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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游历了“欧洲火药桶”巴尔干半岛,探寻其漫长复杂的历史

曾梦龙 ·

“黑暗越是深沉,反抗就越缺少理性,也就越令人恐怖。”

作者简介:

罗伯特·卡普兰:美国著名智库 Stratfor 公司的首席地缘政治分析家。 1952 年生于纽约,长期为《大西洋月刊》《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新共和》《华尔街日报》《国际利益》等顶尖媒体撰写评论,出版的著作有《阿拉伯人》《地球末日》《帝国的野蛮》《地中海之冬》《季风帝国》《地理的复仇》《在欧洲的阴影下》《南海困局》等。

译者简介:

赵秀福:山东大学外语学院教授,翻译作品《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杜威:宗教信仰与民主人本主义》《批评与文化理论种的关键问题》等。

书籍摘录:

序曲:圣徒、恐怖分子、鲜血与圣水(节选)

我浑身颤抖,手脚也有些忙乱。我故意选择在这个令人毛骨悚然、黎明前的时刻造访“旧塞尔维亚”遗留下来的皮克修道院。在东正教里,精神指导要求人们进行辛勤的劳作,不过作为奖赏,会向他们晓谕有关地狱和救赎的信息,但这同样需要人们苦行力修方能得到。西方的入侵者如果不肯用他的整个存在来感知的话,他就不要指望自己能够理解这一切。

置身于公元 1250 年绘成的使徒教堂内,我的双眼一时不能适应,什么也看不见。不过短短几分钟,可感觉非常漫长,像是从未间断的几百年,让人充满了挫败感。我没带手电筒,也没带蜡烛。但是,当你什么都看不见的时候,你的意志却更加集中。

彼达·彼得洛维奇·尼格斯在《高山花环》这部用塞尔维亚语写成的最伟大的诗篇中说,“眼睛并不妨碍视而不见的人;他稳稳当当地……走在同一条路上,就像醉酒的人,始终扶着篱笆墙。”在这部著作中,对于改信伊斯兰教的人们的大规模屠杀,被当作是为了打赢土耳其穆斯林的战斗的必要手段。就在黑暗即将减退的时刻,我瞬间明白了挣扎、绝望和仇恨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我的双眼在黑暗中的摸索教给了国家生存的首要原则:哪怕是几乎没有任何光明,也可以创造出一个完整的世界。也就过了约莫一分钟的时间,各种面孔就从幽暗中浮现出来:那一张张来自早熟的塞尔维亚的过去的面孔,愁容遍布,饱经风霜,向人们展示出某种灵性和原始,西方人对此并不陌生,因为这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身上已经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我感觉自己仿佛走进了一颗头颅之内,看到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在燃烧。

梦想似乎是可以触摸的了,如真如幻:穿着紫色袍子的圣尼古拉,在用他的黑色的、令人不敢直视的双眼看着我的脑后;塞尔维亚的主保圣人、我所在的教堂的创立者圣萨瓦,从水一样的真空中缓缓落下,慷慨地把仁慈和灵感送赠给我;升天的基督,虽是农夫出身的神,却摆脱了身体煎熬的最后阶段,已达到超凡脱俗的境界,比任何征服者或俗世的思想意识更令人畏惧。

使徒与圣徒和中世纪塞尔维亚的国王与主教混杂在一起。他们似乎都从信仰的变形镜中走了出来:身躯被拖长,长着令人恐怖的手脚和头。许多圣徒的眼睛已经被抠掉。根据某种农民的信仰,用来绘制圣徒眼睛的泥灰和染料,可以治好失明。

迷信,盲目崇拜?这是西方人的心灵在说话。用约瑟夫·康拉德的话来说,这样的心灵“并不拥有一种得自于上古的、亲身经历的知识,因而就无从知晓历史上的独裁政体如何压抑思想、捍卫权力和维持其存在。因而,”康拉德在《在西方的目光下》中认为,对于一个西方公民来说,“他怎么也想不明白,遭受鞭挞竟然可以成为一种实际上的调查措施,或是一种惩罚。”

