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巴巴拉·W. 塔奇曼（Barbara W. Tuchman，1912—1989）：美国著名历史学者、作家，美国艺术与文学学院首位女性院长，备受费正清、约翰·肯尼迪、威廉·夏伊勒等人推重。她于 1963 年和 1972  年分别凭《八月炮火》和《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两度获得普利策奖。她以文学的方式书写历史，文字充满戏剧张力和画面感，主张把历史看作可读的故事，自称是“以历史为题材的作家”；她认为历史作家同时也是艺术家，应运用想象力和创造性写出清晰、有趣的历史。塔奇曼的作品是严谨学术研究和精致文字的结合，并伴随着深刻的反思，拥有让读者着迷的魅力。

除两部普利策奖作品外，另有《齐默尔曼电报》、《骄傲之塔》、《远方之镜》、《历史的技艺》、《愚政进行曲》等作品。

书籍摘录：

第 21 章  “先生们，让我们在马恩河战斗吧”（节选）

霞飞虽然想在“数日之内”发动反攻，并已向政府做了汇报，但是究竟如何反攻他说得并不具体，而法军总司令部则更是沮丧，情绪沉重。每天从各军返回的联络官，都是意气消沉，有一个说，军中在“吹着一股失败主义之风”。总司令部又要后撤了，经安排再撤30英里，迁往塞纳河畔沙蒂永（Châtillon-sur-Sèine），并于两天以后即9月5日搬了家。十天以来，法国丧失了里尔、瓦朗谢讷、康布雷、阿拉斯（Arras）、亚眠、莫伯日、梅济耶尔（Mézières）、圣康坦、拉昂、苏瓦松等十个城市，丧失了一些煤矿、铁矿、麦区和甜菜区，还丧失了六分之一的人口。 9 月 3 日，从克洛维（Clovis）到路易十六每个法国国王都在那里的大教堂举行加冕典礼的兰斯，作为不设防城市放弃给比洛的军队了，整个法国笼罩着一片乌云。两星期后，德军在从马恩河败退的余怒中，炮轰了这个不设防城市，终于使这里的大教堂，同遭到浩劫的卢万图书馆一样，对全世界来说，都成了德国人所作所为的象征。

霞飞仍是镇定自若，稳如泰山，他一日三餐，照进不误，夜晚 10 时就寝，从不破例。但在 9 月 3 日，他面临着必须执行这个时期以来一直使他显然不安的那个任务。他下定决心，朗勒扎克必须离开。他提出来的理由是朗勒扎克“体力衰退且精神不振”，以及现已众所周知的与约翰·弗伦奇爵士“不愉快的个人关系”。由于即将反攻，而在这次反攻中，第五集团军将起关键作用，英军的参加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朗勒扎克必须撤换。尽管朗勒扎克坚定地指挥了吉斯战役，但霞飞坚信在那次战役以后，他“在精神上垮下来了”。此外，朗勒扎克对命令从没有停止过批评和挑剔。这虽不足以证明精神状态的低落，却触怒了这位总司令。

霞飞极少个人主见，善于听取别人的建议，因此，他或多或少自觉地听从了作战处一伙教条主义权威们的意见。一位法国军事评论家曾把这一伙描绘为“一所教堂，在它之外，人们是得不到拯救的，谁敢揭露它教义上的谬误，谁就永世得不到它的宽恕”。朗勒扎克的罪孽就在于他是正确的，而且还大声嚷嚷。战争一开始，朗勒扎克曾正确地指出，低估德军右翼力量将是一个致命伤，结果正是由于犯了这个错误，大片法国领土沦于德军铁蹄之下。在沙勒鲁瓦战役中，当受到比洛和豪森两军两面包抄的威胁时，朗勒扎克撤出战斗的决定，拯救了法军左翼，使它免于覆灭。正如冯·豪森将军在战后承认的那样，朗勒扎克此举打乱了以包抄法军左翼为出发点的德军全部作战计划，最后迫使克卢克不得不采取内圈行动，以图席卷第五集团军。至于朗勒扎克的决定撤离，是出于恐惧抑是出于明智，无关紧要，因为恐惧有时就是明智，而且这次的撤离实为今天霞飞所准备的反攻创造了条件。但所有这一切只是在时隔很久，法国政府作出为时已晚的抱歉姿态，授予朗勒扎克荣誉勋位勋章以后，才被人们所认识的。但在战争爆发一个月的惨败中，朗勒扎克大不敬的行径使自己成了法军总司令部难以容忍的人物。因此，他率军南渡马恩河之日，就成为他被送往泰皮恩悬崖之时。

朗勒扎克的情绪，在那次撤退以后，也确实并不十分稳定可靠。毫无疑问，他跟总司令部之间的互不信任（不管这是哪一方面的过错），以及他跟约翰·弗伦奇爵士之间的互不信任，都使人感到让他在紧急关头担任集团军司令，是个风险。霞飞认为采取一切可行措施，以防即将到来的进攻失败于万一，是必要的。因此，他在后两天中又撤换了一些人，使他在战争开始后的五周内共撤掉了两个集团军司令、 10 个军长和 38 个即占半数的师长。接替他们的是一批新的、大部分也是更优秀的人物，内中包括三位未来的元帅：福煦、贝当和弗朗谢·德斯佩雷。即使说在撤换中不乏有失公允之处，整个军队却得到了改善。

