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罗伯特·M.道林（Robert M. Dowling），康涅狄格中央州立大学英文系教授，国际尤金·奥尼尔学会主席，《奥尼尔评论》（Eugene O’Neill Review）期刊编委，在美国戏剧研究方面成就卓著，尤其擅长撰写剧作家传记。他所创作的尤金·奥尼尔传记受到读者、评论家、学者和戏剧界人士的一致好评，入围 2015 年度《洛杉矶时报》图书奖，他也因此荣获“尤金·奥尼尔荣誉勋章”。他目前正在为美国著名剧作家山姆·谢泼德创作传记。

译者简介：

许诗焱，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国际尤金·奥尼尔学会亚洲秘书长，中国文学外译期刊 Chinese Arts & Letters （《中华人文》）编辑。一直从事英美文学、翻译研究，曾赴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戏剧与舞蹈系和俄克拉荷马大学中国文学翻译档案馆访学，已出版专著《主流戏剧的“风向标”：21世纪普利策戏剧奖研究》和译著《多萝西小公主》、《素食革命》等。

书籍摘录：

引言：“人生是个悲剧——太棒了！”（节选）

我是个奥尼尔迷……如果你是个剧作家，你就去奥尼尔那儿寻根。在他之前，几乎就没有严肃的美国戏剧。他证明美国可以有严肃的戏剧。他是我们美国戏剧之父，第一次让美国戏剧文学在美国和世界获得一席之地。

托尼·库什纳，2011

叫我悲观的乐观主义者。我相信自己所怀疑的一切，同时怀疑自己所相信的一切。最能打动我的一句箴言是那句老话：“服从命令，不论后果！”

尤金·奥尼尔，1925

悲剧。苦涩。悲观。宿命。阴郁。你可以从这一连串的词语中间选择一个来形容尤金·格拉德斯通·奥尼尔，爱尔兰裔美国人，“不幸人之大师”，“家庭问题剧之王”，“黑色魔术师”，“悲伤之王”，“忧郁桂冠诗人”。奥尼尔的戏剧作品表达了深沉的苦难；对此没人否认。如果你想寻求振奋，那他不适合你。但奥尼尔自己并不认同戏剧批评家和传记作家用如此病态的词来描述他。他 1923 年曾写信给玛丽·克拉克，玛丽是疗养院的护士，他十年前曾在那里治疗肺结核。我们从中可以发现奥尼尔个性中完全不同的另外一面，与人们所熟知的形象构成鲜明的对比：“我知道你不相信别人说我‘悲观’——我是说，你可以透过我作品的表象，看到真实的情况。我绝对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在我看来，人生一片混乱，讽刺而绝伦、冷漠而美丽、苦痛而精彩，人生的悲剧赋予人伟大的意义。如果他没有与命运进行一场终将失败的斗争，他就仅仅是一只愚蠢的动物。我所说的‘终将失败的斗争’只是象征意义上的，因为勇敢的人总是会赢的。命运永远无法征服他/她的精神。你看，我不是悲观主义者。相反，尽管我伤痕累累，我会与生活抗争到底！我不会‘出走’，绝对不会错过人生这出戏！”

与大家普遍接受的形象相比，这番直白的自我评价更为真实地代表了奥尼尔的世界观。不论是在艺术上还是生活中，奥尼尔都将苦难看作提升的通道，他拒绝“悲观主义者”的标签，而为自己打造了一个新词“悲观的乐观主义者”。就在奥尼尔 1920 年凭借《天边外》获得他的第一个普利策戏剧奖之前，出现了一篇关于这颗冉冉升起的戏剧新星的专题报道，非常有见地。报道中有很多他早年的经历，对于他相貌的描写特别强调他黑色的双眸：“这双眼睛中，既有阳光，也有苦难——它们仿佛在说‘人生是个悲剧——太棒了！’”

