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苏珊·雅各比，独立学者、著名演说家、拥有12本著作的畅销书作家，《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美国瞭望》《琼斯母亲》等专栏作者。以《华盛顿邮报》记者开始职业生涯。她年轻时还在苏联待过两年。 2010 年，获宗教基金名誉理事会杰出成就奖、理查德·道金斯奖。著有《反智时代：谎言中的美国文化》《自由思想者：一部美国世俗主义史》《陌生的神》《永不言死》《伟大的不可知论者：罗伯特·英格索尔与美国自由思想》《阿尔杰·希斯与历史之战》等。

书籍摘录：

序言：打了兴奋剂的反智主义（节选）

写出一部著作，让它在未来数十年乃至数百年间成为种种洞见的基石，是每一位历史学家的梦想——尤其是生活在充斥着谎言文化中的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就是一本这样的书，这本书出版于 1963 年初，正值麦卡锡时代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的社会动荡之间的乐观时刻。“以往自由社会中的主要美德之一，”霍夫施塔特以伤感却又谨慎乐观的态度总结说，“是能够让智识生活以各种各样的风格存在——有些人的特征是热忱而叛逆，有些人优雅而高贵，或者简洁而又尖刻，聪明而又复杂，耐心而又明智，还有些人长于观察与忍耐。要理解即便在一个颇为狭隘的社会中也会存在的种种美德，重要的是坦率与宽容。当然，选择之路可能无法前行，控制未来文化的可能会是对某种信仰怀有执念的人。这些可能当然存在；但只要我们让自己的意志在历史进程中发挥作用，我们就可以相信，未来不必如此。”

四十多年前，还是大学生的我第一次读到了这些话，它们感动了我，而且如今依然不变。向霍夫施塔特致敬，是让我在新世纪来临之后不久开始写作《反智时代》的动机之一，在我尚且年轻，还能弥补荒废时光的时候，他的书将我从习惯性的智识惰性中唤醒，改变了我的人生。此书的研究工作大部分完成于 2001 年 9 月 11 日的恐怖袭击和 2008 年总统大选初期之间。当时，我（和其他很多历史学家和记者一样）认为，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的八年总统任期是现代美国政治生活中反智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巅峰。

2008 年冬，我的书由潘塞恩公司推出了第一版精装本，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参议员巴拉克·侯赛因·奥巴马（Barack Hussein Obama）和更年长的参议员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正在新罕布什尔州的雪中为了争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艰难跋涉。我将理性和对知识的尊重视为担任总统一职的必备条件，因此，我认为，不论奥巴马还是希拉里，相对于布什而言都属进步。但是，我并不觉得有理由改变我在上一版序言中的悲观论点——我当时指出：“难免让人担忧的是，美国历史的天平已经大大偏离了充满生机、丰富多彩的智识生活，它们对民主制度的正常运转至关重要。”在我看来，我从布什政府身上看到的反智倾向与其说是证明了布什的个人缺陷，不如说是体现了一种更普遍的进程，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愚蠢的标准在美国文化中越来越低。“四十年来，”我写道，“在一种半自觉的新型反理性主义影响下，美国特有的反智主义倾向大大加剧，这种反理性主义与由视频图像和无休止噪声构成的无知的流行文化互相促进。它不但与这个国家十八世纪启蒙理性的遗产相矛盾，也有悖现代科学知识，由此激起的一轮反智主义大潮将给美国文化与政治带来以往的反智潮流所不能及的巨大危害。确实，普遍的反理性主义和反智主义如今已经成了同义词。”

在写作时，我总是担心自己听上去像是古板的技术恐惧者。那段话如今看来更像是谨慎的保守说辞，而不是反动的哀叹。十年前，和我一样非常担心各类技术，特别是互联网对公众注意力和整体知识水平的冲击的学者和媒体人士相比现在更加之少［尽管也有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和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等值得一提的例外］。当我提到我们对图像而不是文字的依赖日益加深时，我想到的是YouTube、电子游戏和网站上以图片形式对信息的简化。数字技术所推动的语言贫乏所造成的文化影响早已遍及社会各个层面，手机短信息和发推又加速了这一进程。社交媒体在2008年的影响力远不及今日——尤其是在新闻的传播和验证方面。如今意义上的“假新闻”（fake news）一词那时还没被创造出来。我的书里甚至都没有提到创立于 2006 年、当时拥有约 100 万名用户的 Twitter （它在 2016 年拥有超过 3.17 亿用户）。在发展之初，很多四十岁以上的人认为 Twitter 是专属于小孩子的媒体。说到底，哪有成熟的人会想把交流限制在 140 个字符之内？我相信，假如我在 2008 年想象着未来的总统候选人和总统所中意的交流模式是半夜发推，而且那 140 个字符里有很多“骗人”“错误”“糟糕”之类的词，后面还跟着感叹号，严肃的评论家一定会视我为笑柄。

