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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普雷斯科特电 — 在英格兰西北部这个朴素的小镇走一遭，就像是一场英国财政紧缩时代受害者的参观之旅。

老旧的图书馆大楼已经被卖掉了，变成了一栋正面是玻璃的豪华住宅。休闲中心被夷为平地。公共游泳池消失了。当地博物馆已经成为了这个小镇的历史。派出所也关门了。

如今，当地政府急切地想要把资产变成现金。小镇中心郁郁葱葱的公园 Browns Field 可能也难逃厄运。去年 11 月的一场会议上，市政委员会将其列为了 17 家将出售给开发商的公园之一。

“每个人都会去这个公园，”杰基·路易斯（Jackie Lewis）说，“这很有可能是我们最后一块社区空间了。它们一个接一个地消失，而你只能沮丧又懊恼地看着。”她在一个街区外一间红砖小房子里养育了两个孩子。

八年前，伦敦开始大幅减少对地方政府的支持。自那以后，诺斯利（Knowsley）自治市——位于利物浦郊外的住宅区——的预算就减少了约一半。利物浦自己从国家政府那里得到的资金拨款更是减少了近三分之二，而国家政府的资金拨款正是这座城市可自由支配收入的最大来源。英国大部分社区都遭遇了类似的情况。

对于一个公共财政历来十分慷慨的国家而言，2010 年保守党领导的政府发起的长期预算削减运动，给英国人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一系列财政紧缩政策催生了一个开始渐渐习惯俭朴生活的国家，但许多衡量社会幸福感的指标（犯罪率、阿片类药物成瘾率、婴儿死亡率、儿童贫困率和无家可归率）都表明，人们的生活质量正在恶化。

二十五年前，路易斯和她的丈夫买下了他们的房子。当时，普雷斯科特给人一种很舒适的乡村感。现在，重要的政府救援计划遭到削减、公共设施被取消，警察局、消防局等公共服务部门因此备受压力，而他们自己也在努力克服资金减少的问题。

据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Sheffield Hallam University）区域经济和社会研究中心（Center for Reg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的一份报告显示，到 2020 年，业已实施的削减措施一年将会使英国社会福利项目比十年前减少超过 360 亿美元。这也就是说，对每个处于工作年龄的英国人而言，每年减少的社会福利超过了 900 美元。研究表明，每个处于工作年龄的利物浦人每年减少的社会福利将达到 1200 美元。

“是政府导致了民生凋敝，”利物浦工党议员、儿童服务内阁成员巴里·库什纳（Barry Kushner）说，“财政紧缩和经济无关。它和摆脱福利制度有关，和抛弃弱势群体的政策有关。”

保守党领导人表示，采取财政紧缩政策主要是计算后得出的结果。

“这是二加二等于四的思考方式，”英国上议院保守党成员、伦敦《泰晤士报》专栏作家丹尼尔·芬克尔斯坦（Daniel Finkelstein）说，“我们这么做，不是想削减公共服务开支，而是出于对巨大赤字问题，以及负债持续增长的现实情况的考量。”

无论政策制定者是怎么想的，财政紧缩带来的影响都很显而易见，并且无处不在。财政紧缩重塑了英国社会，把它变成了一个不怎么像西欧其他国家，反倒更像美国的国家——前者拥有慷慨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平等主义精神，后者则有几百万公民缺少医疗保障，失业还会导致财富急剧减少。

1930 年代的大萧条促使美国建立了国家养老金制度，并最终为老年人和穷人提供了医疗保障。与此类似的是，英国建立自己的福利国家制度是由于二战时受到的创伤。1980 年代里根革命（Reagan Revolution）后，美国一直在稳步削减各项福利。同一时代，英国在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的领导下，也开始削减调整福利项目。尽管如此，根据世界标准，英国的安全保障水平仍然很高。

