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西恩•麦克米金（Sean McMeekin） 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现执教于土耳其的科赫大学。 作者以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见长，其所著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俄国起源》获得一战研究协会图书奖，《奥斯曼帝国与德国对世界权力的追求》一书获得欧洲研究协会图书奖。另著有《一战倒计时》由新华出版社 2013 年翻译出版。

译者简介：

姚志宏，毕业于南京大学英语系，现居西安，业余从事翻译和写作。

书籍摘录：

序言  1876 年 9 月 7 日（节选）

这一天，帝国的每个角落万人空巷，民众聚集在街道上见证加冕典礼的到来。街道里弄被身着帝国传统彩色服饰的人映照得一片通红—红色锥形的土耳其毡帽，帽上黑色的丝质流苏穗子，白色的穆斯林头巾，阿拉伯式头巾；此外，身着优雅礼服的欧洲外交官们也跻身其中。目击者声称他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划着金白相间的轻舟穿过加拉塔大桥上的热闹人群时，瞥见了十万之众拥于海滨这一尊荣至极的景象。停靠金角湾后，帝国 34 岁的继承者骑上他的白色战马，穿过帝国卫队，抵达了帝国最神圣的艾郁普（Eyüp）苏丹清真寺——此寺于穆罕默德二世（征服者）在 1453 年攻陷君士坦丁堡之后修建。在这座银色的圣殿之中，埋葬着先知穆罕默德的信徒旗手艾郁普，他在公元 670 年的阿拉伯围攻战中阵亡此处。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ul Hamid Ⅱ）被赋予奥斯曼“胜利之剑”，正式加冕成为帝国第三十四任苏丹，以及伊斯兰教第二十六任奥斯曼哈里发。

大部分观察者一致认为，这位新苏丹在整个典礼过程中表现得非常庄重，一些对其继位存在异议的不和谐音符因此显得微弱无力。阿卜杜勒·哈米德貌不惊人，以至于在奥斯曼之剑的对比之下，他纤弱的身形被映衬得更加渺小。赋予阿卜杜勒·哈米德宝剑的谢赫·伊斯兰比阿卜杜勒·哈米德高得多，不得不立即俯身，以遵循传统亲吻这位苏丹的左肩。与此同时，不祥的事件正在这个城市的其他角落里发生：在加拉塔大桥上，过于拥挤的人群使得桥梁部分塌陷将近 4 英尺（约1.2 米），几乎沉陷进了金角湾（Golden Horn）。仅仅一箭之遥，位于高地上欧洲人聚集的培拉区和码头之间相连的地下缆索电车上的一根缆线也发生了断裂。

更多不祥的消息从欧洲传来。在前一年 10 月，时任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Abdul Aziz）因无法支付其行宫过度挥霍所产生的复利而宣告破产，不得不暂停偿付奥斯曼的债券息票—其拖欠行为遭到上千名主要集中在巴黎和伦敦的持券人的憎恨。当一起基督徒起义席卷奥斯曼统治的巴尔干地区时，奥斯曼政府这才发现自己失去了支持。它试图扑灭巴尔干地区的动荡火焰，但是由于给正规军拨付的款项一直处于拖欠之中，高门便派部分非正规的切尔克斯人部队对动乱实行镇压。到 1876 年夏，各种骇人听闻的暴行传遍欧洲。本已退休的英国前首相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复出谴责本杰明·迪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政府的中立立场，并在一个很快闻名世界的宣传册中痛斥“保加利亚惨案”。这个宣传册甚至在阿卜杜勒·哈米德在艾郁普登基时也得到刊登发行—他也因此将自己关进了崇高道德的地牢中。然而迪斯累里却连同双方一并谴责，认为两者“同样可怕和残暴”，并草率敷衍有关奥斯曼非正规军的恐怖暴行只是“咖啡屋的胡言乱语”。

格莱斯顿进而纠正他，并称土耳其人是“人类中仅有的不合人道的大败类”，应该“将其驱逐出他们蹂躏和玷污过的地方”，“连人带物一起滚蛋”。格莱斯顿对于很多由沙俄政府培植的泛斯拉夫主义宣传者好几个月的缄默无言只字未提。但是他却认为阿卜杜勒·哈米德会有更加骇人的行为，他利用自己的英式议会辩才表达着愤怒，并说如果宿敌沙俄侵犯巴尔干地区，作为土耳其传统保护者并帮其对抗俄国侵略的大不列颠将选择冷眼旁观，尤其在那个夏天—俄军志愿者在莫斯科接受训练后乘坐火车奔赴战场，就像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描写的沃伦斯基军官一样—为斯拉夫民族战斗。在俄国的鼓动下（非官方的），塞尔维亚 6 月向土耳其宣战，并由刚征服塔什干城的俄国将军米哈伊尔·格里戈里耶维奇·切尔尼亚耶夫（Mikhail Grigorievich Chernyaev）掌控其军队。黑山随后也介入战争。

