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各种颜料的发明和改良,如何改变了西方艺术史?
这部书用科学和艺术的精工去绘制金碧山水,从而创造一套色彩的语言,帮助眼睛重新观看色彩的绘画和色彩的世界。——范景中,美术史学者
作者简介:
菲利普·鲍尔(Philip Ball):英国科学与科普作家,《自然》期刊特约顾问编辑。他在牛津大学主修化学,后来又在布里斯托尔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所著的社会物理学著作《预知社会——群体行为的内在法则》(2004)获英国安万特科学图书大奖,另外还著有《牛津通识读本:分子》(2003)、《为帝国服务:希特勒时期为物理学真谛而战》(2014)、《图案密码:大自然的艺术与科学》(2016)等多部作品。
书籍摘录:
中文版作者序
我看过长城、故宫,看过杭州那美妙的西湖,看过苏州园林,也看过四川都江堰的古代水利工事。由于一些原因,我在中国却从未游历过西安,去看看秦始皇的陵墓和他的兵马俑。它们毫无疑问是我一直想参观的。
我明白,那些纵横排列的陶土士兵,现在已无人得见其巅峰时期的辉煌。昔日装扮它们的颜料,早已从表面纷纷剥落。如我在本书正文中写到古希腊那些神庙和雕像时所说的,它们留给今人一种印象,似乎古代世界单调黯然。事实并非如此。在西安发掘出土的陶俑上,仍然黏附着一些色料碎片,从中能够看出这些雕像也曾色彩鲜明。
在这些色料中,有一些也常见于古代世界的其他地方。比如红辰砂——硫化汞的矿物形态——在秦汉两朝就遍布于亚洲和中东地区。辰砂在中国矿藏丰富,仅陕西一省藏量就占全国的五分之一,开采之后不仅用作色料,还可入药。中国的神话传说中讲到一个名叫黄安的人,靠食用辰砂延年益寿,活了一万多年; 据说,秦始皇也服用过加了这种矿物的酒和蜂蜜,想要长生不老。(有些历史学家推想,这么做可能恰恰折了他的寿,毕竟,摄取水银无论如何都是不明智的。)汉代史家司马迁称,秦始皇陵中有秦帝国的缩微模型,其中的河流就是水银做的。这些水银也许就来自陕西南部旬阳县的古矿山。
不过,兵马俑身上的那些色料,有一些只有中国才有。这没什么值得惊讶的,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化学工艺(那时叫炼金术)相当复杂,可用来制备多种药物及其他日常用品。在古埃及,情况同样如此,人们靠化学制得玻璃、化妆品、药膏及绘画颜料。埃及人留下了一种极受推崇的颜色,今人径称为埃及蓝,本书正文中讲到,它可能是制备玻璃时衍生出来的。这是一种蓝色硅酸盐材料,其色调来自铜元素。中国在秦汉两朝,以及时间更早的战国时期(约公元前479—前221),并未使用埃及蓝,但中国也有属于自己的蓝色,今人称为汉代蓝,(由于其出现时间早于汉代)也称为中国蓝。埃及蓝的化学名称是硅酸铜钙,中国蓝则以钡元素代替了钙。
中国古代的化学家们还发现,在制作这种蓝色色料时,可以把颜色调成紫色,两者化学成分相同,只是配比有别。这项创新很难得,毕竟在人类的整个“颜料发明”史上,紫色色料都很难制备;在西方,直到 19 世纪才有了好用、稳定的紫色色料。更令人惊喜的是,中国紫包含两个铜原子,由一个化学键连接,从而成为人类已知最早的具有所谓“金属—金属键”的合成物质,这种单元对现代化学家来说极为重要。
我虽未亲见过兵马俑,多年前却在瑞士拜访过苏黎世大学的海因茨· 贝尔克教授,教授一直在研究兵马俑身上残存的斑驳色料。海因茨慷慨地送给我一块中国蓝的颜色样品,那是他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制成的。写本篇序言的时候,这块样品就在我的面前。海因茨曾写道:“从工艺和化学方面来看,中国蓝和中国紫的发明是一项非凡的功绩,[也是]科学和技术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的出色范例。”