不论是在台上还是台下，奥尼尔一生都与悲剧为伍。这位剧作家常常惊恐、愤怒、孤独。但是他几乎总是能看到逃脱的可能性，超越自身，走向更大的、更有意义的归属。奥尼尔说，“我所信奉的哲学是，总还有一个梦想，最后的梦想，不管你跌落到何处，哪怕跌落到瓶底。我知道，因为我见到过”。奥尼尔坚信，他会抵达天空中的那一片蓝，他一直紧握着这个救赎之梦。苦难，对于爱尔兰人而言，几乎就是一种艺术，心灵与身体的痛苦生发出它们最伟大的对立面——希望和精神。这种被奥尼尔称之为“白日梦”，或者“怯懦的幻觉”，或者“无望的希望”的东西，是忍受生活磨难的前提。

Per aspera ad astra ——这句拉丁语的意思是：循此苦旅，以达天际。詹姆斯·乔伊斯在他的自传性小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1916年）中所引用的这句拉丁语，可以很好地概括奥尼尔的人生和作品。这句话虽然没有什么新意，但奥尼尔创作中循环出现的每一个主题——他对于现行道德和社会规则的抗拒，他对于百老汇“浮华戏剧”的蔑视，他对于社会底层人物的深切同情，他的爱尔兰式骄傲，他对于“过去预知现在和将来”的感知——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归到这个中心概念之下。循此苦旅，以达天际。“关键是，生活本身毫无意义，”他曾经这样说，“是理想让我们坚持奋斗，意志坚强地活下去！当成就被狭隘地理解为占有时，它就变得陈腐不堪。可以被完全实现的理想根本就不值得被作为理想……追求实现不了的理想，失败早就在他的意料之中。但他的奋斗，就是他的胜利！……这样的人物必然是悲剧性的。但是对于我来说，他并不让人沮丧，而是令人振奋！”奥尼尔《天边外》中自传式的人物罗伯特·梅约临死之前的那段话，非常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只有接触了苦难……你才会——觉醒。”在奥尼尔的一生中，这种苦难与觉醒的融合，被有力地呈现在舞台的聚光灯下。苦难与觉醒的融合是一个起点，从这个起点出发，才能真正理解奥尼尔经久不衰的魅力。

有相当一部分文学评论家，一直在不遗余力地贬损奥尼尔，奥尼尔在文学上的成就因此在写作界受到了一些影响。与菲兹杰拉德、海明威、福克纳等其他一些现代主义作家相比，奥尼尔受到的批评特别多。这些评论家说，奥尼尔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潜力，因为他太沉醉于自我，太受自己家庭和婚姻关系的折磨，或者就是因为他酒喝得太多。《尤金·奥尼尔：四幕人生》旨在反驳这些观点。实际上，我认真查阅了他几乎所有的首演评论，可以说，奥尼尔所受到的恶评可能比任何一个其他的美国著名作家都要多。但是，即使是那些公认的失败之作——《最初的人》、《难舍难分》、《发电机》、《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在很多人看来，仍然实现了戏剧主题和形式上的突破，堪称美国戏剧舞台上的先锋。

只要大致浏览一下奥尼尔作品的剧名（他是最擅长起名字的作家），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剧作家广博的视野：《“安娜·克里斯蒂”》、《琼斯皇》、《毛猿》、《榆树下的欲望》、《奇异的插曲》、《悲悼》、《啊，荒野！》、《诗人的气质》、《送冰的人来了》、《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和《月照不幸人》。这些戏剧作品可读性强，适合于教学，如果以合适的方式上演，在舞台上也令人着迷。但是，任何一名演员都会告诉你，“合适地”去表演这些作品，并非易事。布莱恩·德尼希出演过很多奥尼尔的作品，已经成为奥尼尔作品最伟大的诠释者，他对此最为了解。德尼希 2009 年的时候曾说：奥尼尔“被认为不是个好作家，因为他不写诗，这简直就是胡说。他是个特别棒的作家，写得特别棒……就像是莎士比亚。我们之中没有人熟悉他那种类型的写作。但我们都知道他写得很棒，作为演员，就是要将其在舞台上呈现出来……你要有情感上的反应，合适的反应，合适的知性反应，这通常要经过巨大的努力才能做到。奥尼尔自己也是通过巨大的努力才做到的”。