然而说到落井下石，谁也比不上长期外派奥斯曼、现已退休的外交官斯特拉特福德·坎宁（Stratford Canning）勋爵，他曾经几乎凭一己之力就将英国带入克里米亚战争，为奥斯曼一方站台。如今，他却在一封发至《泰晤士报》的信件中公然支持格莱斯顿的反土耳其立场—实际上，格莱斯顿早先就把“ 保加利亚惨案”宣传册献给了坎宁。在 30 年前，当阿卜杜勒·哈米德还是个体弱、孤独的孩子时，便与坎宁在托普卡帕宫（Topkapı Palace）的花园里初次邂逅，当时阿卜杜勒·哈米德还是第一次遇到外国人。那是一次尤为令人生气的接触—事实上，坎宁可以算是第一位愿意诚恳善意地对待这个孩子的异国成年人，以至于这位苏丹在数十年以后还能记起这件小事。如果说俄国分割奥斯曼帝国的野心—沙皇尼古拉一世在 1853 年与英国外交官的一次会谈中就首次提及并称其为“ 欧洲病夫”—现在有了阿卜杜勒·哈米德少时眼中的英雄和英国最为声名狼藉的亲土耳其系的支持，那么这个帝国将无任何存活下去的可能性。

尽管各种恼人的事件源源不断地涌入帝都，阿卜杜勒·哈米德在离开艾郁普苏丹清真寺时依旧有理由保持谨慎乐观。他已经比他上一任继位没多久就遭到罢黜的穆拉德五世（Murad Ⅴ）实现了更多的成就。在 5 月份暴力废黜阿卜杜勒·阿齐兹一世后，虽然受到了大量狂热民众的拥戴并被冠以“伟大的改革者”称号，穆拉德五世却没能够召集力量举办就职典礼来面对公众。作为帝国王位的潜在继承人，所有皇嗣都有过被软禁在“卡菲”的经历。穆拉德五世登基后，当得知被废黜的阿卜杜勒·阿齐兹一世用一把剪刀割腕自杀，就已经浑身颤抖。获悉其前任死亡的消息后，穆拉德五世不禁当场昏厥。苏醒后，他又陷入猛烈的呕吐之中。这一切似乎还不够。 6 月 15 日，一位年轻的切尔克斯军官为了给“殉难者”阿卜杜勒·阿齐兹一世复仇，在一次内阁会议上冲进了大厅，企图谋杀曾经废黜前苏丹的两位共谋者—军政大臣侯赛因·阿夫尼（Hüseyin Avni），以及外交大臣拉希德帕夏（Raşid Pasha）。种种骇人事件使穆拉德五世受到了极度创伤，并开始胡言乱语，显然这使得他无法接受奥斯曼之剑，也无法会见外国使节或承担其他任何一个苏丹应该承担的责任。所以，仅仅通过顺利举办一场完整的就职典礼，阿卜杜勒·哈米德就已经足以恢复这个四面楚歌的帝国的臣民的信心。

诚然，这位年轻的苏丹是一个谜。即便对其举荐者来说，他也是一个未知数。一直到1876 年那个糟糕的夏天—这一年从此成为土耳其人熟知的“三苏丹轮流当政之年”—伟大的立宪派米德哈特帕夏（Midhat Pasha）领导的改革派政治家，随同基督教少数派和诡诈的欧洲政治家，还将希望放在英俊迷人的穆拉德五世身上，并相信他会支持西方的自由主义（或者说，至少在推动之下能够顺应改变）。相形之下，阿卜杜勒·哈米德只有使人难堪的腼腆、令人尴尬的社交能力，还有他那古怪的长相。他的鹰钩鼻异常突出，以至于很多土耳其人认为他的母亲皮林穆杰哈（Pirimujgan）其实是隐藏身份的亚美尼亚人或犹太人。阿卜杜勒·哈米德的父亲对他也并不抱希望，他因此由养母抚养长大，并经历过一段比正常人更孤独的童年时光以及“卡菲”的囚禁岁月，他的唯一伴侣是后宫的妃子和宦官。

