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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威权政体下，经济社会发展或不发展都会带来问题？
“威权国家往往难以实现长期的善治，最终无力克服威权政体特有的治理困境。”
作者简介：
包刚升：浙江海宁人， 2012 年获北京大学博士学位，现执教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曾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从事访问研究。其专著《民主崩溃的政治学》获评“《新京报》 2014 年年度社科书”及“《纽约时报》 2014 年 19 本中文好书”，同时著有《被误解的民主》和《政治学通识》。
书籍摘录：
停滞、发展与威权体制的命运
除了合法性困境与有效治理的挑战，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威权体制的发展悖论”。发展悖论这个说法，可能是我最早提出来的。简而言之，一方面，威权政体如果不发展，就会有不发展导致的严重问题。比如，不发展会导致人民生活困苦，民怨沸腾，这样就会孕育更强的反体制力量。如果生活悲苦不堪，大家凭什么要支持这种体制呢？或者说，只有规模较小的统治集团过得比较好，其他绝大部分人都过得不太好，反对现有体制的力量就会比较强大。这样的条件下，如果再有一些政治事件的推动，就有可能酿成威权政体的重大危机。在“阿拉伯之春”中，部分国家就是在原先威权政体不发展、民众困苦的条件下遭遇政治危机的。
另一方面，不仅威权政体不发展容易导致危机，发展起来之后也容易遭遇政治上的新挑战。这里的主要逻辑是，一旦一个威权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水平迅速提高，随之而来的是文化教育的普及、全球化程度的提高、公民观念的改变。这样，整个社会往往已经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发生了重要改变，全球性的价值观念和民主意识形态也会对这样的社会发生渗透。由此，很多人会产生新的政治诉求，产生更高的政治参与要求，公民意识开始觉醒，随之而来的是对威权政体的合法性提出更多质疑。因此，一个经济社会充分现代化的威权政体，往往会因为这种发展带来的副产品，反而在合法性上遭受更多的挑战。
以上两种现象的并存就是“威权政体的发展悖论”。这意味着，威权政体下经济社会不发展，就会有不发展带来的问题；威权政体下经济社会发展，就会有发展带来的问题，但两者最终都有可能构成对威权政体合法性更严重的挑战。
今天，在全球民主意识形态的支配下，当人们说起威权体制或威权主义这个概念时，似乎就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在经验世界中，或许并非所有的威权政体都是面目可憎的。这里或许可以区分出某些更糟糕的威权政体和另外一些表现相对较好的威权政体。如果一定要给全球威权体制分类的话，最重要的分野就是停滞型威权主义和发展型威权主义。
停滞型威权主义的基本特征包括：它通常是反市场的，其经济系统更多是由政治权力主导的；它从统治取向来说更多是攫取型的，政治统治集团往往控制着社会的主要资源，分配着统治的租金，而政治精英们扮演着掠夺者的角色；它通常也是非制度化的，制度化程度低意味着政治领导人运用权力的随意性非常高。从国家案例来看，过去扎伊尔的独裁者蒙博托统治的时期就是一个典型的停滞型威权主义样板，穆加贝统治下的津巴布韦又是一个典型的停滞型威权主义样板。
发展型威权主义的基本特征包括：它通常是市场导向的，也只有市场导向的威权政体才能促成经济发展与现代化——从韩国朴正熙的威权主义到新加坡李光耀的威权主义，从西班牙佛朗哥的威权主义到智利皮诺切特的威权主义，都是市场导向的；它从统治取向上说通常是包容性的，这里主要是指经济社会领域的包容性，而非政治领域的包容性，不同的社会集团成员能够在发展的过程中分享发展的成果；它在政治运作上也倾向于越来越制度化，往往会在法治建设上，甚至包括最高领导层的更迭规则上发展出一套规范性的制度、规则与程序。
