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亚当·费恩斯坦（Adam Feinstein）是一位备受赞誉的作家、译者、记者和西班牙语言研究者，在许多报纸和杂志上发表过关于西班牙以及拉丁美洲文学的文章，为《当代译诗》翻译了巴勃罗·聂鲁达、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迦以及马里奥·贝内德蒂的作品。他为 BBC 的拉丁美洲节目工作，曾经是西班牙著名报纸《世界报》的伦敦通讯员。他撰写的《聂鲁达传》由 Bloomsbury 首版于 2004 年， 2013 年出了增订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哈罗德·品特称之为“杰作”。此外费恩斯坦于 2013 年创办名为 Cantalao 的西英双语杂志，致力于研究聂鲁达的生平和作品。他目前和妻子及三个孩子生活在伦敦。

书籍摘录：

引言

只有很少的诗人，人们可以说，他们丰富了全世界百万人的生活，并且，在其死去三十多年以后仍然如此。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就是这样一个人。聂鲁达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西班牙语诗人之一，他的作品之美，跟他对社会正义的热情以及他对生活的热爱一起，一如既往地充满活力。

在他 1971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的近半个世纪内，世界各地的恋人们就已经从聂鲁达《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以下简称《二十首情诗》）中摘抄诗句来互相表白。更多的人深深着迷于《元素颂》的优雅与动人的简洁，《大地上的居所》的深奥之美，《大诗章》的史诗力量，《狂想集》中辉煌而机智的自嘲，以及后期爱情诗所向披靡的抒情性。

聂鲁达的政治信念—他很长时间内是个斯大林主义者，尽管不断受到 1956 年以后的各种政治事件困扰—也许不再有效。但他本质上的人道主义直到我们走向 2004 年 7 月他的百年诞辰之时，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聂鲁达横跨整个世纪和全球，他与 20 世纪最迷人、最富有影响力的许多人物过从甚密，包括洛尔迦、毕加索、艾吕雅、阿拉贡以及爱伦堡。

他的人生经历卓尔不凡。聂鲁达不只是一个诗人、外交家和政治家。他也是醇酒（尤其是智利酒）、女人（他有过三任妻子与无数情人）和歌曲的永不疲倦的热爱者。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他放弃在马德里的外交职位，来勇敢地支持共和主义者，并且用一艘旧渔船“温尼伯”号，把两千名共和主义者运送到智利，挽救了他们的生命。他那些逃避本国独裁者的隐匿岁月，以及他在马背上翻越安第斯山脉逃到阿根廷的冒死经历，本身都足以写成一本书。毫无疑问，在那段逃亡岁月，以及以后的岁月，他诗歌的力量以及他死里逃生的纯粹欢欣使他不仅赢得了挚友同时也赢得了政敌的衷心支持。他在欧洲的三年逃亡中，包括一次乘坐威尼斯刚朵拉成功逃出意大利统治者的掌心。回到智利之后，他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后来为了支持萨尔瓦多·阿连德而退出。

他给他所遇见的所有人都编织了一道魔咒。洛尔迦意味深长地称他“相比于墨，更近于血”。

聂鲁达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男人。他承认自身内在的矛盾，称“巴勃罗·聂鲁达……我最忘恩负义的敌人”。本书是第一本资料完整的英语传记，试图解开这些矛盾。唯一的另一本完整传记，是聂鲁达的密友博洛迪亚·泰特博姆 1984 年在莫斯科撰写的，在那里，泰特博姆没有机会接触到核心档案，并且明显掩盖了聂鲁达人格以及政治关系上面不那么有魅力的方面。

巴勃罗·聂鲁达是让–保尔·萨特的对立面。当萨特对周遭世界感到恶心之时，聂鲁达即使在他高度痛苦与顽固的临终疾病之中，依然感到欢欣。当萨特教导我们通过接受生命核心的无意义性来找到个体自由，聂鲁达感到：人——首先是作者——有责任拥抱生命，并致力于寻求社会公正。在我们所生活的全球村时代，萨特的信息是疏离而空洞的，难以卒读，而聂鲁达对人类团结的呼吁却比以往更加具有潜力。