自然而然，他与女性的关系比与男性更为亲密一些。阿卜杜勒·哈米德在年轻的时候很信任已故阿卜杜勒·阿齐兹一世的“苏丹娜”（皇太后）佩尔泰尼亚（Pertevniyal）。佩尔泰尼亚在未进后宫之前是公共浴池的一名爱传流言蜚语的侍女，这使得她非常清楚公众舆论的动向。这位未来的苏丹甚至与一名“异教徒”—一位来自培拉区的巴尔干手套女商贩弗洛拉·科迪尔（Flora Cordier）发生了风流韵事，这位“异教徒”还使他认识到欧洲对奥斯曼帝国的看法。此外，在他登基前的岁月，他还经常和一个与英国大使亨利·艾略特（Henry Elliott）关系密切的英国商人汤姆森先生在席拉皮亚（Therapia）公园闲逛。正是汤姆森让他知道了英国议会的议事程序（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曾要求他将议会蓝皮书加以翻译，并引进奥斯曼）。尽管对于帝国内部和外部事务同样相对无知，但相比近代的其他先任，他在就职仪式方面做得更好。

然而，这并不是说这位新苏丹是一个名义上的穆拉德式的西方自由主义者。当已经开始为奥斯曼帝国起草一份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宪法的米德哈特帕夏发现穆拉德无法充当其改革工具时，感到极为震惊—不过奇妙之处在于，也正是他说服了内阁催逼穆拉德五世下台，而且在此之前他从未见过阿卜杜勒·哈米德，并对他几乎一无所知。

为防传统的苏丹权威复苏，米德哈特帕夏在被委派试探这位年轻的继承人之后，设法让阿卜杜勒·哈米德在穆拉德五世长期丧失行为能力的情况下，通过有条件的登基来束缚其君权—由他获得摄政权，而非完全的苏丹职位。阿卜杜勒·哈米德当然不愿意与一个半疯半癫的王位潜在竞争者共同执政，于是果断拒绝。协商只好继续。在此期间，米德哈特帕夏终于得到了阿卜杜勒·哈米德的承诺，后者称会“ 立即”颁布宪法。根据权威病历确诊穆拉德五世为精神错乱的诊断说明，这位继承人坚持要求正式及永久性废黜穆拉德五世。在此基础上，协议达成—但这个协议使得这位年轻的苏丹开始对米德哈特帕夏和立宪主义者产生怀疑，并反对其对君权的进一步干预。

尽管登基过程中各种阴谋涌动，但对于自信的继承者阿卜杜勒·哈米德来说，他选择在艾郁普苏丹清真寺继位有十分恰当的理由。这个夏天，在帝都历经了两次折磨人的废黜事件之后，没有人希望发生第三次。在巴尔干地区，即便格莱斯顿的激昂的宣传册暗示新的暴行将指日可待，但最坏的消息也似乎行将结束。在夸口会如何摧毁由“衰老、肥胖的阿卜杜勒·克里姆（Abdul Kerim）”领导的奥斯曼军队之后，俄军控制的塞尔维亚军队对土耳其的进攻迅速陷入了泥沼。到 8 月上旬，土耳其已经攻占了通往摩拉瓦河流域（Morava Valley），最终进入塞尔维亚腹地的关口，获得了胜利。 9 月 1 日，穆拉德被废黜的第一天—也是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任职的第一天，塞尔维亚人和其俄国司令官在贝尔格莱德（Belgrade）被果断击败。当新苏丹在清真寺即位之际，塞尔维亚人请求停战，奥斯曼外交官便着手拟定和平条款，施加于贝尔格莱德，其中包括武装解除、要塞占领以及赔款。塔什干征服者的此次溃败使塞尔维亚蒙羞，而土耳其人则又一次进入了欧洲，并开始向北挺进。

苏丹骑着他的白色坐骑，手持“黄金辔勒”，在扛着先知绿色旗帜的谢赫·伊斯兰及皇家随从人员的簇拥下，穿过位于第二大桥的金角湾，经过了拜占庭贝拉克奈（Blachernae）的废墟城墙、法纳尔（Phanar）希腊东正教教区，蜿蜒进入狭窄的穆斯林旧区斯坦布尔（Stambul）。最终，队伍到达高门，外国使节们坐在“荣誉台”上，对成为奥斯曼帝国君主的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致以敬意。随着领土的延伸—从多瑙河公国（Danube Principalities）到波斯湾（PersianGulf），从北非的马格利布（Maghreb）到外高加索（Transcaucasus），黑海和白海各国的统治者位列其间。街巷上，人们欢呼呐喊着：“苏丹万岁！”

题图为 1919 年，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在锡瓦斯。从左起，第二个至第四个分别是劳夫（奥尔巴伊），贝基尔·萨米（昆杜），穆斯塔法·凯末尔。题图及文内图均由中信出版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