那么，哪种威权政体更有利于推动一个国家后续的民主转型呢？显然，发展型威权政体这方面的表现更好。实际上，在这种发展型威权体制下，除了一个人或一个小的统治集团垄断权力以外，其他方面的政治经济运作，跟一个民主社会的政治经济运作更加合拍，也更能顺利接轨。正如前面讨论的，这种发展型威权主义更有可能是市场化的、包容性的和制度化的，所以更容易与民主化之后的整套制度对接。另一个机制则是，发展型威权主义往往已经带动一个国家实现了较快的经济增长和相当程度的现代化，而这些条件都有利于该国实现后续的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
威权政体的复兴？
最近几年，国际上关于威权政体新现象的讨论焦点是“威权政体的复兴”。 2003 年，哥伦比亚大学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教授在《民主》杂志上撰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威权韧性》。 这篇文章认为，在人类全球化和民主化的大背景下，有些威权政体竟然获得相当的适应能力和学习能力，而不是像过去学界预测的那样，威权政体注定要快速走向僵化，甚至崩溃。相反，有些威权政体不仅没有僵化、没有失去活力，而且还具有相当高的弹性，能够适应国际潮流和国内趋势的重大变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调适性学习，以此来更好地维系自己的生存。这种现象，被称为威权弹性或威权韧性。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有趣概念则是“独裁者的进化”。 2012 年，西方出现了一部题为《独裁者的学习曲线》的作品。作者大意是说，独裁者能够通过学习，不断地获得维系自身生存所需的各种技艺。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尽管《独裁者的学习曲线》并不是学术著作，而出自一位擅长政治报道的记者之手，但他报道的是全球范围内各主要威权政体的新趋势。作者认为， 21 世纪以来，部分威权体制获得了一种强大的学习能力——借助这种学习能力，威权体制和独裁者能够更好地生存。
威权政体复兴的一个典型现象是发展型威权大国的崛起，这种崛起造成了巨大的全球性影响。威权大国崛起会造成哪些全球性影响呢？一是会改变国际体系中政治势力的对比，民主力量与威权力量的格局有可能发生新的调整。二是可能会让西方发达民主国家的政治影响力受到遏制。举例来说，过去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援助时，通常会列出一系列的条件清单；但如今发展型威权大国提供援助时，不再需要类似的条件清单，甚至会开出完全不同的条件清单。三是可能会树立新的全球榜样和造成新的示范效应，这一点对于发展中世界的其他小国影响尤甚。比如，为什么印度在 1947 年独立以后也试图搞“计划经济”呢？一个重要的示范力量是当时的苏联。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是由一个落后大国通过计划经济模式实现快速工业化的“成功案例”。当看到苏联快速工业化的成就时，印度也试图通过“计划经济”模式来实现快速的工业化。如今，对亚洲、非洲的很多国家或拉丁美洲某些民主并不稳固的国家而言，发展型威权大国的崛起创造了某种极具榜样力量的发展奇迹，也可能会成为这些国家争相学习仿效的对象。
此外，为威权政体复兴提供绝佳机会的是过去几年中西方世界的成熟民主政体似乎治理绩效不佳，而发展中世界的不少新兴民主政体也遭遇了民主衰退或治理困境。实际上，民主政体的表现越是逊色，强人政治或新的威权政治就越有可能复兴。今天，位于欧亚大陆交界处的重要国家土耳其就是一个微妙的案例。 2010 年之前该国已经被视为一个走上稳健民主转型道路的国家，但如今土耳其已经面临民主衰退的危机。学界的一个猜想是，在欧洲面临欧盟解体的威胁、难民危机、民主治理绩效不佳的一系列背景之下，政治强人埃尔多安就更有信心走自己的路，甚至未来会按照更伊斯兰化的方式统治国家，而不再是跟在欧盟后面亦步亦趋。如果 21 世纪早期的民主政体再次遭遇艰难时世，就会有更多的国家面临重新走威权主义道路的巨大诱惑。
威权政治的未来
