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克里斯托弗•诺恩(Christoph Nonn)，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现代史教授。

译者简介：

陈晓莉，自由译者。

书籍摘录：

第一章  几个问题（节选）

帝国的缔造者，现代化的拦路虎和白色革命家，军事家，老百姓，战争发动者，和平主义政治家，民族英雄和天才，德意志邪恶的幽灵和魔鬼……

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人们给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起的外号能列出一长串来。然而不管他多么地让人捉摸不透，有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他的灵魂是四分五裂的。从政治方面看，德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比俾斯麦更能引起争议，也没有任何一个历史形象比他更没有定论。在德国，只有一个政治家比他更经常成为被著述的对象——阿道夫·希特勒。不过与对希特勒众口一词的评价不同，人们对俾斯麦的评价根本无法统一。

只有在评价俾斯麦于政治方面创造的价值时，人们才能达成共识。即便那些顽固不化、轻视个人对历史发展影响力的结构主义史学家们，也把俾斯麦视为一个例外。比如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就认为，俾斯麦是“政治上的一股独特力量”，“连他这个不相信‘男人创造历史’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如果没有俾斯麦，德国历史将从根本上被改写：在叙述历史时，这是一种常见的假设，或者说至少是一种暗示，而绝不只出现在有关“铁血宰相”的传记中。

然而，这种假设或暗示几乎总是存在，而且历史文学作家在这方面表现得更加大胆。纵然他们智力超群，也许也最富有想象力，但是其中对俾斯麦时代最有意思的反事实猜想，却非作家卡尔·阿莫瑞的作品莫属。在他的流浪汉小说《在莱尔马克的炮火中》里，赢得 1866 年普奥战争的并不是俾斯麦领导下的普鲁士，而是极其出人意料的“候补队员”——巴伐利亚王国。在他风趣的笔下，一名弗兰肯官员在慕尼黑国防部为了破坏巴伐利亚王国的军备部署，在战争准备阶段从美国西部招募 500 名暴徒。这些人在普军于克尼格雷茨战役中战胜奥军后，切断了普军的补给线。事实上，普军当时驻扎在波希米亚地区，其补给路线途经易北河畔萨克森的巴特尚道地区。不过这片砂岩质地的山脉还给了卡尔·梅创作狂野西部故事的灵感：装备最先进速射机枪的美洲皮草猎人和印第安人在这里消灭了霍亨索伦王朝的精锐部队。

战败的普鲁士和它突然被边缘化的首相俾斯麦迫于无奈，不得不将正处于暴乱中的莱茵省割让给了一个由巴伐利亚王国领导的南德意志联盟。此外，阿莫瑞还让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在维克多·雨果领导的一次人民起义中被赶下台。在他的笔下，疯狂热爱艺术的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和他的作曲家好友理查德·瓦格纳也没什么好下场——他们被埋在了坍塌的舞台下面。它是路德维希二世用普鲁士的战争赔款在基夫豪塞尔山中所建，坍塌时台上正进行着瓦格纳著名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的首演。在他的浮想联翩下，巴伐利亚王国、法国和易北河以西的德意志各邦国变成了实行共产主义合作式社会制度的共和国。这些共和国又和瑞士联合起来，最终成立了“中欧联邦”。在阿莫瑞这部反事实文学作品的结尾，“由铁与血凝结成的”德意志帝国被一种实行草根民主制度的反资本主义欧洲联盟形式所取代。而俾斯麦也如卡尔·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掉进了历史的粪堆。

《在莱尔马克的炮火中》是一部出色的、充满了奔放想象力的戏谑作品。他的这本书反映出一种观点，即由俾斯麦完成的德意志帝国建立是灾难性历史进程的开端。在 20 世纪 70 年代，这一观点在史学界和对历史感兴趣的公众中几乎赢得了新的正统地位。它认为， 1871 年是一条德意志特色道路的起点。从那以后，德意志民族主义同普鲁士军国主义、工业资本主义、独裁政体一起，构成了一个极具威胁的混合体。俾斯麦经常以戎装和尖顶头盔示人的形象因此也变成了一个令人厌恶的共生标志，仿佛通过这种共生现象他最终无法挽回地诱发了纳粹主义一样。不仅如此，人们还认为这位德意志帝国首任宰相所推行的政策主动将这条德意志特色之路引向了深渊。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许多人都持这一观点。然而，它当然也会被一些人反驳。其中洛塔尔·加尔的观点最具有说服力。他首本关于俾斯麦的著作于 1980 年出版，时至今日它成了堪称最具影响力的德意志帝国首任宰相传记。加尔并没有陷入过去那种对俾斯麦毫无批判意识的个人崇拜，他明确表达了 10 年前就广为流行的批判性观点。他主要强调的是， 1871 年的德国统一是一种符合历史潮流的国家建设形式，没有它德国这个现代化国家的出现将无从谈起。同韦勒和阿莫瑞的著作一样，加尔在 1980 年出版的俾斯麦传记也让人联想到了现实的乌托邦，即便被叙述的对象不是老联邦共和国的内部发展，而是有关德国的重新统一。