这所教堂提醒人们:黑暗越是深沉,反抗就越缺少理性,也就越令人恐怖。

根据艾瑞克·安布勒的《对戴尔彻甫的审判》,斯大林大清洗的受害者之一、遭受监禁的戴尔彻甫夫人遗憾地表示:“在保加利亚和在希腊,在南斯拉夫,在所有曾受土耳其统治的欧洲国家,都是一模一样的。” “因此,躲避在墙壁后面的我们的人民,其实是生活在狭隘的虚幻的世界之中……他们用民族生活的画面来装点墙壁……既然我们又重新躲避到了墙壁后面,我们父辈的和我们童年时代的习惯也就回来了。”

在我的眼睛适应黑暗的时候,这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形式需要穿越的距离几乎是无限的: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数个世纪、最为邪恶的战争和共产主义的统治。在此处,一个充满教条、神秘气氛和野性之美的密室里,民族的生活又被重温了一遍。民族的生活也只有从这里才能逐渐显现出来。

“你不知道用锤子、钉子或是棍棒杀人是什么感觉,对吧?”

艾什梅尔的喊声盖过了音乐,在忽明忽暗、艳丽的色彩的衬托下,他的脸变成了紫色。我仍然在皮克,在旧塞尔维亚,在一个阿尔巴尼亚的穆斯林光顾的迪斯科舞厅,离塞尔维亚的修道院不远。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喝李子白兰地,而总是喝啤酒吗?因为游击队员(二战时塞尔维亚的游击队员)们通常在杀人后喝李子白兰地。你知道当着一个孩子母亲的面,把孩子扔到空中,再用刀尖去接这个孩子是什么感觉吗?被绑到燃烧的木棍上呢?屁股被人用斧子劈开,以至于你乞求塞尔维亚人开枪打你的头而他们却不肯?”

“而这之后他们竟然还到教堂去。他们竟然还去他妈的教堂。我实在是无话可说了……”

艾什梅尔浑身发抖,“有些事情比邪恶更可怕,简直是无法言说。”

艾什梅尔继续喊叫着。他只有 26 岁,对他所说的事件并无亲身的体会。他告诉我,老鼠在他家出没。那是塞尔维亚人的错。

时间定格在了 1940 年 11 月 30 日上午 10:30 分。布加勒斯特开始下雪。在为纪念一位抗击土耳其人的罗马尼亚将军而于 17 世纪建造的伊利格甘尼教堂内,数百根点燃的蜡烛使得穹顶上穿红色长袍的基督的形象更加醒目。用带有纯金刺绣的绿色旗子覆盖着的棺材,排列在中殿的两旁。祭台助手们用托盘为死者端上了深色糖面包。天使长迈克军团--法西斯的“铁卫团”--的 14 个成员,包括其首领科内柳·泽拉·科德里亚努,即将下葬,主持葬礼、并将宣布逝者为圣徒的是罗马尼亚正统教的牧师,他们一直在为逝者唱圣歌,挥动香炉。

两年以前,国王卡罗尔二世下令勒死了这 14 个人,剥光了他们的遗体,扔在一条乱葬坑里,为了让这些遗体尽快腐烂,还在上面泼上了硫酸。但是到 1940 年末,卡罗尔国王逃走,罗马尼亚落入铁卫团的手中。受害者的遗体残留物不过是几个土堆而已,但仍被挖了出来,封装在 14 具棺材里面,重新安葬。在葬礼的结尾,吊唁者聆听了已故军团首领科德里亚努的一段录音,其声音极为尖利:“你们一定要等到为烈士们报仇的那一天!”

数周之后,复仇开始了。 1941 年 1 月 22 日,天使长迈克军团的士兵先是唱了正统教的赞美诗,在脖子周围放上了盛着罗马尼亚泥土的袋子,相互喝了鲜血,又为自己撒了圣水,然后就入户劫持了 200 名男人、妇女和儿童。他们把受害者驱赶上卡车,并开车到了该市的屠宰场,这是布加勒斯特南部靠近蒂姆堡维察河的几栋红砖楼房。受害者都是犹太人,他们驱使这些人在冰冷的黑暗中脱光衣服,趴在传送装置上。这些犹太人痛苦地吼叫着,却仍然被驱赶着走完了屠宰所有自动化的程序。鲜血从被割掉头颅和四肢的躯干中流淌出来,军团士兵把它们挂在钩子上,并贴上“适合人食用”的标签。他们还把一个五岁的小女孩的躯干倒挂起来,“上面满是鲜血……就像是一头被屠宰的小牛,”一个第二天早上的目击者如是说。