俄罗斯诗人叶甫盖尼·叶夫图申科——那个在赫鲁晓夫解冻时期转而反对斯大林主义但依然是聂鲁达密友的人——在这个智利人 1973 年离世几天后写出了他动人的《致聂鲁达的一封信》：

……今天我看见聂鲁达—
他始终站在正中央
绝不摇晃，
他把诗歌带给人民
如此简单，沉默
如一块面包。

第十四章 诺贝尔奖—以及最后一场激情的爱 1968 — 1972 （节选）

1971 年 10 月 21 日，聂鲁达被正式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记者们聚集在他巴黎的住所焦急等待一个回应。阿连德总统发了一则消息，表达了智利人民的“欢乐”，他们“祝贺他们的同胞，他们的兄弟”。

在声明中，阿连德说聂鲁达“很多年前就应该、并且可以赢得这个非凡的重大荣誉……他的书和诗已经被翻译成全世界各种语言有些日子了，但值得指出的是：这个奖授予了一个忠于他的人民的诗人。”很少有人知道—因为聂鲁达坚持让它保持为谨慎的秘密—诗人在接下来的几天内接受了更多的身体检查。让他感到恼火的是，这妨碍他代表智利政府去参加在巴黎体育宫举行的庆祝活动，庆祝巴勃罗 · 毕加索九十岁的生日。

12 月，聂鲁达和玛蒂尔德到了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奖。他们在机场受到了阿尔图尔 · 伦德克维斯特的迎接。他向记者们确认，他为这一时刻已经做出多年漫长而艰辛的努力。比希尼娅 · 比达尔是唯一的一个智利记者，全程跟踪了聂鲁达诺贝尔授奖仪式。她回忆说，聂鲁达在 12 月 10 日穿着一件雨衣走下了停在斯德哥尔摩机场飞机的舷梯。

他走得不急不慢，也没有笑。记者们围绕着他，开始倾泻各种问题。他是清醒的，富有经验的，散发着平静的光辉。他回答说：“我的爱好是贝壳、旧书、旧鞋子。在巴黎，我感到自己就像是一杯外交诗人和社会主义者混合的鸡尾酒。”沉默了片刻，他接着用一种简洁的方式说：“我害怕你们，但现在看上去你们也害怕我。”有人问他：“最漂亮的词是什么？”“我将用一种相当俗套的方式来回答你这个问题，就像在，收音机的一首歌里，用一个被滥用的词来回答你的问题：这个词就是—爱。这个词你用得越多，它就变得越强大，并且，滥用这个词也没有任何害处。”

在那以后，他被送到斯德哥尔摩的宾馆。在那里，他很激动地听说：他和玛蒂尔德将和他们的朋友米盖尔 · 奥特罗 · 席尔瓦及其妻子玛丽亚 · 特蕾莎·卡斯蒂略会合。他还非常高兴与他的老朋友兼外交同事路易斯·恩里克 · 德拉诺重逢—后者当时是驻瑞典的智利大使。

在临近诺贝尔奖颁奖仪式的那三天内，一个流言开始在斯德哥尔摩流传，说聂鲁达收到匿名威胁，谴责他穿着燕尾服参与一项帝国主义事件，并声称在仪式期间，他的燕尾服将会被剪刀剪成碎片。瑞典警方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个威胁。后来人们才得知，这个威胁是米盖尔 · 奥特罗 · 席尔瓦策划的一场闹剧。

正如比达尔指出的，1971 年 12 月 13 日当天，穿着燕尾服坐在费莱德菲亚教堂的聂鲁达看上去完全很放松。他在出席使馆各种活动的时候，已经很多次穿过这种燕尾服。

