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王明珂：著名历史人类学家， 1952 年出生于南台湾黄埔军校旁的眷村，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1983），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博士（1992），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所长，“中研院”第 30 届人文社会科学组院士。长期从事于结合华夏与华夏边缘，以及结合人类学田野与历史文献的中国民族研究，其多点、移动的田野考察遍及青藏高原东缘羌、藏、彝族地区。主要著作有《华夏边缘》《羌在汉藏之间》《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游牧者的抉择》《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以及《寻羌》《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等田野杂记及随笔集。

书籍摘录：

结语  边界• 移动• 抉择

有卓越移动能力的游牧人群以及他们与定居人群互动的历史，对我们了解“过去”与 “现在”有何启示？中国北方游牧人群的出现，历史上他们与长城内定居农业帝国的互动，对我们了解由“过去”到“现在”的变迁有何启示？

启示不同于理解；理解带来一种“解释”（explanation），而我期望，启示带来的是一种“诠释”（interpretation）。历史解释，建立在对历史事件的重建与其因果关系安排上，由此历史（记忆与叙事）产生其现实意义。历史诠释，则将历史事件（包括历史书写）作为一种表征，分析产生此表征的社会本相，以及人在其间的情感与意图。对历史不同的解释，产生对历史（所谓史实）的争议，因此也常导致各自坚持其历史的人群间之矛盾与冲突。而我所称的历史诠释，并不争论表相式的历史事实，而期望从表相中了解本相，此也是一种启示知识（knowledge of revelation）。希望知识能让我们了解“过去”，因而对我们所处之“现在”有多一些的认识，也期望能因此化解人群间的冲突与敌意。以下我从边界、移动与抉择三方面，说明对汉代北亚游牧人群与汉帝国间的互动之新诠释与理解可能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边界

我们每一个人都被范定在层层边界之中。最主要及最基本的是我们所存在的空间，对于人来说，得以生存的资源环境边界；过于干旱的沙漠，荒寒的冻原，不宜植物生长的高原，野兽噬人的森林，难以立足的沼泽。层层的自然环境因素都对人造成种种“边界”。在这些自然环境边界内，人利用种种办法来利用有限的资源，同时也设法突破自然环境对人类造成的边界。在人类历史上，自新石器时代驯养动物与种植作物以来，人类便在扩张其可利用的资源边界。而一个巨大的突破，便是利用草食性驯养动物的游牧。约自公元前 1000 年开始，人们先是利用马、牛、羊，后来又利用骆驼、牦牛、驼马、驯鹿，让人类活动的足迹广布于农人难以利用的欧亚草原，并逐步深入沙漠、冻原，攀上高山、高原。

其次，利用种种生计手段利用环境资源，人类普遍以“结群”方式来分配、争夺与保护资源领域，这又造成了一种“边界”。这些共享与保护资源的人类社会群体，如家庭、家族、部落、部落联盟、国家，也造成家族与家族间、部落与部落间、国家与国家间的“边界”。再来便是，在家庭、部落与国家内部还有一些次群体，因此他们间又有些“边界”。如在游牧社会之多妻家庭中，每一妻子与其亲生子女形成一次群体，而与家庭中其他的母亲/ 子女群体有所区别。部落中常含有更小的部落，通常也是一家族部落；部落与部落间，小部落与小部落间，皆以各自的“祖先”来团结与区分。如此便在大的外层边界内又有其内层边界。

各个人类群体内还有性别与阶级边界。男性与女性有别。在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中，男女身体之别被强化为性别“边界”，如此区别男女间的劳动分工、社会权力与资源共享。人类社会中又常有王室、贵族、武士、平民、奴隶，或征服者与被征服者，老本地人与外来者，等等之区分。经常，通过一些历史记忆，王室、贵族、武士等为征服者之后裔，平民或奴隶为被征服者之后裔。即使在今日“公民社会”，在共享公民权利的人群中“历史”仍造成意识形态上的边界，以区分谁是社会主流（主要民族或族群），谁是社会边缘（外来者、原住民与少数民族）。