接着，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来了，这是自大萧条后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衰退。面对不断扩大的预算赤字，英国决定改变其福利国家制度。这清楚地表明，这个世界已经被这场危机所重塑了。

如今，全球经济正在进行一场痛苦的转型，流动散工取代了全职岗位，机器人取代了人类劳动者。在这样的情况下，英国的经历引发了人们对传统福利模式可持久性的怀疑。西方资本主义正面临着经济正义相关的重要问题，处于弱势的人似乎越来越多了。

保守党领导人一开始把削减预算宣传成一种美德，并推出了他们所谓的“大社会计划”（Big Society）。他们主张削弱臃肿政府机构的权力，让草根组织、慈善团体和私人公司走到台前，重振社区活力，提高公共服务效率。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英国实现了一种志愿主义精神。如今，在公共图书馆，志愿者比带薪员工多；在条件艰苦的社区，居民们一面分发穿过的旧校服，一面还成立了食物银行。但是，许多英国人认为，这就好比在你家放火，然后因为邻居们跑来帮助灭火而为社区精神所陶醉。

许多人认为，大社会计划只不过是又一个政治口号，政府是在寻找正当理由，推进被保守党抛弃良久、由撒切尔夫人在 1980 年代发起的重塑英国的财政紧缩计划。

2011 年，还是保守党议员的格雷格·巴克尔（Greg Barker）表示：“我们正在削减（预算），我认为这正是 1980 年代撒切尔夫人梦寐以求的事。”

接着，强烈的反对声出现了。公众发现，随之而来的是企业税收减免，富人阶层几乎没有受到预算削减的影响。

英国没有经历过像希腊那样的财政紧缩——采取的预算削减手段快速而又严苛——而是一种缓慢放血式的财政紧缩政策，慢慢累积起巨大的影响。

据伦敦财政研究所（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称，自 2010 年起，加上税收收入后的地方政府收入已经减少了大约五分之一，

据政府研究所（Institute for Government）的一项分析显示，2010 年以来，国家政府对警察机关的拨款减少了 17%，警察人数减少了 14%。道路养护拨款缩水超过四分之一，对图书馆的拨款更是下降了近三分之一。

全国司法体系减少了近三分之一员工。监狱的开支下滑超过五分之一，狱警遭到的暴力袭击则翻了超过一番。享受政府提供的医疗保障继续住在家中的老年人数量减少了大约四分之一。

在另一个时空，这段令人不快的历史现在可能就要告一段落了。财政紧缩政策是以消除预算赤字的名义实施的，而去年英国终于实现了适度的预算盈余。

然而目前的现实却是，人们担心，未来几年英国的经济增长将因为脱欧受到影响。尽管全球所有主要经济体最近都在繁荣发展，但 2018 年头三个月，英国的经济却几乎没有增长，失业率达到了 1975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略高于 4%——然而，将物价上涨纳入考量后，大多数人的工资却比十年前更低。

在利物浦等英格兰北部蓝领生活的地区，现代历史的进程就像一场哀歌，一个又一个耻辱的故事接踵而来。在这些社区，撒切尔夫人的名号成了带有侮辱色彩的诨号，财政紧缩政策则成了最新出炉的恶棍：伦敦银行家炮制了一场金融危机，通过不计后果的赌博实现了财富倍增；伦敦政治家以预算赤字为借口，削减对穷人的开支，却对企业实施减税政策。劫富济贫的罗宾汉不再，一切都反了过来。

“这显然是一场针对我们阶层的攻击，”柯克比（Kirkby）小镇的退休砖瓦匠戴夫·凯利（Dave Kelly）表示，“这是对我们这类人的攻击，整个社会结构正在走向崩溃。”柯克比位于利物浦市郊，这里许多工厂都空置着，就像一个个年代久远的残破纪念碑。

财政紧缩的连锁效应

和其他城市一样，利物浦的经济财富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7 世纪，利物浦利用人类的苦难实现了财富积累。当地船运公司向西非发出船只，向美洲殖民地输送奴隶，并带着奴隶的果实（主要是棉花和烟草）回到英国。