当瑞典国王走来跟他握手的时候，他们俩非常热烈的交谈起来。后来玛蒂尔德问巴勃罗，他们彼此谈了一些什么。聂鲁达回答说，“我们开始谈论的是石头，石头是他的兴奋点。然后我告诉他关于我们复活节岛的情况……我告诉他，那些大雕像是如何仰面朝天，凝望着天空，他们的目光消失在大海中。我们谈了很长时间这个话题，他非常感兴趣，最后我告诉他我会邀请他参观这个岛屿，他回答说：再也没有比这更令他向往的事情，但是他的精力已经不允许这样做了。”这个国王在那一年的晚些时候就死了。

在他的长篇诺贝尔奖受奖演说中—那也是他所做过的最有力的一次演讲—聂鲁达首先把他的听众带回到了 1949 年非同寻常的穿越安第斯山逃亡到阿根廷的遭遇，然后，他转而讲述经验如何教会他写作诗歌：

我未曾从书本学到任何写作诗歌的配方。反过来，我也拒绝在风格、模式上提出任何建议，哪怕它们可能给新的诗人们带来一丁点洞见。诗人不是“小神仙”……他并非被神秘的命运选中，优越于那些忠于手艺和职业的人。我坚持认为，最好的诗人就是为我们准备日常面包的人，离我们最近的面包师并不认为他自己是一个小神仙。他履行他光荣而谦虚的责任，搓揉面团，把它们放进烤箱中，烤出金黄的色泽，递给我们每天的面包，作为同类之间的一种责任。并且，如果诗人也能成功达到这种朴素意识，那么这也就会被转化为更广阔活动的一个部分，一种复杂或单纯的结构中的一个部分，促成社会的建设，人类的生存条件的改变，人类产品的分配：面包，真理，酒，梦想。如果诗人加入这个无止境的斗争，接触到每个人的双手，把他的那部分承诺、奉献和温柔都献给所有人的日常劳作，那么这个诗人就必然分享所有人性的汗水、面包、酒以及梦想……我的每一行诗都选择作为一个有形对象而存在，我的每一首诗作都渴望变成一件有用的生产工具，我的每一首歌都尽力充当虚空中的一个标记，为了那些彼此交错的道路皆可相逢，或者充当一块石头一块木头，某人，某些其他人，从今以后的人，可以用它来雕刻新的标记……

他谈到他服务于

一支光荣的军队。这支军队不时犯下错误，但是，它不停地前进，每天都与负隅顽抗者的反动以及固执己见者的焦躁作斗争。因为我相信我作为一个诗人的责任不仅涉及与玫瑰和韵律之间的兄弟关系，与热切的爱以及无尽的渴望之间的兄弟关系，还涉及与一直融入我的诗歌中的不屈不挠的人类责任的兄弟关系。

那天晚上在斯德哥尔摩，路易斯 · 恩里克 · 德拉诺的妻子罗拉 · 法尔孔主持了一个晚宴，宴会中玛蒂尔德告诉罗拉巴勃罗得了癌症—但坚持认为不应该让聂鲁达知道这一点。

第二天，聂鲁达，在斯德哥尔摩当代艺术博物馆朗诵了他的诗歌，面对的是一群年轻人，他们或坐或躺在博物馆的地板上，由演员马克斯 · 冯 · 西多交替进行瑞典语翻译。

在巴勃罗离开瑞典之前，有一个最后的惊喜：被邀请参加一个展览，这个展览让诗人目瞪口呆，既欢乐又沉醉。展览的焦点是一艘十七世纪的瑞典船只，叫作“瓦萨号”，它在 1628 年的处女“航”时就已经沉没了，甚至都没能离开港口。这艘船由 1000 颗橡树做成，它再次浮出水面的时候依然保持完好无损的状况。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对这次诺贝尔奖获得者的选择感到高兴。阿根廷作家豪尔赫 · 路易斯 · 博尔赫斯告诉记者拉蒙 · 查奥：

