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赫德里克·史密斯（Hedrick Smith）：美国当代著名时政记者、畅销书作家，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曾长期供职于《纽约时报》、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等新闻机构。曾因参与“五角大楼文件事件”分享了普利策新闻奖，又因其 1971 到 1974 年对苏联的国际报道而独享普利策奖。由于其对当今美国社会问题的分析性报道而多次获奖。

书籍摘录：

前言（节选）

我们正站在悬崖的边缘。文明终结于幻想的破灭：一旦足够多的群众怀疑他们的社会，那整个冒险事业都将土崩瓦解——我们绝不能允许愤怒、当前流行的犬儒思想，抑或党派偏见混淆这一点。我们绝不应对合众国失去信心。

约翰·W. 加德纳（约翰逊总统任内内政部长）

因此，显而易见，最好的政治团体，必须由中产阶级执掌政权。凡邦内中产阶级强大，乃至足以抗衡其他两部分而有余……这就有可能组成优良的政体。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J. 汤因比在他那本权威著作《历史研究》中，为我们讲述了诸文明在挑战与应战的变化机制中如何兴衰起落的故事。在研究了横跨六千年历史的二十一个文明之后，汤因比发现，每个文明的宿命，实际上都取决于它面对挑战时的反应。

汤因比指出，古埃及文明之所以能够长治久安，正是因为发展出了完善的农业体系，并以此克服了恶劣气候带来的挑战。在南美洲，玛雅和安第斯文明也克服了相似的环境困难，但却在诸多强大外来侵略者的挑战下灰飞烟灭。其他文明都是从内部瓦解的。古希腊诸城邦之间陷入激烈的贸易竞争，在自相残杀的战争中，最终进入了螺旋状的下行通道。古罗马则成为了被汤因比称之为某种“社会解体”和“灵魂分裂”的牺牲品——内部的种种分歧，自核心处逐渐侵蚀了罗马的统一。

在二十世纪，美国遭遇并战胜了强敌所发出的军事挑战——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随后又是来自苏联的、旷日持久的全球性挑战。时至今日，我们正面临一项更加复杂，并且或许也更加危险的挑战——某种来自内部的挑战。恰如古罗马，我们正处在直接造成我们自己国家的陨落、或为其推波助澜的危险当中，我们的所为，正滋生出汤因比曾经谈论过的那种分裂——国家政体的解体，以及我们社会灵魂的分裂。

一栋分裂两半的房子：两个美国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我们已然成为了两个美国。我们不再跟“二战”后的那几十年时光一样，不再是一个共同繁荣、共享政治和经济实力的美国大家庭了。今天，再没有哪个共同的敌人，能够把我们团结成一个国家；再没有哪个共同的事业，比如西部拓荒或者登陆月球，能够激发我们全民族团结起来。

今天，我们的国家已经是个严重分裂的国家了——因为权力、金钱和意识形态而分裂。我们的政治局势已经变得多样化、两极分化，我们的政治领袖们根本没办法解决那些最基本的问题。接连不断的斗争，取代了对于共同目标的自觉，以及对于共同福祉的追求。不仅是在华盛顿，这一状况遍布整个国家，错误的路线让我们的分裂愈发加深，这些错误路线乃是无可救药的自我毁灭，除非我们能够重新团结起来，达成全新共识。

亚伯拉罕·林肯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的警告。“一栋分裂两半的房子——”林肯说，“是无法维系的。”现在的美国人都感觉得到，这个国家的有些事情是极端错误的——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已经偏离了轨道。许多富有经验的观察家们都曾书写过与此相关的内容，但是，我们究竟是如何陷入我们目前面临的这个困境的，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一困境，怎样去治愈美国所面临的危险分裂局面，这些问题的答案却难以确切把握。原因并不在于上次，或者上上次的总统选举。这些问题的起因，早于2008 年金融危机。我们现代国家层面上，这一泥淖的形成过程，恰恰掩埋在我们国家自身历史一段较长的道路之下，而这段历史——从 1971 年至今的历史，正是本书的主题。

隐匿的开端

历史，往往具有隐匿的开端。天空中不会特地出现一道闪烁的光芒，用以标记某个历史转捩点，永久改变人类命运的原子弹爆炸式事件，不会产生与众不同的蘑菇云。水流经过分水岭时通常都是舒缓而又模糊的，因此，大部分人都无法察觉，某个不可见的转变，已经将他们带入了一个崭新的纪元，重塑了他们的人生——他们这一代人的人生，以及他们孩子们的人生。只有当时间过去几十年之后，历史学家们如侦探般筛选过去留下的种种混乱线索时，才会发现某个迄今为止都无人知晓的萌发起点。

