里安说:“他们都是一路货色。”
盖雷市长米歇尔·韦尼埃(Michel Vergnier)是一名资深社会党人,在巴黎拥有几十年之久的人脉。但当他去看望抗议者时,人们并不欢迎他的到来。
韦尼埃表示:“他们拒绝与政客往来。他们不属于任何党派,也不属于任何工会。”

此时月底已至。盖雷市的“黄背心”抗议者无一例外,都表示自己的账户已经见底。
吉拉尔丹说:“现在我身无分文了。”上周三,他和妻子一起购物消费了 40 欧元,现在已经没钱熬过周末了。
“每到月底就什么都没有了,”他说。
这也是为什么,尽管马克龙上调燃油税的计划看似微不足道,但对许多人而言却是最后一根稻草。而这一决定最终引燃了民众积压多年的怒火。
吉拉尔丹说,自己的汽车油箱里没有汽油。他原本是一名铺地毯工,每月雷打不动只有 1200 欧元工资(约合 9400 元人民币)。后来他辞去了工作,决定自己创业,但如今的境况也不过如此。
“把账单都付清之后,就一分钱不剩了。”
吉拉尔丹今天的伙食是面条,或许可以再加一点儿牛肉末。他说:“我希望可以时不时带妻子下馆子,但我做不到。”巨大的经济压力让妻子陷入了抑郁,他说:“她把自己彻底封闭了起来。”
第二天一早 6 时 30 分,天还蒙蒙亮,医院夜班护士利蒂希娅就和身为验光师的丈夫奥利维耶(Olivier)开车送 3 个女儿上学了。他们家住在城郊一处交叉路口,家里很舒适,但空间并不宽敞。

利蒂希娅轻声取笑吉拉尔丹说:“那是因为你的汽车油箱里从来都没装过汽油。”利蒂希娅和丈夫养了 4 个孩子,每月要支付一堆账单。用丈夫的话来说,她每月 1800 欧元加上他 1500 欧元的收入“很快就花完了”。
银行拒绝再向他们贷款。于是两人都穿上了“黄背心”,加入了上周在巴黎举行的抗议活动。奥利维耶表示:“活动开展到什么时候,我们就跟到什么时候。”
他继续道:“我们活着,却要处处留心。我们不能去餐馆用餐,生活中让人高兴的小事都消失了。”他的父母辛苦了一辈子,到头来却一贫如洗:父亲住进了养老院,母亲则不得不接受慈善机构提供的餐食。
她在冰箱里塞满了从廉价超市 Lidl 买来的速冻食品。夫妇俩每月都等着领工资,然后才能给汽车加油、去超市采购。
埃洛迪·马顿(Elodie Marton)是 4 个孩子的母亲,她也参加了盖雷市以外的示威游行。此时她正和十几个人一起在烧火的铁桶边取暖,她表示:“我们总是熬不到月底。”
“幸好我们养了些牲畜”,她指的是几只鸡鸭,“我们会把它们留到月底。听上去有点残忍,但孩子们才是我最关心的。”她的丈夫托马·施温特(Thomas Schwint)在一旁叫到道:“我们受够了,我们很生气!”托马是一名水泥搬运工,他签的临时合同月薪为 1200 欧元(约合 9400 元人民币)。
盖雷市的抗议者无一例外都表达了对政府的愤怒,并决心抗争到底。
“他们的回应让情况变得更糟了,”奥利维耶说。“市民要求降低税收,他们却在谈‘生态保护’。”他指的是马克龙在上周发表的演讲,后者计划让法国逐渐停止使用化石燃料。
在交通环岛上,卡车司机洛朗·奥弗雷尔(Laurent Aufrere)正在考虑今天不吃哪一顿饭。
他说:“如果停下来,我就死定了。这事非同小可,眼下爆发的是一场群众起义。”
翻译:熊猫译社 智竑
题图及文内图片版权:Andrea Mantovan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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