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新”自由主义如何在世纪之交“拯救”英国,又如何为其奠定未来?
“新型自由主义”理论中哲学与法律之间的联系一直在被讨论,却从未被细致地论证过,直到这部兼顾了学术性和趣味性的著作出现,终于打破了这一现状。——《卫报》
作者简介:
迈克尔·弗里登(Michael Freeden):英国著名政治理论家与思想史家,牛津大学荣休教授,曾在牛津大学任教 35 年,创建并主持了欧洲多所大学的政治意识形态研究中心,是《政治意识形态学刊》的创刊人与主编。目前执教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弗里登开创了基于现代语义学的“意识形态研究”学派,他在 1996 年出版的专著《意识形态与政治理论》被公认为当代政治理论界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被译为多种语言。其他主要著作包括《分裂的自由主义》《重估政治意识形态》《自由主义语言》等。
译者简介:
曾一璇: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博士,曾访问台湾东吴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研究领域为西方政治思想史、英国福利思想史。
书籍摘录:
第四章 自由主义社会改革的本质(节选)
用“从财富到福祉”这句格言来描述世纪之交自由主义的转型,即便不是错误的术语并置,也必然是一种过度简化的做法。财富并不必然与福祉对立;从赞美财富到促进福祉的转变,也不是一种直接或自明的转变。如下说法可能更正确:首先出现的是从强调生产到强调分配的转变。 19 世纪中期的观点是,不断增长的生产和繁荣将是保障每个人过上富足生活的最好办法。但是,这种排他性的信念,即物质进步和繁荣是社会进化中的永久因素,已经导致产生更不平等的社会结构,而这种社会结构又使社会问题恶化了。在 19 世纪即将结束之时,再分配成为社会改革的主要政策,这挑战了那些认为财富可以通过帝国获得的人的信念,也挑战了“一种虔诚的信心,即英国贸易的增长和随之而来的财富的涌入将消除所有不满……”然而,自由党以及总体而言的自由主义对生产的态度并没有发生彻底改变。正如霍尔丹所言,自由主义对分配的关心,充其量只有它对生产的关心那么多。
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坚持主张,应该继续强调财富和生产作为社会改革政策的重要财政来源。这常常与一种旧自由主义的观点相关联:即社会改革被理解为物质方面的舒适,因此,即便冒着扩大不平等的风险,社会也需要更大的生产力。连新型自由主义者也主张,生产和财富积累对于社会福祉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他们显然意识到一个真理,即如果事先没有进行生产的话,就无法进行再分配。这些自由主义者正以更为复杂的方式来思考再分配,而不是像张伯伦和劳合·乔治的一些较为通俗的陈述那样,把再分配仅仅理解为把富裕者的财富转移到贫困者的口袋里。正如另一位社会改革家G. F.米林(G. F. Millin)所解释的那样,已经发生的变革是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所导致的结果,这个原则就是促进全体人民的福祉,而这已经成为现实,而不只是一种理论陈述。资本家雇主过去曾经间接促进了公共福祉,新的发现则在于找到直接促进公共福祉的办法。
这个问题变成了一个对经济体系进行持续重组的问题,其目的在于把国家资源引向正确的方向。以这些计划为目标,像罗伯逊这样的新型自由主义者坚持要求,在一个真正的财富总量可以增加的体系中进行国家援助;而塞缪尔写道,新型自由主义者“并不认为他们的目标与鼓励企业和发展商业相抵触,并且相信有必要维持生产量,就像有必要改善对产品的分配一样”。布鲁厄姆·维利尔斯明确声称,他希望贫困问题的解决是通过贫困者对国民财富做出有益贡献,而不是通过更多地分享境况优越者已经占有的财富,即通过他人的帮助。这里存在传统对自立的重视的痕迹。
财富毕竟是福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前提条件,即使它本身不再是目的。但是,罗斯金的影响使新型自由主义的财富观超越了对高效生产的重视:“……人民的经济活动应当通过人及其繁荣,且不只是以繁荣来表示。简言之,民族的繁荣会被‘兑现’为全体人民的利益。” 然而,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的生活和舒适标准是否会提高而国民收入会降低?”这就是拥有蛋糕或吃掉蛋糕的老问题。在世纪之交,睿智的自由主义者明白,最重要的是使社会改革不再仅仅被等同于吃掉蛋糕(即财富的消耗),也被等同于拥有蛋糕(即所有人的普遍福祉)。社会改革是富裕社会的产物,而反过来,它也为该社会的持续繁荣和蒸蒸日上做出实质性的贡献。一个为财富生产而组织的社会,其效能可以成为衡量它解决社会问题能力的指标。事实上,正如“消费不足”理论已经表明的那样,物质上的舒适并不必然与较高的国民收入相对立。对于马克斯·韦伯笔下的新教资本家以及当时许多经济学领袖来说,这是一个刺耳的声音,但是,信赖霍布森经济学的新型自由主义者已经越来越赞同这一点了。