其中一个对我们当下造成了巨大影响的隐匿开端，发生在 1971 年，事件是“鲍威尔备忘录”。这份备忘录由刘易斯·鲍威尔撰写，早在多年前就已被某些人发掘了出来。鲍威尔当时是美国最受尊敬、影响力最大的企业法务律师之一，递交备忘录时，离他被提名至美国最高法院还有两个月。不过，时至今日，许多人仍旧会发现这样一项事实：正是鲍威尔备忘录，引发了一场工商界的暴乱，这场暴乱永久性地改变了华盛顿的权力格局，甚至对我们国家如今的政策和经济都造成了影响。

鲍威尔备忘录是一份企业界的宣言书，是对美国企业发出的战斗召集令，而且引发了强烈的反应。权力，如经受地震般发生了大转移，在这一切启动的过程中，我国历史当中的一条断层线被标示了出来。自 1964 年的那位总统候选人——巴里·戈德华特，来自亚利桑那州的保守派参议员，反对联邦、提倡自由市场——自他开始，右派在政治上的反抗一直都在酝酿，但恰恰是鲍威尔备忘录，正式点燃了变革的火花。它引发了华盛顿政策，以及美国商业领袖们策略和实践层面上的长期变化，一举扭转了战后时期的方针制定。

“良性循环”哲学为美国的中产阶级创造出了普遍繁荣。新崛起的商业力量，有助于推动美国进入新经济模式5，以及新一轮的政治力量角力，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今天如何生活。无论新经济模式还是政治力量角力，两者均对商业、金融和企业精英阶层表现出强烈的偏爱。美国超级富豪们藉此增加了数万亿美元的财富，代价就是牺牲中产阶级，国家落下了政治和经济权力病态集中的毛病。

本书将带你深入这个跨度长达几十年的、关于转变的故事，向大家展示我们是如何在不知不觉当中，摧毁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支撑中产阶级繁荣伟大时代的政治和经济基础的。

挑战与回应：一个崭新的思维模式，一份国内马歇尔计划

彻底的政治变化将要发生，那将是一场平民主义的复兴，能在美国一举扭转三十年来的政治和经济大趋势，使我们的国家再次强大，并且完整起来。我们所面对的、这一汤因比式的挑战，需要我们所有人的回应，这场公民运动的重生，需要从草根阶层的普通人民，也需要美国的政治和经济领袖们。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将不得不挺身而出，直接以公民的权利展开行动，为了重建“属于人民的、由人民管理的、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在华盛顿实打实地成就民主议程。

不难想到恢复更公平、更高水平经济运行环境所需要实行的措施——针对就业、住房、税收和公平采取措施，并重置长期经济政策。我们需要用几十年时间，来处理我们国家目前的困境。重建一个更加公正、安全并充满活力的社会，需要时间——还有坚韧不拔的精神。

经过如此长的一段时期后，要想重新萌生能够得到广泛共享的繁荣，我们必须要让“良性循环”再度发挥作用。这项挑战需要我们的商界领袖们拿出更多自己公司的利润来跟员工们分享。它要求我们的政界领袖们去做更多我们以前的总统——比如华盛顿、林肯、西奥多·罗斯福和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曾经做过的事情：利用政府资源来改造我们老化的公路、港口和机场，使它们实现现代化，刺激科研和研发，重新培训那些技能已经落后的工人，为私营企业提供激励政策，以此让美国——还有美国人——在前面的年头里能够拥有更强的全球竞争力。

实际上，已经能够看到一些给人带来希望的征兆了。问题在于，对于我们国家的经济状况，我们已变得如同惊弓之鸟，再也受不得惊吓，而对于政府，我们已经感到厌倦。如此一来，我们便直接忽略掉了隐藏在我们中间的好消息。商界领袖们已经开始公开反对“新经济模式”这个概念，认为美国可以依靠服务型经济生存。通用电气公司的 CEO 杰弗里·伊梅尔特坚称，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制造业和工厂式生产岗位的复兴。“在美国制造”，这是陶氏化学公司 CEO 安德鲁·利弗里斯最近出版的一本书的标题。除了陶氏化学外，其他顶级公司的高管们也呼吁制定一份属于国内的马歇尔计划——一份混合了税收优惠、科研资助、公共- 私人投资组合的计划，包括技能联盟，以便使那些工作岗位因为海外贸易而被取代的美国本土工人们得到现代化的职业培训。