聂鲁达写过一首诗反对美洲的暴君，将一些诗句献给美利坚合众国，但没有一首诗写到庇隆。人们认为他充满了高贵的尊严……他娶了一个阿根廷妇女，他很好地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是这样吗？但他不想要他的诗歌造成任何伤害。当我去智利的时候，他溜走了，避免见到我，他有理由那样做。人们想要让我俩陷入彼此反对的泥潭。他是一个智利共产主义诗人，而我是一个保守的阿根廷诗人。我不同意那种理论，宣扬国家应该凌驾于个人之上。但我上面所说的一切与聂鲁达诗歌的品质无关。在 1967 年，诺贝尔奖授予米盖尔 · 安赫尔 · 阿斯图里亚斯的时候，我马上说：聂鲁达应该得这个奖。他最终在 1971 年获得该奖。我不认为通过政治观点判断一个作家是公平的。实际上，鲁德亚德 · 吉卜林也为大英帝国辩护。但我们也必须承认他是一个伟大的作家。

离开斯德哥尔摩，巴勃罗和玛蒂尔德去了波兰，在那里，巴勃罗想要看《乔昆 · 穆列塔》在波兰的首演，该剧是在智利人鲍里斯 · 斯托谢夫指导下完成的。随后，聂鲁达和玛蒂尔德继续旅行，对苏联做了一次秘密访问。这大概是 1971 年底；在莫斯科，针对这次诺贝尔奖的获得举行了一个迟到的庆祝会，但聂鲁达的主要任务是让苏联的顶级医生再次为他做体检。

莫斯科的这次访问，值得一提的是，聂鲁达的朋友苏联诗人西米翁 · 伊萨科维奇 · 基尔萨诺夫为他举行的一场难忘的晚会，这人曾是马雅可夫斯基的朋友。“当他和巴勃罗到一起的时候，你就像站在一场焰火旁边，四处迸发着机智与欢乐的火花，”玛蒂尔德说。在晚会期间，西蒙送给巴勃罗一个漂亮的酒杯，告诉他，“如果你要干杯，我和你一起。”后来，他们又回到了巴黎繁文缛节的工作中去了。

尽管他时常感到疲惫，聂鲁达依然严肃对待他的外交职责。豪尔赫 · 爱德华兹回忆说，聂鲁达是如何在早上十点走上他在大使馆三层楼的办公室—那个楼被他称作“陵墓”。他会和爱德华兹一起讨论电报和信件，并且接待两到三个来访者。

在大概中午 12 点，他已经非常疲惫了。他会把头伸进我的办公室—因为我的办公室就挨着他的—他说：“我再也做不动了，我得出去走一走。”“你去吧，”我会对他这样说。“不要担心任何事情。”或者，我会说：“记住你一定要在几点几点吃午饭。”但他并不是忘记职责的那种人—除非在他的病情最糟糕的时候……下午他把自己关在二楼的卧室里，在那里，正如他在回忆录中写的，一个十字军东征时代的骑士，也能住得下，甚至，还可以放得下他的马。在午休之后，六点以后或者更晚的时候，我会下楼告诉他这一天发生的事情。聂鲁达仰卧在床上，床边桌子上放着一杯茶，床上铺满了书本和杂志，他肥胖的赤裸的双腿从被单中露出来，因为那时，玛蒂尔德会给他的腿脚做按摩—我认为是用来减缓静脉炎或者痛风的症状，因为聂鲁达也患了痛风。（“痛风阻止我吃鱼子酱，”他有一天告诉我—而这出自一个共产主义诗人之口的抱怨听起来有一点滑稽。）后来，当他起床穿上衣服，玛蒂尔德必须蹲下去给他系鞋带，因为诗人令人难以置信地笨手笨脚……有一次我见到他的时候，大概九点左右，他穿着一身白色的衣服，准备出去参加招待会，他露出痛苦的表情，向玛蒂尔德吼叫。如果她没有来给他系鞋带，他就会等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只沉重的船不能提起他的锚。

题图为年轻时候的聂鲁达，来自：维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