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1899-1977）：纳博科夫是二十世纪公认的杰出小说家和文体家。一八九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纳博科夫出生于圣彼得堡。布尔什维克革命期间，纳博科夫随全家于一九一九年流亡德国。他在剑桥三一学院攻读法国和俄罗斯文学后，开始了在柏林和巴黎十八年的文学生涯。一九四〇年，纳博科夫移居美国，在韦尔斯利、斯坦福、康奈尔和哈佛大学执教，以小说家、诗人、批评家和翻译家的身份享誉文坛，著有《庶出的标志》《洛丽塔》《普宁》和《微暗的火》等长篇小说。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五日，纳博科夫最有名的作品《洛丽塔》由巴黎奥林匹亚出版社出版并引发争议。一九六一年，纳博科夫迁居瑞士蒙特勒；一九七七年七月二日病逝。

书籍摘录：

导言（节选）

约翰• 厄普代克

在这部讲稿中，纳博科夫讲到的第一位作家是他最后选中的题目。通过《纳博科夫—威尔逊通信集》（哈波及罗出版公司，一九七八年）可以较准确地了解这件事的前前后后。一九五○年四月十七日，纳博科夫在康奈尔给艾德蒙• 威尔逊写信，当时他刚刚在康奈尔大学开始学术生涯：“明年我要开一门‘欧洲小说’课（十九及二十世纪）。你会建议教哪些英国（长篇或短篇）小说家？我起码得讲两位作家。”威尔逊马上回信说：“关于英国小说家： 依我之见，两位无可比拟的最伟大的（乔伊斯是爱尔兰人，故不在此例）小说家是狄更斯和简• 奥斯丁。如果你没有重读过他们的作品，设法重读一次。读狄更斯的晚期作品《荒凉山庄》和《小杜丽》。简• 奥斯丁的作品值得全部重读一遍—即使她的小作品也是出色的。”

五月五日，纳博科夫回信道：“谢谢你对我的小说课提出的建议。我不喜欢简，事实上，我对所有的女作家都抱有偏见。她们属于另一类作家。怎么也看不出《傲慢与偏见》有什么意义……我准备用斯蒂文森代替简• 奥。”威尔逊反对道：“你对简• 奥斯丁的看法是错误的。我看你应该读《曼斯菲尔德庄园》……我认为她是六位最伟大的英国作家之一（其他五位是莎士比亚、弥尔顿、斯威夫特、济慈和狄更斯）。斯蒂文森是二流作家。我不懂你为什么这么喜欢他—尽管他确实写过一些相当优秀的短篇小说。”而纳博科夫则一反其个性，缴械投降了。他在五月十五日写信道：“我已经读了一半《荒凉山庄》—速度很慢，因为我必须为课堂讨论作许多笔记。了不起的作品……我已经搞到一本《曼斯菲尔德庄园》，我想我也会在我的课上用它。感谢这些极其有益的建议。”六个月后，他带着几分欣喜给威尔逊写信：

“我想就你曾建议我和学生讨论的两本书作一个期中汇报。关于《曼斯菲尔德庄园》，我要学生阅读书中人物提到的作品： 《最末一个行吟诗人之歌》的前两个诗章，库珀的《任务》亨利六世》的几个段落，克雷布的故事《分离时刻》，约翰生的《好闲者》数篇，布朗关于《一斗烟》（对蒲柏的模仿）的通信的几个片段，斯特恩的《感伤旅行》（整个“大门—无锁”的段落出自这里，以及燕八哥等），当然还有英奇博尔德夫人的那个无与伦比的译本《情人的誓约》（一声尖叫）……我想我所得到的乐趣比我的全班学生所得的还多。“