通用汽车公司和克莱斯勒公司在 2009 年曾经濒临破产，但他们现在已经重新振作起来了。汽车行业的政府资金援助过程堪称腥风血雨，但这一行为表明了一系列重大变化：企业与政府通力合作，管理层和劳工阶层互相迁就让步，共同挽救公司和自己的工作。通用汽车公司 CEO 丹·阿克森和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结成联盟，废除了他们那些“你死我活”式的发言内容。联盟同意保持薪酬稳定。通用汽车公司和福特汽车公司承诺，重新启动美国本土的工厂，而不是他们按照之前的计划，将汽车产业整体转移到墨西哥。截至 2012 年初，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总共计划投资数十亿美元来重新启动美国本土的多家工厂。

从更为广泛的范围来看， 2010 年和 2011 年这两年的制造业就业人数均有所增加——总共增加了超过三十万个就业机会，美国本土制造商品的出口额也开始上升了。到了 2012 年，中国一度不可抗拒的成本优势，对于美国的一些企业主看来，也没有之前那么有吸引力了。中国劳工流动性高，而且薪资激增，相比之下，美国本土劳工薪资维持平稳，甚至有所下降。因此，一些美国企业——比如通用电气公司、奥的斯电梯公司，密尔沃基市玛斯特锁公司——已经选择将工作岗位从中国带回了美国。聪明的政府政策能够促进这一趋势。

个人的参与

但是，对于升级经济竞争环境以及恢复美国梦的长期努力而言，真正需要的则是一场由普通美国人领导的现代化圣战——参考上世纪六十年代与七十年代的民权运动和环境保护运动的模式。

人民总是不可避免地在追问这个国家的领导者：那个能够治愈我们分崩离析祖国的裂缝，让我们祖国重回上升通道的新时代林肯在哪里？过去，像马丁·路德·金这样的公民领袖，能够从群众运动当中脱颖而出，其出发点正是平民主义性质的公民式运动，而公民式运动富含活力的根本，就是个人参与。

按照汤因比的观察，当大量生活在发达文明中的人们不再感到自己是社会当中的一部分时——换句话说，当他们不再认为自己很重要时——就会出现严重的危机。当人们开始相信，在决定整个国家的前途命运这件事情上，他们不再扮演重要角色，不再拥有发言权之后，大规模的异化严重的分裂便开始显形了。

“美国人民确实有理由去消极，可是，令人感到难过的残酷事实是，在眼下这个关口上，连美国人民自己都是问题的一部分。犬儒主义、异化和愤世嫉俗不会引领我们前进。我们尚有重大任务需要去完成。”约翰·加德纳在数年前曾经这样说过——他后来成为了公共游说团体“共同事业”的领袖。

在华盛顿，“茶党”的方法是单向推动某项政治议程。但是，“茶党”并没有去推动某项事关中产阶级的议程——“茶党”的新晋国会议员们所推动的减税方案和政策保护了既得利益团体和金融界的利益。他们的策略是：减少对中产阶级孩子在高等教育上的资金援助，减少对中产阶级老人在退休金和医保上的资金援助，并且制定让中产阶级家庭赋闲在家的一系列计划。

“茶党”提出的政策议程并非中产阶级议程。这个结果或许并不算是意外，毕竟众议院的六十多位“茶党”议员当中，有一半以上都是百万富翁，拥有 180 万美元的平均净资产。

不过，能够从“茶党”身上学到的是这样一点：草根阶层的公民力量足以带来一股新兴的清流，这股清流有能力改变华盛顿的政治争论的方向——以及华盛顿的权力平衡。

2011 年秋天，另一股公民力量的清流来自纽约“占领华尔街”的示威者们，以及从波士顿到波特兰、俄勒冈、圣路易斯和洛杉矶的、成千上万的追随者们。“占领华尔街”的民众发出了抗议美国权力和财富过度集中的声音，大部分人民也对他们发出的声音给予了积极的回应。在短短数周时间里，“占领华尔街”这种初级形式的公民运动，不但改变了针对经济议题的公开对话方式，还在美国的政治辞典中加入了一个鲜活生动的词汇。对于“占领华尔街”，推特上有句十分简单的口号——“我们是百分之九十九”——对抗那最富有的百分之一：这句口号勾勒出了选举年政治风向和华盛顿政策决策者们的核心议题。

可是，美国的持续革新，将需要一场范围更为广泛的运动，这场运动务必得更扎根民众，组织得更有条理，政治思路上更为清晰，且能够列出一系列简短有力的政策目标。不过，无论如何，美国政治春天的第一枪还是打响了，我们国家的历史教育我们，一旦运动被成功动员起来，一场平和但坚定的、广泛扎根草根阶层的革命便能重新掌控权力，让美国梦得以延续。

约翰·加德纳宣称，我们需要草根阶层美国人“充满力量的强力推动”：“我们这些人民群众”要求华盛顿执行货真价实的中产阶级议程。

题图来自：维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