棉花被提供给了附近曼彻斯特的工厂，生产成纺织品销往多个大陆。19 世纪末，利物浦的港口已经成为了大英帝国的门户，它的地位得到了默西河（River Mersey）沿岸船运公司总部的重视。

到了 20 世纪，利物浦经历了大萧条的冲击和二战时德国的轰炸，似乎已经衰落到了头。利物浦是一个倒霉的蓝领聚集地，这点也成为了其最著名“出口产品”——甲壳虫乐队的核心身份标识。“在这样一个地方居然能出现这样的天才”这一事实似乎更加强了乐队的明星魅力。

如今，利物浦有大约 46 万居民，其中超过四分之一按照官方标准属于贫困人口，因此财政紧缩对这里的伤害相当大：负责援助弱势群体的公共机构自身也面临着削减开支的压力。

过去八年间，服务大利物浦默西塞德郡（Merseyside）的消防和救援服务部门已经关闭了五家消防站，将消防人员由约 1000 人减少到了 620 人。

消防队长丹·斯蒂芬斯（Dan Stephens）表示：“我得负责有系统地解散这个消防系统。”

他的消防部队最近分析了 2007 至 2017 年间意外房屋火灾造成的 83 起死亡案例，发现大部分受害者（51 人）都是独居者，而且在他们丧生的那场火灾发生时他们都是独自在家。这 51 人中又有 19 人在世时需要某种形式的家庭护理服务。

财政紧缩导致了家庭护理服务的缺失，这意味着更多老年人处于独自居住、无人照顾的状态。

现在，几乎每个公共机构都在努力靠更少的钱做更多的事，同时还得额外处理一些过去曾由其他机构处理的问题——如今，这些机构的预算也是捉襟见肘。

消防队长斯蒂芬斯表示，一些拿不到福利金的人因为拖欠电费被停电了，于是他们就用蜡烛照明，构成了重大的火灾风险。

这座城市还削减了心理健康服务的支出，去拜访那些有囤积报纸等习惯的居民的工作人员越来越少了。这些居民在门后堆起了名副其实的篝火堆，却无人知晓。

消防队长斯蒂芬斯表示：“整个系统都受到了连锁反应的影响。”他最近宣布了辞职的计划，准备搬去澳大利亚。

据推测，英国国民医疗保健制度逃过了被削减预算的厄运。但是许多地区的费用支出都被冻结了，因此每个病人的实际开支预算也遭到了削减。在公立医院，人们已经开始听天由命地习惯了急救护理要等好几个小时、专家转诊要等好几个礼拜。

“我认为，政府想把它停掉，这样整个国民医疗保健制度都会崩溃，然后他们就不必再为此费心，”肯尼斯·巴克尔（Kenneth Buckle）说，“现在，每件事似乎都要等上一辈子。”巴克尔是一名退休的邮政工人，他已经为双膝关节置换手术转诊等了三个月。

利物浦 Fulwood Green 医疗中心的全科医生西蒙·鲍尔斯（Simon Bowers）指出，在他碰到的压力相关的病例中——如高血压、心脏病、失眠、焦虑症等等——财政紧缩往往是加重病人病情的因素之一。

他表示，预算开支的削减以及国民医疗保健制度的恶化，代表了对英国历史债务的否认。他飞快地说出了那些英国历史上的阴暗面：奴隶贸易、殖民地暴行。

“我们国家说：‘我们之前很残忍，现在让我们友好一些，照顾好每一个人。’”鲍尔斯医生说，“国民医疗保健制度为每一个人提供帮助，无论是贫是富。这点被写进了这个国家的灵魂。”

“财政紧缩不是必须的，”他继续道，“它是一个政治选择，是另一种改变英国的方式。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让富人更富有、让穷人的生活更悲惨。”