在初到柏林的几年里，纳博科夫靠教授五门互不相干的课程维持生活： 英文，法文，拳击，网球和诗体学。在流亡生活的后几年里，他在柏林和布拉格、巴黎、布鲁塞尔等流亡者集居的中心举行公开朗读会，所赚的钱比他的作品在俄国销售所赚的还多。因此，正是由于他缺乏高级学历，当他一九四○年来美国时，他对以讲师职位作为收入的主要来源并非毫无准备，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洛丽塔》出版。一九四一年，他在韦尔斯利学院首次发表了内容多样的系列文学讲座，其中包括《关于读者的几个确凿事实》、《流放的世纪》、《俄国文学的奇异命运》，以及此书附录收入的《文学艺术与常识》。

一九四八年以前，他和他的家人住在坎布里奇（在克雷吉广场八号，这是蒙特勒城的豪华旅馆在一九六一年允许他永久居住之前使用最久的地址），他的时间则分别用在两项学术职务上： 韦尔斯利学院的永久讲师，以及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的昆虫学研究员。在这些年当中，他工作极为努力，曾经两次住院治疗。除了把俄文语法的成分一点一滴地灌输到年轻姑娘的头脑里和思考蝴蝶的生殖器的细微构造之外，他也在将他自己塑造成一名美国作家。他出版了两部小说（有一部是在巴黎用英文创作的），一本关于果戈理的古怪而机智的书，以及在《大西洋月刊》和《纽约客》上刊登的短篇小说、回忆录和诗歌，这些作品充满独创性和热忱，引人注目。对他的英文作品表示赞赏的人数不断增加，莫里斯• 毕晓普是其中之一。

这位轻松诗歌的鉴赏家是康奈尔大学拉丁语系语言系的系主任。他发动了一场将纳博科夫从韦尔斯利学院招聘过来的成功运动。纳博科夫在韦尔斯利的讲师职位既不安稳，报酬也不高。根据毕晓普的回忆《纳博科夫在康奈尔》（《三合一季刊》，一九七○年冬季号，第十七期；纳博科夫七十寿辰专辑），纳博科夫被授予斯拉夫语副教授职务，先讲授“俄国文学的中级阅读课以及高级专题课，通常是普希金，或者是俄国文学的现代主义运动……由于他的俄文班人数必然很少，甚至少到不起眼的程度，他便又被指定讲授一门英文课： 欧洲的小说大师”。按照纳博科夫的话，第三一一 —三一二号文学课素来以诨号“脏文”著称，这“是一个遗留下来的笑话： 这个诨号被用来描述我的前任的讲课。这个忧伤、耐心、贪杯的家伙对作者的性生活比对他们的作品更感兴趣”。

罗斯• 韦茨斯蒂昂是一个曾经听过这门课的学生，他为《三合一季刊》的专辑写了一篇回忆老师纳博科夫的深情文章：“纳博科夫总是将‘r’发成卷舌音，他说：‘拥抱全部细节吧，那些不平凡的细节！’”他的嗓音就像猫舌头的那种带倒刺的舔吻。这位老师坚持说每个译本都有改动，总要在黑板上画一个古怪的图，然后装出一副恳求的样子，要学生们“精确地临摹我画的这个图”。他的口音使全班半数的学生把他说的“简练的”记成“剧前的”。

韦茨斯蒂昂得出这样的结论：“纳博科夫是一位了不起的老师，这不仅因为他把这门课教得很好，而且还因为他善于举例说明问题，并能激发起学生对这门课的极大兴趣和喜爱。”另一位听过第三一一 —三一二号文学课的学生回忆了纳博科夫在开学时总要说的话：“座位都已经排了号。我希望各位选好座位，不再更换。这是因为我想把你们的名字和你们的相貌联系起来。大家对各自的座位都满意了吗？很好。不说话，不吸烟，不编织，不读报，也不要睡觉，看在上帝的分上，请记笔记。”考试之前，他会说：“一副清醒的头脑，一份试卷，加上墨水和思考，简写熟悉的姓名，例如包法利夫人。不要用修辞掩饰无知。除非有医生的证明，否则任何人也不得上厕所。”他是一个热情洋溢、热心教学、富有感染力的老师。我本人的妻子曾经是纳博科夫最后教的、即一九五八年春秋两个学期的那班学生中的一个；这之后，《洛丽塔》使他突然富裕起来，他就此告假，一去不复返。她被他深深地吸引了，有一次她发着高烧去听课，课后马上就被送进了学校医院。“我觉得他能教会我如何读书。我相信他能给我足以让我终身受益的东西，而事实确是如此。”直至今日，她仍然不能认真阅读托马斯• 曼的作品，而且丝毫也没有放弃她从第三一一 —三一二号文学课上学到的主要教义：“风格和结构是一部书的精华，伟大的思想不过是空洞的废话。”

