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置身于两种文化之间,一个 16 世纪文人的双重世界

曾梦龙 · ·

“我所描绘的肖像是这样一个人,他具有双重的视野、维系着两个文化世界、时常想象面对两种类型的读者、运用由阿拉伯和伊斯兰文化中习得的技巧并以自己特殊的方式融入欧洲的元素。”

作者简介: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 1928 年生),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新文化史的代表人物,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现为普林斯顿大学荣休 Henry Charles Lea 历史学教授,兼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历史学与中世纪研究教授、比较文学中心高级研究员。著有《近代早期法国的社会与文化》《马丁·盖尔归来》《档案中的虚构》《银幕上的奴隶》《边缘女人》《16世纪法国的礼物》等书。

书籍摘录:

引言  交错盘结(节选)

1514 年,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敬献给教皇利奥十世一头印度白象。罗马城为此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欢迎游行,大象被取名为安侬,又称汉诺,国王意在通过大象向教皇表明其要将自北非至印度的辽阔疆域归于基督教一统的雄心。汉诺在罗马的象栏里度过了三年时光,成为各类公共活动和节日庆典的常客,是教皇和罗马公众的宠儿。它被诗人、神话收集者和讽刺作家记于笔下,被绘制成素描、油画和木刻版画,被描摹于喷泉装饰、浅浮雕和彩陶盘上。画家拉斐尔亲自为象陵设计了悼念壁画。

1518 年,西班牙海盗船在地中海上成功洗劫了一支穆斯林船队,他们也向这位教皇敬献了一名俘虏——来自菲斯的北非旅行家和外交官哈桑·瓦桑(al-Hasanal-Wazzan)。教皇希望由此获取有价值的情报,为正在筹备的向奥斯曼土耳其和伊斯兰教发动的十字军圣战做准备。

1453 年,土耳其占领君士坦丁堡之后,已然成为基督教世界面临的最大威胁。这名外交官的押解和囚禁在一些日记和外交通信中均有记载。 15 个月后,他在圣彼得大教堂的洗礼更是一时之盛。有一位图书馆员还记下了他的图书借阅记录。但是,比起大象汉诺,哈桑·瓦桑在意大利的九年生活并没有被那些见过他的人一一录诸笔端,他的出现也没有成为那些他曾效忠或结交者的长久记忆,他的样貌更没有被一再描摹,他重返北非的事情只在很晚才被人提到,且含糊不详。只有少数几位对阿拉伯文学和游记深感兴趣的欧洲人,在记忆里还残存了些许有关其生平的片段,经口耳相传而得以流传,并在多年后被记载下来。

在北非,有关的记载同样令人失望,几乎是空白。哈桑·瓦桑曾作为菲斯苏丹的代表往来于大西洋沿岸的摩洛哥城镇,可是不论是葡萄牙的军官还是行政官员,在他们呈送给曼努埃尔一世的各种报告里,对此人都未见有只言片字的提及。当他出使开罗时,埃及和黎凡特的宫廷书记员,虽然详细记录着马穆鲁克君主每日的起居,但也没有留下任何关于他的记载。

不过,哈桑·瓦桑在意大利却保留了几部手稿,其中一部于 1550 年出版并成为畅销书。数百年来,他的书引起了世界各地读者和学者的强烈好奇。早在初版刊行时,关于他甚至他的姓名便已是谜团丛生。编者乔瓦尼·巴蒂斯塔·拉姆西奥给书定名为《非洲志》,用了作者受洗后的教名“乔万·利奥尼·阿非利加诺”,并在题记中略述了作者的生平。于是,在随后几个版本里,该书作者便以此为世人所知,拉姆西奥还将此书作为其在威尼斯编印出版的《远航行记》系列丛书的第一部。在陆续翻译出版的其他欧洲语言的译本中,作者名字也有一些细微的变化:法文版(1556)为“非洲人让·利昂”;拉丁文版(1556)是“约安尼斯·利奥·阿非利加努斯”;英文版(1600)作“摩尔人约翰·利奥”;直至德文版(1805)的“非洲人约翰·利奥”。这部书对于欧洲人非洲观的构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可能主要便是因为它出自一位长期生活在非洲并曾在各地旅行的当地人之手。

