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富有争议性的罗斯福新政,留给了现代美国什么历史遗产?
通过将历史幽微融入到宏大视野中,艾拉·卡茨尼尔森描述了 20 世纪 30 年代至 40 年代处于巅峰时期的美国自由主义,这也是迄今关于此最清晰锐利的呈现之一。——肖恩·威兰茨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
作者简介:
艾拉·卡茨尼尔森(Ira Katznelson):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和历史学“拉格尔斯”教授、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主席,曾任剑桥大学历史与经济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现任美国政治学研究会会长。
书籍摘录:
前言:悲喜交加的年代(节选)
威尼斯城的神奇美丽曾深深吸引和打动美国著名小说家和评论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他以此为场景创作了大量素描、小说和故事集。作为一个善于沉思的旅行者,詹姆斯在 1882 年写到,“在这里,眨一眨眼睛……就会捕捉到无穷的乐趣。”但他同时警告说,“对于这样一座历史古城,人们不可能给出原创性评价和看法”。毕竟,这座光芒四射的美丽古城已经历了“成千上万次粉饰和描绘”,人们很难再对它做出“不同于以往的评价了”。詹姆斯认为,“再试图对这样一座古城给出一些虚假的评价是一种鲁莽行为”。因为,在这里,“大运河就像通往自家门口的道路一样没有什么神秘可言;圣马克广场就像邮差手上的戒指一样为人们所熟知”。
詹姆斯又自我辩解道,当一位作家“对自己的创作主题真正喜爱时”,也未尝不可“对周围熟悉的事物进行描绘”或“通过文字叙述,找回自己记忆中的东西”。正是这样一种对记忆的敬畏,促使作家拿起笔进行写作。本书中,我用“新政”这个术语指代 1932 年罗斯福当选美国第32任总统到 1952年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当选美国第 34 任总统民主党执政白宫的 20 年。这一时期实行的“新政”,对美国确立已久的政治秩序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重构。在这一反思与重构过程中,“新政”与右翼和左翼独裁集团就自由民主的合法性问题进行了激烈地较量。因此,“新政”的大部分时期充斥着黯淡和不确定性。但是,它最终对自由民主进行了成功地定义和捍卫,是 20 世纪自由民主战胜恐惧与危机的光辉典范。
“新政”实施初期,一股空前的黑暗力量笼罩着世界。 1932 年 7 月,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为时过早地庆幸道,“自由民主国家注定要灭亡”。在宣告宪政民主如何气数已尽,如何因成为导致世界灭亡的罪魁祸首而被抛弃时,墨索里尼在由哲学家乔瓦尼·秦梯利(Giovanni Gentile)代为起草的演讲辞中,自夸海口地说,“当今时代所进行的任何政治实验都最终证明是与所谓自由民主背道而驰的”。“新政”对现代价值观及政治制度的调整,以及对西方自由民主政治传统的支持,对墨索里尼的这一挑战做了强有力的回应。从致力于复兴资本主义到吸纳工人阶级的种种努力,以及对于公众社会潜在危险的控制,“新政”在各种不同阵线上向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之流拉开了战幕。在保持国内团结和安全的同时,“新政”还有着宏伟的国际性战略目标,即战胜德国纳粹主义、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当认识到所有这些国际性战略目标,就像一匹飞驰的骏马,不是搭载一位骑手,而是同时搭载四位骑手冲向敌阵时,人们不免对此发出由衷的赞叹。