即使是纳博科夫为数极少的得意门生，也会成为他的恶作剧的牺牲品。当我们的拉格尔斯小姐还是二十岁的温柔姑娘时，一次下课后，她走回教室，在一堆散扔在那里的标着“预考”的试卷中寻找她的答卷。她没有找到，最后不得不走到老师面前。纳博科夫高高地站在讲台上，过分专注地收拾着讲课稿，似乎没有注意到她。她说了句“对不起、打扰您”了，然后说她的答卷好像不见了。他弯下腰，扬起眉毛：“你叫什么名字？”她告诉了他，然后他就像变戏法一样，突然从背后拿出她的答卷。答卷上批着九十七分。他告诉她：“我想看看天才长什么样。”随后他冷静地上下打量她一番，她满脸通红。这就是他们谈话的内容。顺便说一句，她并不记得这门课被叫作“脏文”。在校园里，这门课被简单地称为“纳博科夫”。

在他退休七年之后，纳博科夫带着复杂的感情回忆他的教学生涯：“我的教学方法妨碍我与学生之间的真正接触。他们最多不过是在考试时还给我一些我的思想……我曾试图通过在大学广播中播放我的讲课录音来重现我在讲台前的形象，但这只是徒劳。另一方面，我深为欣赏在我讲课的某一时刻，从课堂的此处或彼处热心的人群中，传来表示赞赏的轻轻笑声。我所得到的最好报偿，是那些在十年或十五年之后给我写信来的学生，他们在信中说，他们现在明白了，当时我给他们上课时，要他们设想一下翻译错了的爱玛• 包法利的发型和萨姆沙家中房间的布局等是什么用意……”

从蒙特勒豪华旅馆遗留下来的五厘米长、三厘米宽的卡片上可以见出，他不止一次地在接受采访时允诺，出版一本以在康奈尔大学讲课的讲稿为基础的书，但是（由于他正在写作其他著作，如带插图的论文《艺术蝴蝶》、小说《劳拉的原型》），直到一九七七年夏天，当这位伟人逝世的时候，这项计划仍然悬而未竟。

现在，这些讲稿已经精彩地收集在此了。它们依然带着课堂的气息，这种气息一经作者本人修改便可能被删去。无论以前听说过或是读到过多少关于这些讲稿的情况，谁也无法预言它们所显示的那种引人注目、统帅一切的教学热情。那些年轻人，那些女性听众，集合在一起，聆听教员那急切而热烈的讲话。“和这班同学一起研习，我的声音源泉与你们的耳朵花园之间互动特别愉快。这些耳朵有的倾听着，有的紧关着，大多数具有很强的接受能力，少数几个则仅仅是摆设，但是所有的都颇通人情，神圣不凡。”我们常常会听到大段的朗读，就像小弗拉基米尔• 弗拉基米诺维奇听他的父亲、母亲和法国小姐给他朗读一样。在阅读这些引文的时候，我们必须想象朗读者的音调，那富有感染力的低沉的话语所带来的愉快，以及这位后来虽已谢顶、身材魁梧，但过去却曾是一位运动员的教师的戏剧才能，他继承了俄国人华丽的口语表达的传统。在书中的其他地方，文字的抑扬、闪光的机智、嘲弄，以及令人兴奋的细致分析俯拾皆是，这是一种清澈流畅的口语散文，毫不费力便已经才气四溢，并常常充满了隐喻和双关语： 在遥远而线条分明的五十年代，对于康奈尔那些幸运的大学生们来说，这种对不可抗拒的艺术感受力的表现是多么的令人眼花缭乱。