种种边界的维持，也是维持一种秩序。边界维持赖于人类各种社会政治组织、制度及其施于个人的威权，这是将个人约束在“边界”内最现实的情境与力量。边界维持又赖于支持此社会政治秩序的历史记忆。相信“历史”，生活在“历史”中，也让我们接受“历史”所造成的社会人群边界。种种人群边界的维持，又赖于神话、宗教信仰。神话将一层层边界外的人群世界妖魔化，让本群体的英雄祖先神圣化，因此边界让人恐惧而又崇敬—边界使得

圣洁与污秽成为一体两面。宗教，特别是护卫神信仰，以神作为人群资源边界的守护者，让人们不敢暴露在本族之神守护的边界之外，所谓“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边界与秩序之维持，又赖于社会普遍接受的一些历史叙事模式与道德规范。这些规范个人之社会书写与行动的文化，让人们产生合宜的、遵从种种边界的文本与行为。

移动

汉代中原北方与西北的匈奴、西羌与乌桓、鲜卑，其社会或多或少的存在以上种种人群边界，但他们间的差别也是很明显的。以资源空间边界而言，匈奴国家“边界”远长于西羌部落的“边界”。而相较于匈奴与西羌来说，乌桓、鲜卑的资源边界极不稳定。以社会阶级而言，匈奴社会中的人群阶级边界也强于西羌、乌桓与鲜卑社会之阶级边界。然而这些游牧社会最值得注意的不是“边界”，而是人们在其间的“移动”与因此导致的边界跨越。匈奴、西羌、鲜卑与乌桓等，他们跨越边界的能力与方式也有别。

游牧人群的移动力，主要来自于其主要财产（牲畜）都长了脚，来自于其生产方式不固着于土地，来自其“作物”随时可收割（牲畜随时可食）无须等待秋收。生存于资源不确定的环境中，这样的移动力是必要的。人畜在空间上的移动力，也让他们有能力突破其他社会“边界”，或因此造成社会群体认同上的“移动”。譬如，为了维持边界，定居国家社会强调军人勇敢奋进的战场道德，而匈奴却是“不羞溃走”，“其困败则瓦解云散矣”。又如，以礼义约束私利，让社会君臣、长幼阶序边界得以维持，但根据《史记》记载匈奴则是：“茍利所在，不知礼义”。在汉史籍记载中，匈奴之衰常由于国家无法约束部落的徙离，或相互攻伐，这也表示各部落的移动力让他们得以突破单于政治威权所设下的“边界”。

《后汉书》对西羌的描述为，他们没有君臣阶序，没有哪个部落能统领其他部落；部落强大了便分化几个部落，弱小的便加入其他部落。可见其社会阶级边界极为模糊，部落边界也常改变。史籍记载，汉代羌人豪酋所统领的部落人众常在数年间倏然起落，这显示加入或脱离一个部落，也就是跨越部落边界，对本地游牧人群来说更是平常的事。相对于匈奴部落“各有分地”，西羌各部落的资源边界常是不安全、不稳定的；野心勃勃的部落随时想突破边界，夺取邻近部落美好的河谷。可以说，西羌牧民的“移动力”，或说突破边界的动机与能力，远大于匈奴牧民—比起匈奴，他们更不尊重政治威权，更不为社会规范所拘（杀人偿死，无它禁令）。他们如此不受“边界”所拘的部族文化，使得东汉帝国将他们移于西北边郡的羁縻策略彻底失败；羌人部落到处移动流窜，酿成整个帝国西部州郡残破的大祸。

匈奴以“国家”来维持及扩张其势力所及的资源边界，西羌以“部落”来维持与争夺各个河谷的资源边界。然而游牧人群的“移动力”常造成匈奴国家衰败，或造成西羌部落解体。这样内在各部落人群之“移动力”带来的不稳定，也见于乌桓与鲜卑。然而乌桓与鲜卑的“部落联盟”，是一种容许某种程度“移动”（加入或迁出）的组织。部落联盟在空间上“移动”（由北往南或往西迁）以追求更有利的资源情境，并纳入新盟友（草原游牧者或华夏边缘农民）。因资源空间及成员的改变，其部落联盟也常随之转变为草原国家，或成为统治华北的中原式政权。以上几种“移动”，使得乌桓、鲜卑成为最成功的边界穿越者。