但在 2015 年夏天，当唐纳德·J .特朗普（Donald J . Trump）乘坐那架现在已经饶有名气的自动扶梯走向特朗普大厦的大堂，宣布参与竞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我并没有感到多么诧异。也许他在某些傲慢的纽约理发师眼里不过是个“大橙子”，但我总是认为他有机会赢得共和党提名。在他征服共和党阵营之后，我也认为他有机会在大选中击败希拉里·克林顿——尽管，作为一个总是自认为属于自由主义者的人，这样令人不安的预感完全不会让我感到愉快。我在纽约和华盛顿的朋友们——大多是记者和作家——总说我疯了。大选走向尾声之际，其中有些人（暂时）不再与我对话，我也不能因为他们回避我对特朗普战胜克林顿的可能性无法释怀的不安而责怪他们。他们会说，诚然， 2016 年左右的美国文化尚不能看作一个新的启蒙时代，但美国人还没愚蠢到选中一位拒绝听取国家安全简报、宣称气候变化可能是中国设下的骗局、模仿残疾记者手臂行动不便的样子加以嘲弄的候选人。［那位记者是《纽约时报》的谢尔盖·考瓦里斯基（Serge Kovaleski），他质疑过特朗普关于新泽西州的穆斯林曾集体为恐怖袭击中双塔楼的倒塌而庆祝欢呼的说法，引起特朗普震怒。特朗普称，他确实在电视上看过该事件的影片——这样的影片并不存在，因为所谓的庆祝根本没有发生过。］

我总是认为特朗普不可小视，因为通过重读霍夫施塔特和写书所做的研究，我发现这位反智的候选人属于一种可辨识的模式，而不是例外。当他宣布了自己的雄心壮志，要用他对个人品牌的管理交换对美国品牌的管理时，我想起了霍夫施塔特的告诫，他让我们警惕“选择之路可能无法前行，控制未来文化的可能会是对某种信仰怀有执念的人”的可能性。在内华达州共和党初选中赢得高中或以下教育水平的人当中57%的票数之后，特朗普宣告，“我热爱教育程度低的人”。让教育程度低的人获得接受更好教育的机会——而不是热爱他们——从来都是美国梦的基石。矛盾的是，缺乏接受大学教育的经济能力是如今很多蓝领工人中反智主义回潮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种矛盾，但美国人对子女青出于蓝的期待——这几乎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总是和“多高的教育算是太高”的矛盾心理联系在一起。父母们并不希望子女因为接受太高的教育而完全离开上一辈的世界。于是，工人阶级父母们可能会一边因为知识分子享有特权（或者他们想当然地认为知识分子享有特权）这种文化上的成见而心怀厌恶，一边又希望他们的孩子有机会跻身特权阶层（哪怕他们更希望受过大学教育的孩子成为医生或企业高管，而不是成为教授或媒体人）。凭借准确击中他人痛处的本能，特朗普在谈及自己对教育程度低的人的热爱时，利用了这种矛盾心理。

霍夫施塔特对美国反智主义的研究是文化保护主义的范例，其时，这个国家正在从一个更加挑剔的角度看待与二战之后的“美利坚治世”相关的种种自鸣得意的虔诚信念。从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当选总统到遇刺的三年让大多数美国人颇感乐观，但没有一个群体比知识分子社群更有理由满怀希望。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知识分子已经习惯于那种把学术兴趣等同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倾向，或至少是对真正的左翼同情者的危险宽容的政治气候。即使这些“老学究”没有被描写成潜在的叛徒，也往往被当作无能之士。 1954 年，在一场共和党募款活动上，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总统说知识分子是“一种不止强作解人，而且信口开河的人”。