作为文学批评家，纳博科夫在英语世界中的声望是建立在他对普希金的作品颇费功力的不朽译介，以及傲慢地对弗洛伊德、福克纳和曼的不予考虑之上，这一声望如前所述，也受益于这些丰富而耐心的正确评价所提供的证据。这些评价涉及广泛，从他对简• 奥斯丁“带笑靥的”风格的描写、他对狄更斯的嗜好的衷心的认同，到他对福楼拜的对照法所进行的虔诚的细致解释，以及他以可爱而又可敬的态度把乔伊斯那繁忙但分秒不差的时间上的同步展示出来—就像一个男孩子第一次拆开手表时所表现的那样。

纳博科夫很早以前就不断地从精密科学中获取快乐，他在灯光照耀下消磨在显微镜检查上的极乐时刻延续到他对《包法利夫人》中关于马的主题以及对布卢姆和代达勒斯两人相连的梦境的精妙描绘。昆虫的鳞翅目使他超于常识世界之上，在这个领域里，蝴蝶后翼上的“一个大的眼状斑点模仿着一滴液体，这一模仿尽善尽美，达到不可思议的程度，以至于一条横穿翅膀的线条在其通过的精确部位也微微有些移位”，在这个领域里，“当一只蝴蝶不得不扮成一片叶子时，不仅一片叶子的所有细目都得到了美妙的表现，就连被蛴螬咬破了边儿的洞的斑纹也被模仿得淋漓尽致”。

然后，他向他所从事的艺术以及其他人所从事的艺术提出一个额外的要求： 要具有善于模仿的魔力或蒙骗人的双重性，在超自然、超现实这两个价值下降的词的根本意义上来说，这一要求是超自然、超现实的。当缺乏这种无偿的以及非凡的、非功利的闪光品质时，他就变得既苛刻又急躁，并用暗示缺乏特征以及缺乏生气所独有的单调言语来说：“对于我来说，许多得到公认的作家根本就不存在。他们的姓名被雕刻在空洞的墓碑上，他们的作品都是虚设之物……”然而，只要他确实发现了这种闪光的东西，心灵受到了震颤，他的热情就会远远超出学术范围，使他成为一位富有灵感、鼓舞人心的老师。

这些讲稿情趣横溢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丝毫不隐讳它们的成见和观点，因此不需要进一步的介绍。五十年代强调个人的位置，藐视公众事物，只感受脱离一切的单纯的艺术效果，信仰新批评理论，即全部基本信息都包含在作品本身之中，因此，较之以后的六七十年代，五十年代对于纳博科夫的思想来说，是一个更为情趣相投的活动场所。但是，无论何时，就其将现实与想象的艺术相割裂的程度而言，纳博科夫的方法似乎都是激进的。“实际情况是，伟大的小说都是了不起的神话故事—这个系列讲座中的小说则是最了不起的神话故事……在一个孩子边跑边喊狼来了、狼来了，而他后面根本没有狼的那一天，就诞生了文学。”但是，叫喊狼来了的孩子惹恼了他的部落，人们听凭他死去。

另一位鼓吹想象的祭司是华莱士• 斯蒂文斯，他却能够这样宣称：“如果我们想准确、系统地阐述诗歌理论，我们就会发现有必要考察一下现实的构造，因为现实是诗歌的主要出处。”然而，对于纳博科夫来说，现实只是骗术的一种形式和外衣：“所有伟大的作家都是大骗子，而头号骗子大自然也是一样。大自然总是欺骗。”认识生活所带来的平凡乐趣，实实在在的事物所具有的率直的长处，在他的美学中几乎都不被注意。对于纳博科夫，世界这个艺术的原材料本身就是一件艺术产物，他似乎在暗示，一部杰作仅仅以艺术家那帝王般威严的意志行为，便可以幻想般、魔术般地在薄薄的空气中编织出来。

