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战争记忆逐渐从人们脑海中消失,欧洲的秩序还能持续维持吗?
“历史教给我们的是,当经过战争洗礼的一代人都离世了,人们会逐渐放松对战争的警惕,战争观会流于天真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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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马瑟牧师(Rev. Joseph Musser)的家族一直住在阿尔萨斯(Alsace)地区,但他们并非始终隶属于同一个国家。
一战时,他的祖父曾为德国而战。二战时,他的父亲为保护法国民众勇上前线。如今,他的家族里没有一个军人。他住在法国的侄(甥)孙女,每天视若无睹地穿过她的祖先誓死保卫的边界线,到另一侧的德国上班。
这个和平、繁荣、无边界的时代被欧盟的倡导者视为欧盟的最大成就。
“欧盟立足于人们对战争的记忆,” 现年 72 岁的马瑟牧师说道,“不过人们正渐渐淡忘那段历史。”
周日,全世界数十位国家领导人齐聚巴黎,纪念一战终战一百周年,将马瑟一家乃至全欧洲连接在一起的记忆链条正在逐渐变得脆弱不堪。

这个纪念日在一片愁云惨淡和不安全感的氛围中到来,因为沙文主义和种族分裂的昔日噩梦如今又在欧洲大陆重演。而当记忆已成为过去,一个问题显得尤为突出:没有亲历过历史的我们能够切实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吗?
经历了两场惨烈的战争,欧洲人团结在欧盟的共同理念下,坚决抑制民族主义和种族仇恨的力量。欧盟将总部的部分机构设在阿尔萨斯首府斯特拉斯堡便是出于深刻的考量。
然而,当今的年轻一代对造成大规模人员死亡的战争毫无记忆。他们的潜意识被长达 10 年的金融危机,非洲和中东难民的涌入以及有感欧洲各国团结一心的诺言难以实现深深影响着。对有些人来说,上个世纪的浴血欧洲如石器时代般遥远。
不过,造成 1600 多万士兵和平民死亡的一战持续影响着欧洲。
“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上演了一场更加惨烈的冲突,见证了野蛮的人类大屠杀。英国传奇的战时领导人温斯顿·丘吉尔将 1914 年至 1945 年的这段历史视为一场漫长的战争。

英国战舰克莱德河号(River Clyde)模型,这艘战舰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参与运送在土耳其加里波利登陆的士兵。
他在 1948 年说道:“不吸取历史教训的人注定要重复历史的悲剧。”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 2015 年力主德国接收了 100 多万移民。她经历了从起初被视为自由主义欧洲秩序的象征,到后来成为极右翼势力的战斗口号的转变。她说,目前尚不确定欧洲是否吸取了历史的教训。
默克尔在谈到二战时说:“在眼下这个我们生活的时代,亲身经历过德国历史上那段可怕时期的人正逐渐离开人世。现阶段,我们尚不确定德国是否切实吸取了历史的教训。”
事实上,最后一位参与一战的老兵已于 2012 年去世。而曾亲身经历过二战和犹太人大屠杀的人数也在快速减少。
政治家经常有选择地搬出历史为自己的理论辩护。不过,回顾这个问题所涉及的历史,会让人隐隐觉得大事不妙。
现今欧洲的政治中心仍如当初一样虚弱乏力,而政治边缘力量则异常激进。民族主义与种族仇恨的势力不断抬头。民粹主义者入主多个欧洲国家政府。
曾是欧盟创始成员之一的意大利副总理兼民族主义政党领导人马泰奥·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拒绝接收难民船,并呼吁驱逐罗姆人。匈牙利总理维克多·欧尔班(Viktor Orban)大谈特谈“穆斯林占领”,并公然宣扬自己所谓的“非自由主义民主”。
“1990 年,欧洲曾是我们的未来,”今年初他说道,“现在,我们是欧洲的未来。”
政治语境也正以相似的方式恶化。在德国,极右翼政党成为议会主要的反对派,讥讽主流媒体为“Lügenpresse”(说谎的媒体)——这个词最早曾在 1920 年代被纳粹党使用,后来他们掌握了政府大权。
特劳塔·拉夫伦兹(Traute Lafrenz)是 1940 年代反希特勒学生抵抗组织白玫瑰(White Rose)最后的幸存者。她说,前不久极右翼势力在德国东部城市开姆尼茨(Chemnitz)制造骚乱,有人行以纳粹军礼,让她不寒而栗。
现年 99 岁的拉夫伦兹在接受《明镜周刊》(Der Spiegel)采访时说:“或许这并非巧合。我们这代人都快离开人世了,而历史又将卷土重来。”
二战后,为防止战争重演,欧盟通过收拢国家在多个领域的主权,逐渐打造出一个共同市场、一种共同货币和一个自由旅行区。

