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20 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爱情的变化如何塑造了人们的心灵?

曾梦龙 · ·

李海燕以前所未见的哲学深度探讨了中国的现代性的重要问题:进入现代社会后,很多之前的信仰和资源都被颠覆了,情感却能成为一种合法的媒介,情感到底在社会转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它自身又被怎样塑造?——王斑 斯坦福大学教授

作者简介:

李海燕:美国斯坦福大学汉语与比较文学系教授,主要著作有《心灵革命》(Revolution of the Heart)、《陌生人与中国的道德想象》(The Stranger and the Chinese Moral Imagination)等。

译者简介:

修佳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硕士,译作有詹姆斯·贝尔的《如何写出炫人耳目的对话》、詹姆斯·弗雷的《悬疑小说创作指导》等。

书籍摘录:

第三章 浪漫主义的时代(节选)

成为娜拉,还是不成为娜拉

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为五四一代带来的兴奋和刺激,没有任何一种其他的翻译文本能与之比拟。自从 1918 年译入中国后,它一直“在中国发挥着一种催眠式的作用,影响直延伸到下一个十年”。当时的评论者围绕娜拉受困与出走的象征意义展开争辩,讨论娜拉究竟象征同类个体的压迫与解放,还是象征普遍女性或整个中华民族的压迫与解放。当时绝大多数的浪漫爱情故事都以出逃作为谢幕;同理,绝少有五四的评论家愿意追究娜拉离家以后的遭遇。

当然,鲁迅是一个例外。这本戏剧在五四时期被挪用的目的是为了抵制父权家庭,而鲁迅则在《娜拉走后怎样》(1923)中提出尖锐的质问,为这场热火朝天的运动泼上了一瓢令人清醒的冷水。如果家庭是娜拉遭受压迫的根源,那么她的离家就理应是问题的解决,而不是麻烦的开端。鲁迅前瞻性地诉诸社会主义者的论点,直白地点明:经济独立性的缺乏,判定了娜拉走后的命运,不是堕落为妓,就是蒙羞重返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奴役:

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鲁迅,1980,87—88;1998,153—154)

鲁迅指出,娜拉所受到的压迫,不仅针对其女人的身份,而且还涉及财产权遭到剥夺的那一阶级的成员。这就指向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个体自由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它是否要求一切受压迫的社会阶级和群体全部得到解放?五四的自由恋爱渴求者们显然不这么认为。对于他们而言,爱情就是个体自由与自主的终极肯定。他们指认家庭为敌方,相信只要成功地逃离家庭的魔爪、完成自由的结合,这场战役便已大获全胜。年轻的恋人们的梦想,是凭借浪漫之爱的救赎性力量,建造一个更加理性化和人性化的二人群体,即伙伴式的婚姻。但是他们并没有为爱情的内在风险做好准备,也没有准备好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即主观情绪无论有多么丰富、美好和高贵,都无法构成“本身具体的个人所应有的整体性”。这种对于浪漫之爱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爱情命势的捉摸不定和虚无缥缈,以及爱情所处的与生活中其他目标、旨趣和诉求相对的地位。鲁迅在讨论娜拉的这篇文章以及 1925 年所作的短篇小说《伤逝》中,都对以实现个人自主与自由为伪饰的爱情提出了质疑——这种爱情并没有带来相应的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

《伤逝》借用男主人公涓生的回溯性口吻展开讲述。故事大约发生在一年前。涓生鼓励他的爱人子君反抗她的家庭并与自己结合为自由的联盟。然而,他们的事实婚姻在经济困境和社会隔绝的压力下迅速瓦解。子君返回家中,不久在羞病交加中故去。叙事从涓生听闻子君的死讯时开始,他的思绪返回了他们从相爱到分离的共度时光。涓生在痛苦追忆之末,把发生在子君身上的全部不幸都归咎于自己。刘禾认为,涓生的这种忏悔姿态,其实是为了减轻自己抛弃子君而任其孤亡的愧疚,是一种缓解良心负罪感的尝试。他反复地诉诸自由,是为自己的残忍寻找托辞;他把子君比作一只鸟笼,而暗示自己是一只向往自由的囚鸟。在此,爱情的男性中心话语“反讽式地再造了它本来意在推翻的父权制度”。但是,除了对这种话语的批判外,这里还有更多的故事可供挖掘。在我看来,《伤逝》也是对自由恋爱观念内在矛盾的一次深刻反思。

涓生在与子君展开恋情的初始,独自住在一个破败的会馆房间里,远离家庭,不受家庭义务的羁绊。他是一个自由人,但也是一个孤独者。正如他所言,与子君的相恋把他从清简孤僻的“死的寂静和空虚”中拯救了出来。而对于子君,自由恋爱既让自己得以从叔叔的权威中解脱,也让自己体验到全新的社会交往形式的欢乐。维系这种社会交往形式的,正是黑格尔已清楚阐明的自我否定与自我肯定之间的辩证法。爱情让他们第一次拥有了自我的意识,而且“双方都把各自的灵魂和世界纳入到这种同一里”。当他们处于激情的顶点时,似乎确实单凭这种二项关系就建成了一整个想象的世界,把兴趣、环境以及实际生命与存在的目的塞入了爱情的范畴。两人在肮脏的小巢里拥抱相依,互相汲取支持,抵抗来自外部的压力,包括存心反对的叔叔、势利的邻居和路上的轻蔑眼光。