罗伯特·卡普兰,来自:维基百科

1989 年 12 月 17 日晚上 10 点。在摩尔达维亚的摩尔达维察修道院,因天色已晚,难以看清壁画的内容,但修道院院长塔图丽兹·乔治亚·本尼迪克塔仍然能够想象出末日审判的场景:野生动物把所有他们吃掉的人都吐了出来,在正义簿上的若干善行抵消了所有的恶迹;使用耀眼的硫磺色染料绘制的天使,正在盖住黄道十二宫的标记,等待宣布时间的终结。

像往常一样,本尼迪克塔院长祈祷了八个小时,但与在布加勒斯特不同的是,这里没有提示者,忏悔室了也没有话筒。在罗马尼亚北端的山毛榉树林里,掌权者—--就像很久以前的那些土耳其人一样----也几乎没有“安插盯梢的人”。天气非常温暖。本尼迪克塔院长前天还看到了彩虹,尽管当时并没有下雨。在这一天,她听到了残害儿童的传言。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整夜都待在教条里祈祷。

之后三个晚上,其他修女也过来和她一起整夜祈祷。

于是上帝演示了一个奇迹。他把一种念头放在了德拉克(魔鬼)的头脑里,安排了一次遥感会面。由于不再害怕,人们羞辱了德拉克。因此,那个像希律(Herod)一样,就是那个像希律一样残杀巴勒斯坦的儿童一样杀害蒂米什瓦拉的儿童的人,就在我们的主诞生的那一天被处死了。

“在罗马尼亚,《圣经》是鲜活的,” 本尼迪克塔院长语气坚定地对我说。“圣诞的故事被重新演示。现在,人们有义务进行祈祷,并借助历史来审视自身的罪恶。”

18 世纪末期,在土耳其占领的漫漫黑夜中最为黑暗的时刻,一位名叫拉菲迩的保加利亚僧侣,在里拉修道院内花费了十二年的时间,雕刻了一尊木质的耶稣受难像,上面刻着 600 个人物形象,每一个都不过大米粒那么大。

“这样的一个十字架的价值有多大?”博尼费修斯神父大声说。他是一个身材瘦小的驼背的人,留着铁灰色的长发和络腮胡子,皮肤像婴儿的一样柔软。他已在修道院的墙壁内生活了 27 年。为了回答自己的问题,他又大声说:“人的一生的价值有多大?拉菲迩为了雕刻出这个十字架,双目失明啊!”

里拉修道院被土耳其人一次又一次地洗劫并被夷为平地。但每一次,它都被照原样重建起来:有条纹的拱门、压花的木质阳台、钟楼和盛放壁画的建筑群,而且在山顶白雪的映衬下,壁画的颜色呈现出某种新的庄严气象。在土耳其占领期间,居住在里拉修道院的僧侣多达 300 人。在保加利亚共产党统治期间,僧侣数量降低到 12 人。 12 个灵魂,为了守护整个民族的遗产,就生活在这个空旷的、老鼠肆虐的空间之中!有些房间的门被严实地封闭,几个世纪之中从未有人踏入过。

现在,这些封闭的门正在被开启。

我于 1990 年重返里拉修道院,距离我前一次的访问又过去了 9 年。博尼费修斯神父已经去世。一度阴暗冷清的教堂,再度挤满了来做礼拜的人,点燃的蜡烛几乎成林,噼啵作响。在教堂的一角挂着国王鲍里斯三世的照片,他于 1943 年被安葬在这里,但共产党掌权之后,于 1946 年挪动了他的墓地。鲍里斯的肖像周围摆满了蜡烛、野花和圣餐面饼。人们弯腰去亲吻他的肖像。“耶稣基督又回到了保加利亚,”我的向导语调平淡地对我说。“我们必须让共产党人告诉我们,鲍里斯到底被埋葬在哪里。在现在的保加利亚,有许多秘密有待解开。”


题图为电影《地下》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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