到这里,读者大概能够看出,为何我对《明亮的泥土》中文版的面世如此欣喜。这本书凝聚着我在三个主题上的激情:化学、色彩和中国。一直让我引以为憾的是,没能在书中更多地谈论西方世界以外的艺术,也许未来某天,我会决心一试。在中国,颜料的发明有着迥异的故事,尤其是,中国的山水画传统轻色彩而重形式、重构图、重笔法。我自年少时便对此种传统心驰神往, 1992 年起我开始探究中国,主要原因正在于此。当然,这种艺术传统丝毫没有降低色彩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性;毕竟,它是五行学说所蕴含的对应关系的一个方面。造访中国的人,很难忽视中国传统文化中色彩的灵动鲜活,尤其是在织造丝绸所用的斑斓染料中。我期待,也深信,《明亮的泥土》会在中国读者中引发广泛共鸣。
前言(节选)
化学与艺术
在达 · 芬奇的时代,绘画与博雅艺术之间的关联,完全类似于化学与自然哲学,或者我们现在所说的科学之间在地位上的关联。那些探究化学艺术,沉浸于烟雾缭绕的实验室、想鼓捣出一点有用之物的人,是被排除在巍峨的科学殿堂之外的。科学史家劳伦斯 · 普林西比如此评价这种科学时代以前的化学(chemistry,古体拼作chymistry):
人们早就意识到,化学在 18 世纪以前面临的“问题”之一,就在于它作为一门实用的或技能方面的艺术,而不是作为自然哲学一个分支的地位。运用化学的是低端的技术应用者,这就决定了化学地位低下,让许多自然哲学家无法接纳它。
于是,在引起争议的《怀疑的化学家》(Sceptical Chymist,1665)一书中,英裔爱尔兰化学家罗伯特 · 波义耳谴责了“粗俗的化学家们”的无知;他们当中不仅包括想要从伪炼金术转化过程中牟利的十足骗子,还包括理论知识不足的“实验室货”,比如染色的、蒸馏的、做药剂的。达 · 芬奇若把自己的事业向这群人看齐,将一无所获,于是他掩饰绘画艺术的化学方面也就顺理成章了。
不过,这一点并不能消除以下观念中持续存在的不得体的感觉,即科学为艺术不仅赋予了观念,而且提供了材料。包豪斯学派的建筑师勒 · 柯布西耶(夏尔—爱德华 · 让纳雷)和他的搭档阿梅代 · 奥藏方,在 1920 年说的一段话表现出明显的势利和无知,让人透不过气来:
……最重要的是形式,其他一切都应该从属于它……塞尚的模仿者们正确地看出了乃师的失误:他不加鉴别地接受了颜料贩子们提供的诱人货物,那段时期颜料化学风行一时,而这门学问对伟大的绘画不可能产生影响。我们还是把颜料管带来的感官快乐留给染布匠吧。
这段话暗示塞尚——不是印象派或者野兽派,而是塞尚!——只是一个对原始颜料毫无眼力的拙劣画家。我们还是不要为这个荒谬的说法过于分心。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勒 · 柯布西耶诋毁手工技巧和物质愉悦、偏爱“形式”和抽象空间的方式。这段话几乎像是 16 世纪末认为线构重于色彩的意大利学者中,最为刚愎自用的一位写下的。否认颜料化学能对“伟大的绘画”产生任何影响,归根结底就等于声称伟大的艺术只存在于头脑中,如果遗憾地被迫仅通过现实材料来进行重构,就会掉价。
19 世纪时,与化学的牵连看起来或许不那么令人讨厌了,那时化学家们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尊敬(即使歌德也借用了他们的比喻)。 1810 年,一位匿名作者在评论艺术技巧时谨慎地说:“化学之于绘画正如解剖学之于素描。艺术家对它们应该有所了解,但不该在任何一方面付出太多时间。”但即便是这样的说法,也可以被视为一个时代的挽歌,在这个时代,画家在某种程度上得是一个化学家,艺术中的训练要求对机械和实践层面给予对审美和智识层面同样多的关注。到 19 世纪末,艺术家已经完全离不开具有科学造诣的专业人士,即“颜料商”,要靠他们来解决其职业所涉及的化学方面的问题。这种断裂的一个后果是,该时期某些画作的颜色没有扬 · 凡 · 艾克那些宝石般的 15 世纪画作耐久。
化学这个话题让很多人心生恐惧,想要逃避此事实似乎也没有什么意义。制陶专业的学生通常也算是艺术家,该群体仍然需要学习一些真正的化学,即这个领域的系统知识:平衡方程式、元素周期表、原子重量等。从我的经验来看,这并没有让他们对化学感觉更好一些。物质是由元素混合而成的,其混合方式多得令人晕眩——这一点看起来有些令人生畏;坦白地说,这些混合物在当今是在一些灰色的金属尖塔和管道内以工业方式调制的,那些尖塔和管道让人隐约感到一丝不祥和不安。要把这些丑陋的工厂以及陌生或让人不安的名字,如镉、砷、锑,与涂抹在画布上、让我们在艺术画廊里屏息的那些东西联系起来,还真要有一些想象力。这样的恶棍(化学工业犯下的罪完全不是想象中的)真能带来如斯之美?