霞飞乘车前往第五集团军司令部那一天的所在地塞扎讷（Sézanne）。在约定地点，他会晤了第一军军长弗朗谢·德斯佩雷。天气酷热，这位军长见霞飞时，头上裹着浴巾。

“你觉得自己能统率一个集团军吗？”霞飞问道。

“不比谁差。”弗朗谢·德斯佩雷回答说。霞飞只是两眼盯着他，他耸耸肩解释说：“越是往上，越是容易干。幕僚多了，帮手也多了。”问题就这样解决了，霞飞继续前进。

到了塞扎讷，霞飞单独同朗勒扎克退入一间房间，对他说：“我的朋友，你已精疲力尽，而又下不了决心，你得放弃第五集团军的司令职务了。我不愿意告诉你这个，但我不得不这样做。”当时的情况，照霞飞的说法，朗勒扎克思考了一下回答说：“将军，你说得对。”然后他就像如释重负一般。但照朗勒扎克自己的说法，他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并要求霞飞提供证据，而霞飞只是一再重复“犹疑不决，下不了决心”，并抱怨他经常对他的命令提“意见”。朗勒扎克反驳说，这不能用来作为反对他的理由，因为事实证明，他提的意见都是正确的，当然正因为它们是正确的，所以才招致了麻烦。但是显而易见，霞飞听也不听，“面部露出对我极不耐烦的样子，两眼回避我的目光”。朗勒扎克终于放弃了抗争。霞飞走出来的时候，据他的副官说，面露“极度紧张之色”，这在霞飞是罕见的。

这时，弗朗谢·德斯佩雷接到调令。他正在吃饭，刚喝上一大口汤，就站起身来，又喝了一杯酒，披上上衣，赶往塞扎讷。在一个十字路口，一批军用物资正在不慌不忙地进行交接，他无法通过，于是跳下车来。他那壮健结实的体格、榴弹炮弹般的脑袋、平顶式的头发、炯炯有光的黑眼珠和偏高而富有权威的嗓音，在部队中是尽人皆知的，所以他一出现，所有的人马车辆就像着了魔似的给他让路。在以后的日子里，随着形势和他个人情绪的日趋紧张，他在各军之间来回奔波，碰到道路阻塞时，他的办法就是掏出左轮手枪从汽车里向窗外开枪。在英国部队中，他后来以“拼命的弗朗谢”闻名。在他的袍泽们看来，他已从他们所熟知的一位兴高采烈、友好却也严格的司令变成了一个暴君。他变得凶残、专横、冷酷，对幕僚如同对士兵一样，进行恐怖统治。当朗勒扎克在塞扎讷刚把机密卷宗移交给他从而交卸了集团军司令职务的时候，电话铃响了，只听见接电话的埃利·杜瓦塞尔在反复地说着“是，将军；不，将军，”并且越说越激动。

“是谁啊？”弗朗谢·德斯佩雷厉声问道。回答说是第十八军的马斯·德拉特里将军，他坚持他无法执行次日的任务，因为士兵太疲劳了。

“让我来接。”这位新上任的司令说，“喂，我是德斯佩雷将军。我已接任第五集团军的司令。你得进军；要么进军，要么就倒下去死掉；这没有什么可以多讨论的。”说完，就把电话挂断了。

9 月 4 日来临了，各地尽管相隔遥远，但都有着高潮即将来到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大事临头的前夕有时会出现的一种超感官的预兆。在巴黎，加利埃尼感到这将是“决定性”的一天。在柏林，布吕歇尔公主在日记中写道：“人们议论的尽是有关预料中的进占巴黎问题。”在布鲁塞尔，已是叶黄枯落的时候，阵阵疾风把落叶吹满街头。人们感到秋意萧索、寒气袭人，如果战火持续一冬，真不知如何是好。在美国公使馆里，休·吉布森发觉德军司令部里“气氛越来越紧张”，已有四天没有捷报了。“我肯定今天一定会发生大事。”

在卢森堡的德军最高统帅部里，人们的紧张情绪，随着德国历史性的胜利时刻即将来到而达到了顶点。疲惫得不堪忍受的德军将在马恩河完成在萨多瓦和色当开始的事业。德皇以胜利者的口吻向一位从柏林来的大臣说：“今天是战争的第 35 天，我们包围了兰斯，离巴黎只有 30 英里了……”

在前线，各路德军并不把这场决战看作一场战斗，认为只不过是围歼而已。“重要消息，”第五集团军的一位军官在日记中写道，“法国人已向我们提出停战要求，并愿偿付 170 亿的赔款。”不过，他还是冷冷地加上了一句：“我们拒绝了停战。”