从那以后，围绕俾斯麦的争论便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广泛展开。直到今天，对俾斯麦生平的各种描述仍或多或少地被置于一个坐标系中，其参照点正是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对于汉斯-乌尔里希·韦勒这样的“历史社会学”拥趸来说，俾斯麦一直都是一个用盎格鲁-撒克逊模式阻碍了德国民主化和现代化进程的人。他认为，作为“波拿巴式”或者“恺撒式”统治艺术大师，俾斯麦为希特勒的登台铺平了道路。因此在德意志民族史中，俾斯麦的形象是负面的，其核心就是纳粹主义。相反，洛塔尔·加尔刻画的俾斯麦形象则自始至终都更加正面，他所使用的关键词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点。他用更加多变的方式将俾斯麦塑造成了德意志帝国的统一者，并将这一形象同现代化理论联系了起来。加尔特别指出，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国家行为的扩大也是现代性的一部分。

对于当年的这些经典论述，较近出版的俾斯麦传记做了略微的改动，它们的论述更加一针见血，或是变换了感情色彩，它们还经常将这些观点结合在一起表述，但不管怎样其实质都是一种重复。

因此，对俾斯麦形象的描绘不单是在已有的轨迹上辗转，它围绕的核心自始至终还是实际上已成为历史的问题。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关于俾斯麦的历史学讨论下意识地引发了一个争论，那就是对外的国家重新统一和对内的民主化谁应该拥有优先权。以现在的观点来看，这与普夫兰策 1990 年表现出的对新纳粹主义的恐惧一样，也是过时的。在政治主流中，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统一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对于它在民主架构下内部的继续发展来说，也是如此。即便作者们在历史著述中很少特别提及俾斯麦和希特勒之间的关联性，但在德国人的历史观中被视为反面参照物的、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建立起来的纳粹主义的核心并没有发生过任何改变。

那么俾斯麦这个人和他的政策是不是也被历史化了呢？当然，历史化并不意味着对俾斯麦的研究就要同当前的难点和问题脱节。因为历史编纂这件事——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总是会涉及当下的情况。那么，围绕俾斯麦和他所处时代而展开的争论能够帮助我们回答哪些今天所遇到的问题呢？

不论在俾斯麦时代还是在 1990 年以后，德国在欧洲扮演的角色显然都是相似的。随着德意志帝国的建立， 1871 年的欧洲中部崛起了一支霸权力量。通过重新统一，联邦德国一跃成为欧盟举足轻重的成员国，发展到今天，它的地位更是愈发重要。不管是否受人欢迎，因为重新统一，现如今的德国也跻身政治和经济领域全球玩家（global player）的行列。因此德意志民族国家是如何建立起来的，能否为其他国家所接受，以及俾斯麦为此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了什么作用，诸如此类的问题也许不再能引起人们如此大的兴趣了。俾斯麦时代的普鲁士和德国当时的外交政策放在今天，更像是一份德国对欧洲和世界政治问题的可能性报告。

同样，对俾斯麦内政政策的评价标准也发生了偏移。对于批判俾斯麦的“历史社会学”来说是如此，对于其最具影响力的反对者洛塔尔·加尔来说也是如此。他也会有些怀疑：工业化是不是一定要同民主化同时进行？在如今的“后现代”时期，随着现代化理论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一些本来确凿的事实至少变得可疑了。一方面，自 1990 年以来，东欧、苏联、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变革过程被笼统地归结为民主化浪潮，对此大量的佐证说明，朝气蓬勃的工业发展与政治自由化的融合绝非定律。即使出现了这种融合，也是经历了旷日持久且危机四伏的过程。另一方面，对比的视角为历史科学的研究指明了一个更好的方向，对 19 世纪欧洲国家的历史研究尤其如此。在这一百年当中，德国的发展显然并没有偏离“标准”，尽管由于很多民族国家走上了特殊的发展道路，这样的标准从未在欧洲出现。