“共同富裕”

富有的英国人仍是全球过得最舒心的人：他们住在豪华的大房子里，有私人医保，上一流的学校，去巴黎和东京厨师开的餐厅吃饭。而穷人、老人、残疾人和失业者为了继续获得公共服务帮助，和卡夫卡式噩梦般的官僚机构越来越难舍难分。

艾玛·王尔德（Emma Wilde）是一名 31 岁的单亲妈妈，她的不幸始于一封令她费解的信件。

王尔德是在利物浦克罗克斯泰思（Croxteth）街区长大的，她依靠社会福利养活自己和两个孩子。她的父亲是一名退休的残疾洗窗工人。她一直都是全天候照顾父亲，依靠每周约 85 美元的所谓看护者津贴过活，另外她每个月还能拿到约 145 美元的收入补助。

这封信让这笔钱陷入了岌岌可危的境地。

这封信是由一家负责管理政府部分福利项目的私人公司寄出的，它告诉王尔德，她因为欺诈正在遭受调查：有指控称她和一名伴侣住在一起，按规定她应该上报这一情况。

王尔德坚称，自己只和孩子住在一起，但随着调查的展开，她的福利补助被取消了。

福利金取消八个月后，王尔德由于没钱付电费被停电了。最近一个冬天，她和她的孩子为了节省热量每天晚上七点前就上床了。她收起自尊心，去了当地一家教堂的食物银行，拿一些面包和汉堡肉饼带回家。

“我之前觉得有点难为情，就好像我做了什么错事一样，”王尔德说，“但你得养孩子啊。”

她一直在和就业和养老金部（Department for Work and Pensions）通信，寄去银行账单，努力证明自己收入有限，想要恢复自己的福利金。

这段经历给了她一种反常的社区意识。她带着孩子去当地社区中心免费吃饭，和那些因为公车晚点错过和社会工作者会面、因此失去失业补助的人见面，和她的朋友交流到哪里弄到别人穿过的旧衣服。

“现在每个人都处在同样的境地，”王尔德说，“你没有足够的钱可以生活下去。”

从一开始，财政紧缩就带着一种道德上的正义感，似乎那些推出这一政策的都是头脑清醒的成年人。“勒紧裤腰带”被包装成了一桩所有人共同的任务，一桩为了应对危险的预算赤字、令人不快但不可避免的任务。

“事实是，这个国家过着入不敷出的生活，”2010 年，时任财政大臣的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向议会概述他制定的预算时声称，“今天，我们已经偿还了失败的过去所留下的债务，为更加繁荣的未来奠定了基础。”

他补充道：“（做到）共同富裕。”

八年后，住房补助和针对贫困家庭的税收抵免都受到了限制。政府冻结了失业和伤残津贴，但食物和其他必需品的开支成本却上升了。过去五年间，政府开始向所谓的通用福利制度（Universal Credit）过渡，为需要福利补助的人们一次性支付所有福利金，而不再按照单个项目发放补贴。由于案例转到了新系统，许多人已经失去补助几个礼拜乃至几个月了。

保守党立法人员断言，所有这一切虽然很不幸，但却是不可避免的。在过去，政府的开支有大约四分之一都是借来的。如果不削减开支，人们就是在冒着把英国变成下一个希腊的风险。

“强硬的左派从没清楚说过他们有什么可以替代这一计划的其他方案，”保守党立法人员、前奥斯本财政部顾问尼尔·奥布莱恩（Neil O’Brien）说，“可以想象，这会大大增加税收，但他们却有些羞于去想那意味着什么。”

他驳斥了“财政紧缩是一种阶级斗争手段”的观点，称富人在购买豪宅时要交更高额投资税和更高的费用。

财政研究所所长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表示，英国目前公共支出占全国收入的比例和十年前大致相当。