但周日当天,在默克尔总理及强烈支持欧盟的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身边还会出现多位极力想要看到欧盟分崩离析的民族主义领导人,其中就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为了防止人们将一战后的脆弱局势和当前划等号,心生警戒的历史学家指出了二者之间的几点显著区别。
一战前,欧洲的帝国王朝刚刚转变为民族国家;自由民主刚刚兴起,尚未经过反复考验。各国经济都非常困难;柏林有很多儿童死于营养不良。
最重要的是,现在并没有当初欧洲盛行的军国主义文化。而曾在数百年间互为死敌的法德两国现在是亲密的盟友。
牛津大学欧洲历史学教授蒂莫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说道:“现在被侵蚀的东西比欧洲历史上取得的任何成就被损毁的程度都高。”

即便如此,阿什依旧认为,1918 年给人们的警示是民主与和平从来都不应该被视作理所当然。
他说:“它沉痛地提醒我们,看似会永远持续下去的秩序可能会迅速崩坏。”
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欧洲在二战之后的座右铭是“让战争不再重演”,那么一战给人们的教训是“历史可能重演”。
德国历史学家丹尼尔·舍恩弗尔格(Daniel Schönpflug)最近出版了《A World on Edge》一书。这本引发了人们诸多回忆的书籍通过跟踪记录生活在一战和二战之间的 22 位人物的人生轨迹,指出数百年来,在欧洲动荡的历史上,漫长的战争时期之后往往是漫长的和平时期。
“不过,一旦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一代人都死去,那么下一场战争将会来临,” 舍恩弗尔格说道,“历史教给我们的是,当经过战争洗礼的一代人都离世了,人们会逐渐放松对战争的警惕,战争观会流于天真幼稚。”

“这意味着我们现在必须非常小心,”他说。
1918 年,保罗·克利(Paul Klee)创作了一幅《巴黎彗星》(The Comet of Paris)。在这幅画中,一名走钢丝的人悬浮在半空中,处境十分危险。他头顶的天空有一颗彗星划过,而他的脚下便是埃菲尔铁塔。这个图景令人不安的地方在于,虽然人们知道钢丝的存在,不过肉眼看不到它的踪迹。
舍恩弗尔格说道:“这幅画概括描绘了当时人们的处境,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我们现在的处境。”
没有人知道未来会是怎样。欧洲陷入了未知状态。
1929 年,人们在毫不知情地情况下进入了杀戮四起的十年。
历史学家、《德国简史》(The Shortest History of Germany)作者詹姆斯·霍斯(James Hawes)说道:“回顾历史,有一点特别诡异。在 1931 年、1932 年到来之前,人们都没有意识到未来会发生什么。他们以为只是迎来了另一个十年。”
未来的历史学家会如何撰写 2018 年的欧洲呢?
多本畅销历史书作者安东尼·比佛尔(Antony Beevor)抱有悲观的态度,他认为未来面临的道德困境会让欧洲的自由民主毁于一旦。2015 年的难民危机仅是未来情境的预演。
“未来难民势必会如潮水般不断涌来,欧洲是他们主要的目的地,” 比佛尔说道,并指出这主要归结于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混乱的贫困和气候变化问题。

“欧洲领导人将面临两种选择:拒绝饥饿的难民或授极右翼势力以口舌,眼睁睁地看着社会结构分崩离析,”他说。
其他人则有不同的看法。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Hoover Institution)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称,欧洲面对的最大难题不是民粹主义而是不健全的欧元货币联盟。
“欧洲现阶段面临的主要威胁不是奥尔班或萨尔维尼,而是欧盟不稳定的体制安排,”弗格森说道。马克龙矢志修复欧盟的体制,但并没有得到一致的支持。
不管欧洲的体制会迎来什么样的未来,现在有别于一个世纪之前的重大不同点是,欧洲不再是地缘政治的核心。
“一个世纪以前,欧洲是世界的中心——即便是黑暗悲惨的世界中心,”法国作家兼思想家多米尼克·莫伊西(Dominique Moïsi)说道,“如今我们可能会重演历史的悲剧,不过已经不回去世界的中心了。”
“世界中心转向了其他地方,”他说道。
在阿尔萨斯的马瑟牧师看来,这应该成为推动欧洲加快整合的推动力。他的一个侄(外)孙女正在中国(而不是欧洲)实习。
从 1648 年三十年战争结束,到惨绝人寰的二战爆发,阿尔萨斯曾五易其手,在历史上的法德两国之间兜兜转转。至今,这片土地下仍然掩埋着尸骨、炸弹和枪子。
当地居民幽默地表示,现在阿尔萨斯人的地下室里仍保留着德国的街牌号码,以防万一。
马瑟牧师如是说:“阿尔萨斯提醒我们,欧洲今天取得了多么令人瞩目的成就,而这些成就又是多么得来之不易。”
翻译:熊猫译社 夏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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