同一时期,西班牙埃斯科里亚尔(Escorial)图书馆的一位叙利亚马龙派(Maronite)基督教学者,偶然发现了瓦桑用阿拉伯文写的另一个主题的手稿。落款中,既有他的伊斯兰名字,也有基督教名字,图书馆员将该书收录在其编印的书目(1760—1770)里。一百年后,著名的法国东方学家查理·谢弗尔将《非洲志》收进《航海记选集》,在导言中提到了这个阿拉伯人的名字;在英国权威的世界交通史学会出版的游记文献丛书中,该书封面标明:“作者为摩尔人哈桑·伊本-穆罕默德·维扎兹·法西,受洗名为乔瓦尼·利奥尼,但多以利奥·阿非利加努斯为人所知。”对于作者其人,依然只有一个模糊的形象。

我最早是在四十多年前接触到哈桑·瓦桑的《非洲志》,当时刚刚完成有关 16 世纪里昂的新教与印刷工人的博士论文。其中有一位里昂的新教徒出版商让·坦普拉尔,他将《非洲志》翻译成法文,在 16 世纪 50 年代中期印刷出版。我惊叹于坦普拉尔兴趣的广博,以及由其妻弟所雕刻的插图中对非洲的想象。不过,我当时的注意力并不在此,而是聚焦在一座法国城市丰富的社会生活内部工人与雇主、普通人与教士之间的对抗,这是 1950 年代尚未受到重视的研究主题。而《非洲志》所潜藏的欧洲与非洲的邂逅,在那时还显得非常遥远且尚不迫切。我试图厘清的仍是从天主教向新教的信仰转变,或许正是由于这种变化是发生在小人物们的心灵和精神之中,才特别令我着迷。在“非洲人让·利奥”的生平和写作中,或可观察到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持续的相互作用,但似乎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宗教问题,并不值得去分析。

1990 年代中期,欧洲与非欧洲的人种之间的关系开始成为研究者们的关注中心,二元对立的思考方式受到了挑战。霍米·巴巴等学者在对印度的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文化关系的分析中,用“杂交性”取代鲜明的“差异性”和“他性”来进行界定。虽然统治与反抗对于理解历史仍然至关重要,但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怀特却由此在美洲土著与在其祖先领土上定居的英国人之间所发生的外交、贸易和其他各种形式的交流之中,标识出了一个“中间地带”。保罗·吉尔罗伊在《黑色大西洋》一书中谈道:“超越民族与离散迁移视野之间的二元对立,动态地讨论黑人政治文化,……将黑色的大西洋世界置于一个地方与全球交织的网络之中。”我自己在写作“边缘中”的欧洲妇女时,也是在重新思考这个大西洋世界,思考她们与魁北克的易洛魁族和阿尔冈昆族妇女之间、与苏里南的加勒比人和黑人妇女之间的联系。

似乎是时候转回到非洲人让·利奥身上来了,我开始更多把他叫作哈桑·瓦桑,因为其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用的都是这个名字。我个人如今也同世界这一隅——摩洛哥和突尼斯——有了家庭的联系。通过瓦桑的案例,可以考察一个人是如何穿越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之间,如何利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资源,或深陷其中或置身于外,进而生存、发现、写作、交友,以及思考社会和自身。我想要试图去发现,这些过程是易如反掌还是奋力挣扎,带来的是喜悦还是沮丧。

同我写过的其他人物一样,哈桑·瓦桑是一个极端的个案,大部分北非穆斯林从未有过被基督教海盗抓获的经历,就算被俘虏,也不会交由教皇去处置,但是一个极端个案所揭示出的模式,通常也能够适用于更为寻常的经验和写作。

有一次在里昂演讲时,一位来到法国的非欧洲裔移民向我提了一个问题,令我突然意识到一个更为严峻的危险。他想让我谈谈政府对待外来人口的严苛政策以及对移民的经济和性剥削,而不是谈论文化交流和新来者的适应策略,当然所谓剥削可能只是隐性的。我非常认真地接受了他的警告,统治的关系和交流的关系总是以某种方式相互交错,在我对于哈桑·瓦桑的描绘中,需要时时注意他乃是被掌握在某个主人或捕获者或统治者控制中的具体情境。