抉择

历史告诉我们，汉帝国如何出塞北伐匈奴，匈奴单于如何率众南侵；历史也告诉我们，西羌先零、烧当等部落的兴衰，以及羌人大豪迷唐等势力之起落。这些历史叙事中的“国”“种落”“匈奴”“鲜卑” 等群体符号，以及“英雄”符号如汉武帝、檀石槐等，还有英雄从事的战争与南匈奴附于汉帝国等事件，构成我们的历史知识。这样的知识忽略的是，许多个人与小社群在社会情境中的行动抉择。他们不是“匈奴”“鲜卑”，也不是“英雄”，其所为常被历史忽略，然而他们的行动抉择却常造成历史变迁。

我们若暂且抛开那些国家、民族、部落、英雄，回顾前面几章的历史，那是“人”的抉择，让李陵、贰师与汉富室奴仆投入匈奴，让匈奴南侵兵团中不断有个人、部落投入汉帝国之中，让一个约 10 户的西羌牧团自行决定该与汉军作战或投降，让 10  余万帐的匈奴牧民变成鲜卑，让檀石槐引进渔业来弥补农牧生产之不足，让俺答汗接纳汉人逃兵、难民在土默特行农垦。

这许多人的抉择突破种种“边界”，使得“边界”成为“边缘”。边缘，指的是一种人群认同与文化边界模糊的情境。边界模糊，反使得人群认同与区分在此变得十分重要，因而与认同相关的历史与文化受人们争议、夸耀、攀附、模仿。便在如此的边缘情境中，入于长城的部分鲜卑贵族自称“炎帝”之裔，北朝时的华夏士族学鲜卑语及弹琵琶，出身西羌的后秦君长自称黄帝子孙并崇尚孝道，出于鲜卑的北魏孝文帝在族人中行华夏化政策。便是亲近人群间的相互歧视、夸耀与模仿，在北族与华夏之生活与文化交融中，华夏的族群边界发生变迁—结合黄帝与炎帝的“炎黄子孙”概念在魏晋到隋唐间逐渐萌芽。但它并未完全取代“黄帝之裔”概念；直到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之兴时，“黄帝后裔”与“炎黄子孙”两个概念仍并存而不悖。这两个概念内涵有别—前者代表“边界”明确的华夏认同，后者是较能包容“边缘”的华夏认同。

不是所有的人或人群都有同等的抉择以跨越边界的能力。在许多情形下，如前所言，社会群体组织、制度让人们困于边界之中，而对自身命运缺乏抉择能力。社会威权、奖惩、规训，都让人们畏惧、屈服而难作突破边界的抉择。但更普遍的是接受社会所建构的神话、宗教、历史知识、道德规范、舆论等等，人们因此安然处于种种社会边界内。信仰与知识将现实变得理所当然，人们也因此安于自己的宿命。

以此而言，我们对北亚游牧人群与汉帝国互动的历史可有一种新理解。这并非一个孰胜孰负的历史，也非一个狼与龙争的历史。而是，被隔绝于华夏资源边界外人群集结为种种政治群体，以分享、竞争本地资源，或尝试突破华夏资源边界。游牧经济中的“移动力”，让他们得有卓越的战力。然而，毕竟游牧经济中的要素“移动”配合着“抉择”，每一个基本游牧群体都须对“移动”自作抉择。匈奴国家—国家组织其内部阶序—严重妨碍基本游牧群体在其日常游牧生计中对“移动”自作抉择的能力，终而由于各个游牧群体的“移动” 与“抉择”造成匈奴内部分裂。

西羌不同于匈奴，一个相当小的牧团对与汉帝国间的战与和都能自行抉择，因此所有应付汉军的部落结盟都是短暂、不稳定的。汉军很容易打败这样的羌人部落联盟，但汉军的“胜利”并不能让羌人降服与归顺。因为汉军只是打败了迷唐、滇零等羌人豪酋，但许多部落、牧团与这些豪酋间的关系只是暂时性的依附；他们可以选择离去，加入另一个部落联盟，再投入另一场战争。因此这是一场没有胜方的战争。汉帝国将许多羌人部落移入关陇，也就是企图以华夏帝国内既有的层层“边界”，将羌人约束在帝国秩序之中。