然而，《包法利夫人》和《尤利西斯》一类的作品洋溢着反抗的热情，这种热情和操纵一切的意志与大量的、平庸的实际问题同时并存着。我们对自身肉体和命运的了解、憎恶以及赋予它的无用的爱，与都柏林和鲁昂那些变了形的场景连接在一起；然而，在其他作品中，例如《萨朗宝》和《芬尼根的守灵夜》，乔伊斯和福楼拜屈从了好梦想的、花花公子的本性，完全沉浸在他们的业余癖好中。在热情地阅读《变形记》时，纳博科夫反对格里高尔• 萨姆沙的庸俗的资产阶级家庭，把这个家庭称为“包围天才的平庸之辈”，他不承认，正是在卡夫卡的辛辣的中心，格里高尔是多么需要、多么喜爱这些也许愚钝、但也生动鲜明的世间凡人。在卡夫卡内容丰富的悲喜剧中无所不在的矛盾心理，在纳博科夫的信条中却毫无地位，尽管在艺术实践中，《洛丽塔》这类的作品充满了这种矛盾心理，而且都是通过观察而得到的细节，并多得令人咋舌—用他本人的习惯用语来说，是“经过选择、分类，并且渗透全书的感知资料”。

在康奈尔度过的岁月是纳博科夫的多产时期。到达康奈尔之后，他完成了《说吧，记忆》。就在伊萨卡的后院里，他的妻子阻止他烧毁《洛丽塔》中那些艰难的开头部分，此书在一九五三年才完成。《普宁》中那些愉快的故事全部是在康奈尔写成的，为翻译《叶甫盖尼• 奥涅金》，他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研究工作主要是在康奈尔大学的图书馆中进行的，而康奈尔大学本身则在《微暗的火》中的大学环境里面得到了充满感情的表现。人们也许会想象，他从东部海岸向内地迁移两百英里之后，夏天常常去遥远的西部游览，这使他对收养他的“可爱的、信任他的、梦幻般的巨大国度”（引用亨伯特之语）更加依恋。

纳博科夫初到伊萨卡时已经快五十岁了，他有充分的理由在艺术创作方面才力枯竭。他曾经两次被流放，一次是被布尔什维克主义从俄国赶出来，一次是被希特勒从欧洲赶出来。然而他却用相当于正在死亡的语言，为正在无情地消失的流亡读者们创作了一批才华横溢的作品。在定居美国后的第二个十年里，他竟然给美国文学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冒险精神和炫耀精神，帮助恢复了它天生的幻想气质，也给他自己带来了财富和国际声誉。猜想一下五十年代初期，他为了准备讲课而必须重读一遍这些作品的情景，每年讲课时所重复的劝告和重温的陶醉，以及它们给纳博科夫的创造力所带来的飞光流彩般的优美，将是令人愉快的。

还有，去到他在这些年里创作的作品中查一查奥斯丁的优美，狄更斯的生动活泼，以及斯蒂文森的“令人沉醉的可爱味道”，都是如何使纳博科夫本人的那种无与伦比的风格更增添了一番风韵的，也将给人带来愉快。他有一次承认说，他特别喜爱的美国作家是梅尔维尔和霍桑，很遗憾他从来没有在课上讲过他们。但是，我们应该感到喜悦，因为那些已经印刷成书、有了永久形式的讲稿就收集在此，而且另一卷也即将问世了。

这些眺望七部名作的彩色窗口，就像“彩窗上五颜六色的图案”一样具有美化作用： 正是通过这种窗口，孩提时代的纳博科夫在夏季住宅的走廊上，一面聆听着朗朗的读书声，一面凝视窗外的花园。

题图为纳博科夫，来自：维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