按照撰写俾斯麦传记的传统做法，他通常只被作为德意志民族史的中心来考量，然而由于历史传记的标尺和如今人们求知兴趣的偏移，这种传统从根本上受到了质疑。实际上，俾斯麦的一生首先是普鲁士的，然后才是德国的，除此之外也是欧洲的。在此要消除一种可能存在的误解：俾斯麦根本不是欧洲统一的调解人。他在 1876 年曾经说过，如果谁认为欧洲是一个具有共同行动能力的统一体，那么他就大错特错了。对于他来说，欧洲只是一个地理概念，除此之外它就是一种“习惯用语”。他认为，使用这一“习惯用语”的主要是那些打着欧洲旗号怂恿他人火中取栗的人。在俾斯麦充满质疑的目光下，欧洲共同体就像是一个幽灵、一个完全不真实的想象。然而他又是一个欧洲政治家。作为一名普鲁士保守党人，他所推行的政策同欧洲其他保守党人的政策完全相同，与国内持不同政见的政治家相比，他们之间更是有许多共同点。作为一名普鲁士外交官，他与大多数同时代的外交官一样，都在欧洲均势的范畴内运筹帷幄。俾斯麦和他所处时代的普鲁士都是欧洲历史的一部分。这里指的欧洲历史并不只局限于 19 世纪的国际关系史，还包括当时欧洲各国外交政策中日趋重要的内在决定因素。欧洲各个国家中的这种决定因素又互不相同，因此导致了各自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也因为如此，它们还解释了普鲁士、德意志邦联和德意志帝国在19世纪下半叶的发展可能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从欧洲角度书写的俾斯麦传记包含了不同发展道路的可能性，这比实际发生的情况更能引起读者的兴趣。此外，在欧洲视角下，各个政治角色也拥有了更广阔的舞台来施展他们的才华。当对现代化理论和类似发展法则的坚信，包括对个体结构性预见的笃信都发生动摇时，这样的做法更容易被理解。随着历史传记概念的回归，即重新允许对各个历史人物的主观能动性抑或“个人力量”进行强化，人们也提高了对国家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和开放性的认识。因此，作为一种研究工具，反事实思考将对个体行为空间的探究与欧洲范畴内的类比联系了起来。

作为被分析的对象，俾斯麦偶尔也会满怀忧虑地抱怨后世对他的评价：“历史学家们大概也只会站在自己的角度看问题。”显而易见，他的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历史表述的主观性的确无法避免，引用史料的篇幅自然也有限度。因此对于一部俾斯麦传记来说，考虑他在各种场合，尤其在当时的来往信函和内部形势判定上的表态是自然而然的事。但是这位首任帝国宰相完全有理由表现出担忧，即便对于臆想常常取代史实这件事他个人并不是完全没有责任。他曾说过一句名言：“真正重要的东西总归不会写进档案里。”基于这一点，一些关于他的历史著述在论证核心观点时不考虑引用所有直接的史料证据。有些著作对此做出了明确解释：俾斯麦的表态总是随谈话对象和情境而变化，对他“真实”动机的推测也不可能以史料为依据。还有一些历史作品把俾斯麦同时代人的重要表述作为评判他的依据，用大众心理学的手段将他放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躺椅上进行研究。

拙著则另辟蹊径。它主要依托的是俾斯麦在日常政治生活中的表态，而并非取材于他后来进行自我塑造的内容和经常被引用的回忆录。这也是拙著两个版本成书的重要基础。对于 1871 年以前的历史，魏玛共和国时期就已出版的“合集”始终让我受益匪浅。对于 1871 年以后的历史， 10 年前受奥托·冯·俾斯麦基金会委托出版的“新弗里德里斯鲁版”俾斯麦传记则为本书打下了一个扎实的基础。

当然，每个传记作家都能从前人的作品中获益，撰写俾斯麦传记时更是如此。这个帝国宰相散步时踩过的每一块石头和说过的每一句话都被翻来覆去地用过了。即使还能从成堆的档案或屋顶的阁楼中新挖出俾斯麦的信件和其他手稿，对于一部传记来说，它们对基础史料的扩展也不再能起到什么实质性的作用了。

有关俾斯麦生平的资料浩如烟海，它们为批判性地探究那些口口相传的传奇故事创造了最理想的先决条件。令人质疑的虚构故事可以通过否定资料来源来对其进行解构。然而仅从冗繁的史料和文献中并不能获得看待俾斯麦的新角度，对此需要提出新的问题。不过，由于 1990 年后的世界格局发生了变化，这些问题的出现变得更加迫切了。

题图为俾斯麦，来自：维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