但是，那些依赖国家补贴帮助的人表达了这样一种感受：他们觉得，这个制度是被设计来抛弃他们的。

61 岁的格兰迪斯·佩里（Glendys Perry）出生时就患有脑性瘫痪，难以正常行走。三十年来，她一直在一家汽车零部件公司应答电话。2010 年失去这份工作后，她就依靠残疾保障为生。

去年夏天，她收到一封信，要求她“接受评估”。第一个问题就不让人觉得这是一次真诚的探访。

“你得脑性瘫痪多久了？”（从出生开始。）“病会好吗？”（不会。）

事实上，她的骨骼正变得越来越脆弱，因此常常摔倒。她的手没法及时撑住身体，所以她的脸上会出现擦伤。

处理评估的男人似乎对此并不感兴趣。

他问她：“你可以从这里走到那里吗？”

他把一支笔丢到地板上，要求她捡起来，以此测试她的灵敏度。

他问她：“你怎么过来的？”

她回答：“坐公交车。”

你能泡茶吗？你能穿衣打扮吗？

“我想：‘我是身体残疾，’”她说，“又不是大脑残疾。”

之后，她又收到了一封信，信里说她不再有权享受她的残疾津贴了，她被认为是可以工作的。对此，她并不惊讶。

“他们就想让你不拿补助，”她说，“我觉得他们只是把勾选框勾掉而已。”

一个不像反派的人

英国的政治结构使得那些推动财政紧缩政策的人无法感受到实际受影响的人的愤怒。伦敦削减总开支的同时，也给当地政客们留下了一桩麻烦的差事：分配苦难。

如果和普雷斯科特愤愤不平的居民一起呆个一上午，你很少会听见他们提及伦敦乃至财政紧缩。他们把愤怒的矛头对准了诺斯利市政委员会，尤其是它的负责人安迪·穆尔黑德（Andy Moorhead）。他们谴责他在没有询问社区意见的情况下仓促制定了出售 Browns Field 的计划。

62 岁的穆尔黑德看起来不太像是推动财政紧缩的反派人物。他是工党成员，身上有一种和蔼可亲的气质，像是每天会去街角酒吧的居民。

“我不是为了从人们身上夺走什么才成为政客的，”他说，“但你总有现实情况要面对处理。”

现实情况是，伦敦正在逐步取消对地方政府的补贴，迫使市政委员会靠住房及商业税收解决问题。

“财政紧缩将会持续下去，”英格兰莱斯特（Leicester）德蒙福特大学（Austerity at De Montfort University）城市研究中心（Urban Research on Austerity）主任乔纳森·戴维斯（Jonathan Davies）说，“接下来两年里，我们可能会看到一波破产浪潮，就像底特律一样。”

事实上，英格兰中部北安普敦郡市政委员会近来已经成为了近二十年来第一个遭受这一命运的当地政府。

诺斯利预计下一个预算年度将支出 1.92 亿美元。穆尔黑德表示，60% 的资金将用于照顾老年人，为有健康和发展需求的儿童提供服务。另外 18% 将用于维系根据法律委员会必须提供的服务，如收集垃圾和高速公路养护。

在穆尔黑德看来，要想完成这个等式，就必须出售有价值的土地，产出一笔费用保护余下的公园和服务。

“我们必须谋求发展，”穆尔黑德表示，“在当地人心里，我是个坏人。”

他说，但真正的犯人还是和以前一样。

他指着墙背后一幅撒切尔夫人的画像，说起了伦敦的银行家：他们离开了他的人民，去清理他们的烂摊子。

“没人应该这么做，”他说，“在一个全球第五富裕的国家，没人应该这么做。解雇员工，让人民下岗，减少我们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服务。这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工作。”

而现在，这是别人的工作了。五月早些时候，由于人们对公园计划出售一事越来越愤怒，当地工党取消了穆尔黑德市政委员会负责人的职务。

翻译：熊猫译社 钱功毅

题图及文内图片版权：Andrea Bruce for The New York Times、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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