瓦桑所生活的年代,也就是 15 世纪末 16 世纪初的几十年间,弥漫着政治和宗教的剧变与冲突。在穆斯林世界的东部,奥斯曼土耳其大举扩张,不仅征服了波斯的什叶派诸邦,更击溃了叙利亚和埃及的逊尼派统治者。在马格里布地区(通常指伊斯兰世界的西部),尤其在摩洛哥,苏菲派宗教运动以及与其结盟的部族首领正在挑战原有政治统治的权力基础。在基督教欧洲,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势力正在崛起,通过精明的政治联姻,西班牙被纳入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范围。法国的君主则每每在关键时刻对其发起挑战,既垂涎于其日益扩张的海外帝国,又意在争夺在欧洲尤其是意大利的霸权。在强盛的天主教力量为西班牙王室的统治注入新动力的同时,路德派新教运动也在德意志萌芽并成燎原之势,撼动了教皇在基督教会的统治地位。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不仅各自内部斗争激烈,两股宗教力量之间也发生了猛烈的碰撞,西班牙和葡萄牙在伊比利亚半岛和西地中海地区节节取胜,土耳其人则在巴尔干和东地中海地区不断扩张。然而,正如历史上常常发生的悖论一样,在这些年代里,也活跃着各种跨越边界的交流——贸易、旅行,以及思想运动、书籍和手稿,不断变换的同盟关系也使得仇敌化为临时的盟友。本书的主人公便处在这样的世界当中,我们将对它们进行细致的考察。

我尽可能全面地将哈桑·瓦桑置于 16 世纪北部非洲的世界中,那里聚居着柏柏尔人、安达卢西亚人、阿拉伯人、犹太人和黑人,而欧洲人正一步步在边境蚕食渗入;尽力阐明他去意大利时所怀有的对外交、学术、宗教、文学和性别的观点;揭示他对基督教欧洲社会的反应——他所学到的、他的兴趣和困扰、他所做的事情、他是如何改变的,尤其是他在欧洲时是如何写作的。我所描绘的肖像是这样一个人,他具有双重的视野、维系着两个文化世界、时常想象面对两种类型的读者、运用由阿拉伯和伊斯兰文化中习得的技巧并以自己特殊的方式融入欧洲的元素。

当我在追踪哈桑·瓦桑其人时,同时代记录中的空白以及其文本当中偶尔出现的矛盾或神秘之处常常令我困扰。举个例子,每当打开某位瓦桑在手稿里准备题献的保护人所留下的信札档案,我总是屏息凝神,想要从中发现他的名字,但每每在合上文件时失望于一无所获;再如,如果发现他的旅行时间或生平记录中存在矛盾或不合情理的地方,我总费尽心机,想看看能否解决这些问题,但常常是失败与成功兼而有之。当看到他在一些我认为可能贴近其心灵的问题上却不发声,我总要咂舌摇头以示不满。最终,我意识到沉默以及偶尔的矛盾与神秘正是瓦桑的特点,我应该坦然接受它们并将之作为理解他及其立场的线索。怎样的一个人会对自己生活的社会和时代缄默无语?怎样的一位作者会留下一部充满神秘、矛盾和虚构的文本?

我的办法是由那些有充分证据确定或显示其所知晓的人物、地点和文本入手,通过相关的进一步证据构建他可能的所见、所闻、所读、所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不得不使用一些条件语——“应该会”“也许有”“可能是”,以及推测性的词,如“或许”“大概”等。这些是我向读者发出的邀请函,让我们跟随当时的资料,追踪再现一个最为合理的人生历程。瓦桑的写作是本书的主体,不仅指其中的内容,更有从其手稿和语言中推断出的作者的思路和心态。在《非洲志》印刷版本中所出现的文本改变,反映了欧洲人心目中对于作者的态度和希望。

伴随着哈桑·瓦桑一路迤逦远行至此,我还想要弄清,当他南渡地中海、再一次回到非洲之后的故事是如何结尾的?他的人生和传奇会有怎样的结局?滔滔的地中海虽然隔绝了北方与南方、基督徒与异教徒,但通过在隐昧、演绎、翻译,以及对和平启蒙的追求等方面一些双方相类似的策略,是否也暗暗地将它们联系在一起了呢?


题图为娜塔莉•泽蒙•戴维斯,来自: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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