就在这个达成文化均势的时刻，霍夫施塔特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出版了。从某种重要意义上说，这本书很大程度上是麦卡锡时代的产物：对于危害极大的战后反智主义和诉诸司法的反共主义的合流，霍夫施塔特决心从美国的文化倾向这个更广阔的长期背景出发加以深入研究，这种倾向在第一批清教徒移民抵达普利茅斯岩不久后便显露了出来。“我们的反智主义，事实上比我们的民族认同更加古老，而且有着深远的历史背景，”霍夫施塔特指出，“对这种背景的考察表明，知识分子在美国所受到的敬意并没有长期持续下滑，也并非在近期突然变糟，而是处在周期波动之中；这样的考察还发现，知识分子在我们这个时代所受的怨恨并不意味着他们地位的下降，而是表明他们越发重要。”由此看来，美国的反智主义是美国在宗教和教育方面的民主冲动当中草率一面的体现。以对人与上帝之间的个人化联系和排斥正统教会等级制度的信仰为基础的基要主义宗教，同样抗拒长期以来和智识主义——也包括很多早期清教神职人员的宗教智识主义——联系在一起的现代化和世俗化趋势。教育的民主化自十九世纪末以来让高中生的数量大大增加，在二十世纪也推动了大学入学率的提高；有些社会中只有极少数学生能有幸接受基础的读写和算术技能之外的教育，教育的民主化让那种较为严苛的教育标准不可避免地得以放宽。最后，美国人对白手起家者——既不靠家世背景，又不靠正规教育，单凭自己的智慧与勤勉取得成功的人——的理想化使得人们不大容易去尊重投身于教育和学识的人。

讽刺的是，对职业教育工作者的诋毁恰恰直到二十世纪中叶方才成风，当时，在法律和医学等专业领域之外，大学学位第一次成为在商业世界中走向成功必不可少的通行证，在人们眼中，这原本是白手起家的天地。“有能者做事，无能者教书”这样的俗谚在十八和十九世纪的美国人听来会显得颇为荒谬，在当时美国新开拓的边疆社区中，聘请教师是文明的两个基本标志之一（另一个是牧师的存在）。当然，从文化和社会角度来看，那些往往缺乏正规教育资历，无处不在又不可或缺的社区教师和手握文凭的“专家”完全不是一类人，尤其是在二战之后，后者对商业、政府和教育领域的掌控与日俱增，他们经常被当作常识之敌，那些常识据说是普通人特有的美德。

在新千年之初重读霍夫施塔特时，他的学术研究中那种传统的公正性让我印象深刻——这不是那种总是认为真理位于两种不同观点正中的虚伪的“客观性”或沉闷的中间主义，而是认真地尝试理解反对意见，承认与自己的偏好相悖的证据。大学读那本书的时候，我还不能完全理解他的这种品质，因为对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上半期胸怀大志的青年学者和作家来说，公正性很大程度上是个理所当然的理想。如果二十一世纪的美国知识分子现在开始带着重燃的敬意回顾二十世纪中叶“统一史学派历史学家”——霍夫施塔特就是其中的杰出一员——的著作，这种反思必须基于当下的背景来审视，意识形态极化的公众不但赞成妖魔化政治对手，而且在艺术、社会、经济等诸多问题上对反对意见不屑一顾。

在这个越来越反对读写的美国，岌岌可危的不仅是以愉悦为目的的阅读，还有批判性思维本身。美国人如今栖身的社会相比四十多年前较为缺乏思考，只有不断扩大的信息娱乐产业营销人员和否定事实的人才会认为这个说法尚且存疑，万物的视频化正是他们的利益之源。通过电脑和互联网，人们能够获得前所未有的丰富信息，由此而来的一种错觉是，动动鼠标就能检索到文本和数字的能力似乎也带来了判断真伪的能力。这种幻觉当然不只出现在美国，但在偏好用技术答案来解答非技术问题，而且对与智识上的精英主义沾边的一切都抱有怀疑的文化中（与法国、日本等国的文化不同），它的危害尤为突出。过去十年中，关于让每个学生和每所学校获得使用电脑和网络的完全使用权的需要，我们听到了很多说法。而对从一年级起，为每一种新型科技工具配备严肃的说明，让孩子们获得用于评判面前屏幕上的文字和图片的可信度的智识工具的需求，我们却几乎完全没有听说过。

美国如今染上了一种将无知、反理性主义与反智主义交织在一起，在技术的作用下突变的病症，它比过去那种周期性的疾病更加危险。当前这轮爆发所产生的严重危害与人们对一切不以为意的精神状态是分不开的。矛盾的是，这种心态既富有攻击性，又消极被动。从政客到媒体高管在内的所有人都在咄咄逼人地强化这种状态，他们的生计依靠的就是吸收名人金句和博客言论为己所用的公众；宣称信息娱乐之树上的果子将带来轻松欢愉的蛇控制着公众，公众被动地接受了这些东西。文化保护主义者们是否还有时间和意愿来疗愈这个毒苹果不断加深的毒害呢？只要我们让自己的意志在历史进程中发挥作用，我们就总能心怀这样的希望。

题图为特朗普，来自：维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