自不必说,女人传奇式而彻底性的降服于爱情,与她们性别本性的关系不大,更多是源于生活施加给她们的可与之竞争的诉求过少,导致她们“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的空间过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子君完全陶醉在她生活的“高峰”里,这让她可以大无畏地直面路人的白眼和与家人的决裂。可一旦抽离了爱情,她的结局只能是悲惨的香消玉殒。

这对年轻爱侣在度过了重重困难之后,终于找到一个僻静的住所安家。子君全心全意地投身到日常的家居生活当中,怀揣着似是而非的信仰,认为他们亲手所造的爱巢,定能许给他们一世的幸福快乐。可是,种种烦恼接二连三地浮出水面,而且并不能以爱情日渐单薄为由简单地解释清楚。涓生失业后,没有能力保护他们的家庭免受贫困的磨难,这当然是他们二人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但是更加原生的问题早已在失业的灾难从外部对他们造成打击之前,就已经初现苗头。正如刘禾所言,对于自由的渴望重新燃起,让涓生立即对子君发起了责难,认为是她使自己无法起飞,无法在天空中翱翔。他越来越频繁地怀念起自己往昔的独处岁月,尽管那曾经是令他恐惧并希望逃脱的所在。如今,日常生活与子君难以割裂地联系在一起,散乱的碗碟和油烟的焦味令他窒息,动物和人类的嘈杂混声扰乱着他的安宁。每日家常的烦扰、拘束与倦厌给涓生带来的不快,总是伴随着他对子君爱意的削减,后者如今已经走下了“坚定而无畏”的新女性神坛,回归到生物性与社会性繁殖生育的庸常王国。

子君从一名魅力十足的新女性沦落为一位平庸的家庭妇女,更直接的成因,是这对恋人对于小资产阶级家庭分工的意识形态毫无保留的接纳,而这正是娜拉所反叛的对象。涓生在发泄怨怼时,从未想过子君或许也拥有属于她自己的梦想,却受到了他们共同认定的家庭意识形态的压抑。他们所实践的自由恋爱根本不够彻底,因为它只为女人留下了一条唯一的“谋生之道”,那就是走入夫妻式的家庭。可是,日常生活的消磨吊诡式地展现出将爱情作为一种谋生之道的不可能性。

子君显然并没有丧失全部的勇气,所以很快就质问了涓生对自己的感觉。涓生则抱着一种对于真理的庄严诉求,坦白了自己爱意的消却,并迂回地暗示了他希望她离开的心愿。他再次搬出易卜生作为自己劝说的武器,把分离描画为两个人全新开始的起点,可并不能说,他丝毫没有意识到在他们破败的小穴外,等待子君的是什么样的结局。最终,涓生进行了忏悔,并得到了作者的宽恕。被他们遗弃的小狗阿随也奇迹般地返回他的身边(也许象征着子君的宽宥?),而他也搬回会馆的房间,并承认在那里找到的只有空虚。自由在此与“遗忘”和“说谎”发生了可耻的联系,而他曾梦想着重新跨上的新路则“像一条灰白的长蛇,自己蜿蜒地向我奔来”。

笼罩着不祥之感的结尾似乎在暗示,悔恨与悲哀并不能挽救失败的浪漫实验。鲁迅或许可以原谅涓生,因为他虽然后知后觉,总归还是认可了鲁迅所持的对于经济自由之重要性的信仰;但是他绝对无法原谅自由恋爱的乌托邦理想,也无法原谅持续鼓吹自由恋爱的愿景而无视其内在的冲突及其与生活现实之间矛盾的那些人,他们要么是自欺欺人,要么就是在恶意操纵轻信而易受影响的青年。鲁迅在《幸福的家庭》(1924)中刻画的那位丈夫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他是一个雇佣文人,怀着纯粹的恶意纺织着“幸福的家庭”的虚假的纱,而对日常生活的庸俗细节不屑一顾,如柴火的价格、冬白菜的储藏、孩子的哭闹,在他眼中视若不见。他努力维护着夫妻式家庭的理想图式,令其带着布尔乔亚的浮华泡沫漂浮在日常生活的泥沼之上,可他却几乎无法在中国大地上找到一块现实的地点,来承载他的故事。同时,他也无法阻止现实生活中顽固而刺耳的碎片打乱他体面的幻想。在小说第一段,鲁迅清楚地表明,这位雇佣文人正在构思一则讲述夫妻幸福生活的廉价故事,这并不是因为他相信这是现实,而是因为他了解如何才能迎合当时的风尚,以便谋取可观的酬金。如果说《伤逝》呈现的是自由恋爱的悲剧,那么《幸福的家庭》则是导演了一出滑稽戏。

鲁迅本人的自由恋爱实验表明,它很少能达到悲剧的高度,也不会荒谬到让人们可以嗤之以鼻,并一笑置之。鲁迅之后的作家继续对自由恋爱的生存困境进行夸张化的书写;特别是女性作家,她们开始讲述起子君的故事,并揭露小资产阶级婚姻的虚伪承诺。


题图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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