自“新政”一开始,民主世界就对其抱以好奇的目光。一些西方人认为,美利坚合众国的特殊事业与全人类的共同事业有着“完美的一致性”。罗斯福总统就职仪式刚举行五个月,后来的印度开国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就在新德里英国监狱的一间牢房里,向前来拯救人类民主事业的罗斯福总统表示了由衷的致敬。 1933 年 12 月,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致罗斯福总统的信中断言,“对于各国试图在现有社会制度框架内通过合理试验改善恶劣现实条件的人而言,您是最值得托付和信赖的”。后来在流亡巴西时自杀的德国小说家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说,“我们这一代人在激情燃烧的岁月中成长起来,对于欧洲解放事业怀有坚定的信念和崇高的使命感……尽管欧洲最终可耻地背叛了自己的神圣使命,在肆无忌惮的自相残杀中走向灭亡,尽管少数国家逃避道德责任,把野蛮杀戮奉为圭臬,我们将永不背叛自己追求自由民主的崇高信念。我们将寄希望于像美利坚合众国这样的年轻国家,来拯救整个世界,让每一个人的心田洒满自由与博爱的阳光”。
美利坚合众国没有辜负世界各国的托付与信赖。“新政”最终证明墨索里尼的言论是错误的。自由的女神并没有灭亡。独裁主义涡流的野蛮与残暴不仅得到有效应对,而且是通过宪政与法律的方式加以应对。“新政”的最大成就在于它充分表明,以法制为核心的自由民主制度在国家遭遇重大危机时,可以有效地实施管理和控制。在与过去彻底决裂的过程中,“新政”不仅刻意打造了一套全新的政策措施,而且为美利坚合众国 150 年前就已经发明的制度模式提供了全新意义和语言表述形式,使得这一制度模式的有效实施成为可能。尽管在联邦机构权力分割中还会遭遇各种挫折,“新政”的实施有效巩固了国家宪政秩序。这一切充分说明,并不是所有的非暴力性改革尝试都注定会以失败而告终。
这些成就迅速得到世人的广泛认同。《新共和》杂志各位主编在 1940 年 5 月对“新政”所采取的各项政策进行了全面总结和回顾。他们对罗斯福总统前两届任期的成就给予了富有说服力的评价与判断,“这两届政府对于国家和公民普遍性福利所做出的贡献超过了前任历届政府”。同一年,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完成政治学硕士学位的 29 岁研究生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指出了“新政”“摆脱过时的传统观念对国家职能的束缚与限制”而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样,历史学家卡尔(E. H. Carr)也在这一年指出,“新政”的改革方案造就了一种至关重要的全球性民主模式。十年后,畅销书作者约翰·根室(John Gunther)称赞“新政”是“一次历史上罕见的渐进性改革典范”,具有重要的情感功效,大大提振了国民的精神状态,使人们内心燃起新的希望,对未来充满无限的憧憬与向往。牛津大学教授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 1955 年对“新政”进行回顾时说,“罗斯福先生的典范促使世界各地的自由民主事业得到加强——人们开始接受这样一种观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个人自由未必意味着政府有效治理的终结”。
“新政”超越传统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正统社会主义的局限性,而实施有效的民主决策,为国家治理提供了多种可行的选择模式。因此,其影响远远超出了美利坚合众国。以大萧条时期和战争年代通过民主宪政措施成功战胜危机为标志,联邦政府在克服经济困难、摆脱政治危机的过程中,有力促进了美国宪政民主的复兴。在民主宪政的成功和有效武装下,到“新政”末期,美国真正成为全球自由民主事业的领导者。如果没有当年罗斯福政府长期执政所实施的改革举措,人们很难想象自由民主能在今天享有如此的合法尊严与地位。对于当年强烈反对“新政”的人们,这是一记响亮的耳光。谁说自由民主过于怯懦不敢挑战野蛮独裁?谁说自由民主力量过于微弱不足以动员全体国民参与其中?谁说自由民主过于迷恋自由市场无法成功实施经济管理?
“新政”坚持不懈地衷情于对自由和民主的捍卫,这一点绝不亚于亨利·詹姆斯对于美丽的威尼斯城风光的衷情与赞赏。但关于“新政”,有大量人所共知的事实摆在那儿,有数不清的历史资料记录在案,甚至有各种各样相互矛盾的评价与解读存在。因此,期望本书对“新政”给予高度赞扬的读者或许会感到失望,本书在有限的篇幅内,的确难当此任。但作者本人内心有一个挥之不去的疑惑:人们对于 20 世纪美国这一独特政治景观的书写和描绘可以说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为什么还执意要求对其进行反复粉饰和描绘呢?
题图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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