事实是,或者说肮脏的事实是,为艺术家提供的新颜色长久以来都是化学工业过程的副产品,它们流向了相当广阔的市场。没有商业引擎的驱动,这些新色料的制造简直无法实现。人工合成的铜蓝,也叫“碳酸铜颜料”,以其低廉成本成为 15 至 18 世纪那些昂贵的蓝色色料的主要替代物,它们就是白银开采的副产品。铜蓝后来基本上被普鲁士蓝取代,后者的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大规模的纺织品染色工业的需要,而不是着眼于小小的艺术家颜料市场。马尔斯色料(合成氧化铁)之所以能造出来,就是因为能够获得成本低廉的硫酸,后者主要是作为纺织品漂白剂生产的。被称为“专利黄”的色料是苏打工业的一个分支,铬黄的生产则是由于在棉布印花中的应用而得到激励。纺织品染色也使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金属在染料固着(媒染)方面的用途,从而推动了 19 世纪早期“色淀”颜料制备水平的提升。作为 20 世纪几乎随处可见的白色料,二氧化钛几乎完全是作为商业涂料生产的,转化为艺术家材料的数量微乎其微。
不仅看到艺术的历史,而且看到一种反映出这些关联的艺术,会不会令人兴奋?颜料生产的商业方面的确影响了 20 世纪的部分艺术家。但是,作为技巧和创造力的产物,同时作为极优雅而又华丽的物质,未经修饰的色料难道不已经是艺术品了?英裔印度艺术家阿尼什 · 卡普尔认为是,伊夫 · 克莱因也这么认为。人们通常声称,艺术和科学之间的互动是单向的;但化学和艺术之间的关系却是互惠的。 现代化学制品工业主要就是由对颜色的需求促发和孕育的。合成化学在 19世纪取得的重要进步,就是由对人造颜料的需求激励的。世界上许多大型化学制品公司,如巴斯夫、拜耳、赫斯特、汽巴—嘉基,都是以生产合成染料起家的。摄影和印刷中对美术作品和色彩的复制,则造就了施乐和柯达这类大型技术公司。
与此同时,由克莱因和亚当所体现的艺术和化学之间的合作也有大量先例。迈克尔 · 法拉第在色料方面为 J. M. W. 透纳提过建议。 20 世纪 20 年代,德国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威廉 · 奥斯特瓦尔德与德国颜料行业有过合作,他的色彩理论在克利和康定斯基任教的包豪斯受到热议。在更遥远的时代,画家还与炼金术士联手获取颜料。在这段关于科学、技术、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中,没有鸡生蛋或蛋生鸡的顺序问题。化学方面的科学和技术以及颜色在艺术中的应用一直以共生的方式存在着,此种关系决定了它们在整个历史上的发展过程。与通常只从一边看问题相比,回望它们共同的演进历程,我们就既能看出艺术其实更是一门科学,又能看出科学也更是一种艺术。
题图来自:内文插图
原文链接 (已下线): https://www.qdaily.com/articles/55862.html
Wayback 快照: http://web.archive.org/web/20180803062225/https://www.qdaily.com/articles/55862.html
原始截图: http://ww3.sinaimg.cn/large/007d5XDply1g3y1w5jw4kj30u0752kj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