然而最终，羌人的 “移动”与“抉择”反而瓦解帝国西北疆一切的边界与秩序。乌桓在东汉之后的中国文献中逐渐销声匿迹，唐代的鲜卑士族多成为炎黄子孙。一般认为，其“民族”被汉化而入于华夏。然而从另一角度，在长时段历史上，乌桓、鲜卑一波波地南迁、西迁，其部落联盟也不断纳入新成员，并因此改变其族群与社会本质。以现代话语来说，不坚守乡土、民族与文化等“边界”，让他们有能力跨越长城、渗透草原，打破胡汉之间以及草原之胡与东胡之间的边界，并在魏晋至隋唐时为华北社会注入新血。

虽然，如本书第六章所言，东汉以后森林草原、蒙古草原、西北高原河谷各游牧人群的经济生态、社会组织，以及其与中原帝国的往来互动，皆大致循着汉代至魏晋 600 余年所经历及所缔造的“模式”。但若我们注意“社会结构”与“历史发展模式”中细微的符号变化，也就是构成社会、造就历史的“人”之情感、意图与其行动抉择，我们可以发现，也可以理解，到了明清时期所有中原北方游牧与定居人群的边界都已成为模糊的边缘。

认知的边界、移动与抉择

汉帝国将领设下鸿门宴一次伏杀800多羌人豪酋，魏晋时一个鲜卑贵族自称“黄帝子孙”或“炎帝之裔”，匈奴呼韩邪单于对汉称臣并将其部落南移至长城边；我们应如何描述、理解这些历史事件？史家或指出事肇因于羌人叛服无常，或称此显示鲜卑之汉化，或称汉帝国终于赢得与游牧帝国间的战争。在另一种历史观点下，历史学者指出汉帝国对羌人的残酷与霸道，说明鲜卑以一外族建立统治中国的征服王朝，或称南降的匈奴只是换个策略来掠取汉帝国的资源。这些多少只是读史者各据立场，各据其认同，对事件表相的描述与批评。这样的描述、解释、批评所构成的历史记忆，再度强化各种认同“边界”。

因此种种“边界”不只是存在于被研究者之间，也存在于书写、研究者之间。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学者，如欧美汉学家与中国学者，对同一历史与社会文化现象有不同的描述与理解。对同一社会文化现象，不同学科之学者间也存在着明显的认知“边界”。我们可以凹凸镜来作一比喻。我们所见的文本与表征，皆如一个凹凸镜面上所呈现有些扭曲的“表相”，我们永远无法全然了解镜下被观察的物体，也就是“本相”。这凹凸镜，便是我们的社会文化、知识训练背景所造成的认知偏见，一种扭曲物体本相的镜片。研究汉代北亚各种游牧人群，学者所根据的基本史料—汉魏晋时的几部中国正史—也是如此，它们也是凹凸镜面上的表相；此凹凸镜，同样，便是汉晋华夏史家的社会文化认同与其知识背景。如此，由汉代史家到今之研究者，大家都带着凹凸镜来观察一个本相，其所见、所描述永远只是镜面所见的“表相”，那么我们如何可能了解事实本相？

在本书中，以及在我其他著作中，我所尝试的一个方法便是“移动”—移动这个凹凸境，突破各个学科的边界，从不同的学科角度观察镜面上表相的变化，如此我们或能对镜下的物体本相有多一点的了解，同时我们也可以对此“凹凸镜”的性质有些了解。汉晋中国史料亦然。汉晋中国史料之珍贵在于，它们描述了三种游牧人群与华夏帝国的互动。也就是说，若游牧经济及游牧人群与汉帝国间的互动是一本相，我们可将汉晋史家所描述的匈奴、西羌、乌桓与鲜卑，以及他们与汉帝国间发生的事件，都当作是镜面上的“表相”；比较史籍对这些游牧人群不同的描述，分析他们为何与汉帝国间有不同的互动模式、发生不同的事件，便像是左右移动着凹凸镜片，由镜面变化来观察、了解下面的“本相”。

通过如此以及其他方法，我所强调的反思性研究也便是：希望借着对情境、结构与人在其间之情感、意图与行动抉择的了解，创造对我们所处“情境”有反思力因而有“抉择”能力的知识人。

题图为王明珂，来自：世纪文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