讨论至此，我们应该如何评估威权政治的未来呢？这里涉及两个不同的问题：一是威权政体本身的未来，二是目前为止的威权国家的未来，两者的命运并不完全相同。就威权政体本身而言，它们目前大概有几种可能的战略选择。第一种是封闭型维稳战略。这是防止外部力量渗透和影响的做法。一旦把国门关起来，可以防止外部力量的介入，从而更有利于维护政权稳定。因为一旦国门打开，极端落后的威权政体就可能会垮塌。此时，一个独立的封闭型系统构成了政治稳定的必要条件。但是，对这样的国家而言，经济停滞，人民悲苦，百业萧条，国家可能会长期陷于最落后的状态。
第二种是发展型吸纳战略或开放型吸纳战略。这种威权体制的战略，总体上是发展导向的，同时要有效吸纳新兴力量。采取这种战略的威权政体有可能会把新兴社会力量主动吸纳进威权政体，使其成为现有威权体制的租金分享者。总的来说，这种开放型吸纳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率的，但是也面临着风险。当这种威权政体一旦不再能吸纳新兴的社会力量时，就会遇到已经成长起来的社会力量的挑战。从经验来看，一个社会越发展，越是跟国际接轨，这方面的挑战就会越大。
第三种是可能的中间道路。这是指一个威权国家在一些方面实施封闭型维稳政策，比如关键的政治领域、信息传播领域等；另一些方面则实施发展型吸纳战略，比如经济与社会领域，然后经过理性计算，在不同方面实施不同策略的组合。这种做法有点像一个策略灵活的公司，在不同的业务层面上进行不同的战略组合。这种战略的困难在于，一个威权政体要精确计算到底哪里要实施封闭型维稳政策，哪里要实施发展型吸纳政策，这往往存在着很大的困难。
这里不仅需要思考威权政体的命运，还需要讨论威权国家的命运。我们首先需要区分一个威权政体究竟是何种类型的威权政体？从历史经验来看，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停滞型威权主义几乎都是最糟糕的一种治理方式；但如果是发展型威权主义，若能放宽历史的视野，这也许不是一种可以全盘否定的统治形态。有人从价值观或意识形态出发认为，即便是发展型威权主义也是不能接受的。这种看法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从历史进化和横向比较来看，发展型威权主义或许有其独特的价值。一方面，在发展型威权主义之下，一国的经济社会现代化程度往往会得到有效提升，而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另一方面，这样的威权政体往往也有助于提高该国后续转型的成功率。
其次，我们还可以思考与评估不同威权国家民主转型的可能性。对一个特定的威权国家来说，未来发生民主转型的可能性有多大呢？这就需要评估该国民主转型的动力因素与阻力因素。对这些国家而言，究竟什么是转型的动力因素？什么又是转型的阻力因素？这些都是很实际的问题。这里既有复杂的国际因素，又有各种各样的国内因素。想要评估一个威权国家未来的政治命运，需要深入考察影响该国政治转型与政治发展的各个重要因素。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判断不同威权国家未来政治转型的可能性。
最后，值得提醒的是，考察威权国家的政治前景，不仅要有短期的视角，而且要有长期的视角。威权政体也许在短期中，甚至在相当时间内都能展现出一定的有效性，但长期中始终面临着合法性的困境和转型的可能性。正如前文已经探讨的，即便一个发展型威权主义政体，仍然面临着发展悖论。很多国家曾多次遭遇民主转型的挫败，但即便这样屡转屡败的国家，在民主受挫之后不久，可能又会启动新一轮民主转型。比如，今天委内瑞拉的政治局面并不乐观，但一个大概率的事件是，该国估计过不了多久可能又会启动新的民主转型。再比如，泰国不久前还通过了新的宪法修正案，实际上是以宪法形式确认了目前较威权化的治理模式，但估计用不了太久，该国又会重新启动新的民主转型。
综合来看，威权国家的转型驱动力一方面来自于全球性政治文明的影响、支配性民主意识形态的推动、经济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公民政治观念的革新等；另一方面则来自于非常现实的威权国家的治理问题，即威权国家往往难以实现长期的善治，最终无力克服威权政体特有的治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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