他们认为敌人已被击败，任何与此相反的迹象都是不受欢迎的。当克卢克的参谋长冯·库尔将军接到报告说，在蒂耶里堡附近有一支法军队伍在边撤退边引吭高歌时，他顿时产生了一种可怕的疑虑，但他却忍住不言，“因为一切有关新行动的命令已经下达了”。除了极少数类此的事例外，德方从未警惕过敌人在准备反攻，或者说在其指挥决策中丝毫感知不到对此有何戒心。不过，事实上是有迹象可寻的，只是活动在敌区的德国情报机关未能搜集上报而已。 9 月 4 日，德军最高统帅部的一个情报员来到王储司令部说，整个前沿阵地形势很好，并且说：“我军各路在乘胜前进。”

但有一个人不以为然。毛奇和霞飞不同，他对自己的命运毫无信心，因此他也不会被自信蒙住眼睛，所以他看事物是看实质而不是看假象。在这点上，他跟朗勒扎克相似。 9 月 4 日那天，他显得“严肃持重，闷闷不乐”。他对那位刚才与德皇谈话的大臣黑尔费里希（Helfferich）说：“我们军队里的马几乎没有一匹能再向前迈进一步了。”他沉思片刻后接着说：“我们不能欺骗自己。我们获得了成功，但不是胜利。胜利意味着消灭敌人的抵抗力量。当成百万军队在战场上厮杀，胜利者必然有掳获，但我们的俘虏在哪儿呢？在洛林有两万，其他地方合计起来，或许也只不过一两万人而已，再从缴获的大炮数量较少的情况看来，我认为法军正在做有计划、有步骤的撤退。”毛奇道出了一般人所讳言的看法。

是日，德军最高统帅部终于接到克卢克要横渡马恩河的电报，可是为时过晚，已无法制止。克卢克就这样把侧翼暴露在巴黎袭击之下，使毛奇焦虑不安。报告相继而来，说开往巴黎方向的火车络绎不绝，这“显然是军队的调动”。同一天，鲁普雷希特又报称，法军从他的战线上撤走了两个军。至此，敌人抵抗力量尚存的事实是再也不能回避的了。

正如塔彭上校指出的那样，法军的调动可能意味着要“从巴黎向我们右翼发动进攻，而我们的右翼却无后备力量可资补充”。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令毛奇和野战指挥官们头疼不已。德军在法军后撤期间与其后卫部队连续作战所受的损失，不能像法军那样得到后备力量的补充。德军的战线始终存在着缺口，令大家惋惜那两个军要是不调往东普鲁士就好了。毛奇现在打算从左翼调军增援，尽管在那里的鲁普雷希特刚于9月3日向摩泽尔河再次发动了进攻。但事有凑巧，就在毛奇这一建议送达鲁普雷希特总部时，德皇刚好亲临该部视察。他深信最后这一击定可摧毁南锡防线，因此对鲁普雷希特和冯·克拉夫特的反对调走一兵一卒极力支持。其他将领或许会力争不让，但毛奇并没有。自从 8 月 1 日那晚在精神上受到打击以后，战局的变幻莫测和艰难困苦不是增强而是减弱了他的意志。既然不能增援右翼，毛奇决定暂停右翼的前进。

他当晚草拟了命令，并于次日一早发给各集团军。这道新令实际上公开承认了右翼的失败，承认德国为取得胜利而不惜牺牲比利时中立地位的计划宣告失败。这道日期为 9 月 4 日，也即入侵比利时一月整的命令，对形势做了正确的估计。它指出：“敌军已摆脱我第一、第二两集团军的包抄进攻，一部分已与巴黎守军会合。”敌军正从摩泽尔河战线撤走，朝西移动，“很可能是要在巴黎战区集中优势兵力，威胁我军右翼”。因此，“第一、第二两集团军必须继续面对巴黎东线……抗击巴黎敌军的一切行动”。第三集团军应继续朝南向塞纳河挺进，其余各军则按照 9 月 2 日前令行事。

在胜利唾手可得之际忽然停止右翼的进攻，这在不出两周就将继毛奇担任德军总司令的陆军大臣冯·法尔肯海因将军看来，简直是神经错乱。他在 9 月 5 日的日记中写道：“只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我们的总参谋部已完全昏了头。施利芬的指示再也不管用了，毛奇智穷才尽了。”这倒不是毛奇的智穷才尽，而是德国人的时机不多了。毛奇从法军的行动中，已正确地看到它们对德军侧翼构成的威胁，并采取了恰当和明智的对策。他的命令的唯一缺陷是为时太晚。虽然如此，如果不是加利埃尼加紧行动，他的命令可能还可以及时挽回危局。

题图为德皇威廉二世（独坐于桌前）与他的将领们。坐者左起：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符腾堡公爵阿尔布雷希特、克卢克、埃米希、黑泽勒、兴登堡与蒂尔皮茨；站者左起： 比洛、马肯森、毛奇、德国王储威廉、弗朗索瓦、鲁登道夫、法尔肯海因、艾内姆、贝泽勒、贝特曼－霍尔韦格和黑林根。来自：《八月炮火》内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