霍布森不仅依据伦理学的理由,而且依据经济学的理由对分配失调(mal-distribution)进行了批判,并因此为社会改革家一直希冀的再分配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基础。他否认了神圣不可侵犯的节俭原则的正当性,而在维多利亚时代,该原则曾经把对坚韧而独立的性格的坚持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结合起来。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周期性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失业和贫困,是消费不足的结果;消费不足,即对商品的需求不足,会导致资本和劳动力停止流动。摆脱这些危机的途径是重新分配消费能力,而消费能力目前集中于那些已经达到饱和的人手中。霍布森完全赞成工人阶级增加消费、提高物质上和智识上的舒适标准,这样一来,更为充分和规律的就业就会随之产生。 这个推理过程被罗伯逊等其他重要的自由主义者所采纳,也被《演讲者》和《国家》等重要的自由主义刊物所接受。
当然,消费对于经济的重要性,与上一章讨论过的认识到消费所产生的人文效用有密切关系。一小部分自由主义者从生产的相对重要性出发,经由分配的相对重要性,最后到达福祉的要素在于合理的消费。罗斯金和霍布森时常把再分配视为确保高质量消费的手段。正如霍布森在思考基本生活工资(living wage)时所解释的,经济效能虽然是必要的,但并不意味着人的目的是生产物质形式的财富。基本生活工资还必须满足惯常消费中的各种健康的、令人愉快的消费需求。这个观点在《独立评论》那里得到了详细阐述;该刊承认贫困者并不总是财富使用的最佳评判者,因而赋予了国家双重义务,即不仅要进行再分配,还要“影响接受者的生活,使他们适合享受他们的新权益”。
从财富到福祉的转变这种说法,在另一种意义上也是不正确的。这就是,人们越来越多地注意到社会和工业组织中的浪费这个干扰因素。浪费是财富的另一面,这一点正变得越发清楚。在目前已经被揭露的贫困和不幸的影响下,许多自由主义者受到触动而认为,问题与其说在于财富的增长,不如说在于防止对可用资源(包括人力资源)的挥霍和滥用。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效能对于新型自由主义者来说变成一个可欲的目的;在这里,效能并不是指社会能够实现的外在成功,即种族和帝国,而是指社会能够理性地运用各种方式来实现社会福祉这个道德目的。里奇是最早宣称“进步的历史就是逐渐消除浪费的历史”的人之一。不受限制的竞争产生了浪费,而后者是低级有机体的典型特征。浪费问题是“与分配同样重大的问题”。里奇认为,只有通过国家这个主要工具,我们才能使个人免受生活条件的束缚并且变得文明化,从而遏制浪费。“理想的国家是一个在其中不存在对个人生命、智识和精神的任何浪费的国家。”
从本质上说,这个路径运用了一种不同的视角来探讨社会问题。正如《演讲者》清楚表明的:
我们目前想要知道的,与其说是民族繁荣可以达到何种水平,不如说是:我们的制度有哪些薄弱之处,有多大比例的人口以及哪些职业靠每周 10 先令或更少的工资糊口,血汗劳动的工资是多少,可能通过哪些方法——联合还是其他手段——来纠正不义。
这段引文中显而易见的另一点是:对浪费的重视有助于那种修复式的改革观。霍布森正是那个把对浪费的重视从修复系统缺陷的问题(正如《演讲者》所表明的)发展成对社会组织的理解的人。他的整个社会经济结构都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霍布森在这点上受里奇的影响,认为“社会问题将在如何处理人的浪费这个问题上,找到自身的根本统一性”。在工业体系所有可见之处都明显存在浪费。许多人失业,有些人工作过度或工作不足,另一些人则没有做最适合他的工作,或者没有为了社会的利益做他所应该做的工作。智识和精神领域也同样如此,尽管这些领域中的浪费比较难以避免,因为这种浪费比较难以控制,而且对于社会的存续来说不甚紧要。
其他自由主义者也开始根据浪费来评价社会制度。马斯特曼关心社会失序的后果,认为这个观点质疑了“这样一种社会秩序的正当性:不仅在这种社会秩序中,人们的行动是随意而混乱的;而且它还接受了对如此之多的‘副产品’——众多男女和儿童的才能和幸福——的破坏……”失业问题被视为对熟练而高效的劳动力的浪费,而 1909 年建立的全国职业介绍体系(national network of labour exchanges),被认为是避免这种浪费的一个途径。在 1913 年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文章中,《国家》说道:“……现存制度带来了在生命、自由、幸福和食物上的浪费,而整个国家无法承受这种浪费。”正如新型自由主义的评论者所言,功利主义和罗斯金的最大化概念正在被抛弃,培育最大多数的幸福人被另一个目标代替了,即“国家必须为最少数量的不幸者和贫困者声辩”。因此,不惜任何代价地消除贫困和不幸,而非财富分配,有可能成为人民的理想。正是这种“逆向的功利主义”,象征着自由主义视角的转变。自由主义现在正认识到硬币的两面。它的侧重点正逐步朝罗斯金的观念——以质性的视角来理解人的生活——转变,而且也没有摒弃过去对生产的强调;但同时,它也认可对每个人的伦理责任。它尝试从科学的角度来证明:对于社会福祉的实现来说,财富的再分配和消费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对人的物质改善的“投资”不仅从伦理角度看来是可欲的,而且从经济角度看来也更为合理。社会改革正摆脱它是必要之恶的声誉。自由主义者首先尝试以组织化的、系统化的和科学的方式来解决各种“弊端”,并在这个过程中谋求福祉;之后,它转向自然的、与之相关的下一步,即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重组。
题图为电影《我是布莱克》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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