2012 年，《送冰的人来了》在芝加哥古德曼剧院上演，在剧中扮演主角“希基”（西奥多·希克曼）的内森·雷恩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他写信给女演员罗瑞·麦特卡尔夫，她当时在伦敦，扮演奥尼尔自传性代表作《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中的女主角玛丽·蒂隆。雷恩说，“奥尼尔身上最了不起的地方，是他敢于让你和他一起走到最远处，和他一起跳下悬崖，跌入最深、最黑暗之处。如果你不把自己完全交给他，如果你不时企图开小差，那你演出来的效果就像是过时的情节剧”。 2003 年在英国国家剧院上演的奥尼尔内战三部曲《悲悼》中扮演克莉斯丁·孟南的英国女演员海伦·米瑞恩认为，这个角色是“英语文学中为女性所创造的真正伟大的角色之一”。

不仅是戏剧界的人士被奥尼尔不可抗拒的魅力所吸引。 2003 年，在奥尼尔逝世五十周年之际，著名非洲裔美国文学理论家和哲学家科奈尔·韦斯特将奥尼尔称作“美国舞台上伟大的布鲁斯乐手”。韦斯特接着将奥尼尔与其他三位杰出人物进行比较：首先是小马丁·路德·金，因为奥尼尔的作品和小马丁·路德·金的演讲一样，都是要去“唤醒美国的灵魂”；第二位是查理·帕克，因为这位爵士乐大师也用“血、汗和泪”进行艺术创作；第三位是《黑客帝国》系列的制片人沃查斯基兄弟，韦斯特认为，奥尼尔和他们一样，都是“关注黑人人性的”白人艺术家。《琼斯皇》大胆地呈现了一名黑人主人公，非常有力地用戏剧展现了韦斯特所称为的“文明去伪化过程”。韦斯特认为，奥尼尔认清了事实，“种族是美国文明中最根本的问题。它不是添加物，也不是附属品。它是美国人生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尤金·奥尼尔证明了这一点，他证明的方式与福克纳、托尼·莫里森、托马斯·品钦相一致”。小说家T.克拉海森·波伊勒在大学期间就迷上了奥尼尔的作品，他也展示了这位剧作家的作品是如何超越艺术门类的：“我在课后阅读奥尼尔的作品，完全被其中所蕴含的力量和愉悦所打动……和我们中的很多人一样，我会永远感激他对我的影响，不论我们是诗人、小说家还是剧作家。”

早在 1930 年，小说家辛克莱尔·刘易斯成为美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时（奥尼尔 1936 年成为第二位得主），刘易斯在他的获奖感言中告诉瑞典诺贝尔奖委员会，“尤金·奥尼尔对于美国戏剧的贡献在于，他用了十年或者十二年的时间，完全改变了美国戏剧，将其从一个充满各种精巧手段的虚假世界，变成了一个充满精彩、敬畏和伟大的世界。如果你们选择了尤金·奥尼尔，我会告诉你们，他所做的事情远远不止是嘲讽——他认为生活无法在学者的书房里被整洁地加以安排，生活令人恐惧、无比精彩，又经常如同龙卷风、地震和大火一般可怕”。

时至今日，奥尼尔的戏剧作品仍然需要观众的自我反思。它们不是被动的娱乐。对于当代观众而言，他的作品逼迫我们直面我们时代所争论不休的难题：贫穷、流产、战争、移民、性交易、毒品、进化论、西方拜物主义和帝国主义、工资奴役、跨种族婚姻和种族主义。尽管如此，仍然一直存在着一种具有误导性的观点：奥尼尔是荒野中的一名流浪诗人，一个与世隔绝的落魄者，一心只想着那些“普世”主题，而从不关心当代的政治世界。（后面我们会看到，奥尼尔自己的确致力于“普世”主题，特别欣赏古希腊人的做法。）但是，这种观点受到了来自法律机关和政府机构的质疑，尤其是联邦调查局。

在上世纪 20 年代前后红色恐慌最为严重的时期，奥尼尔公开宣称美国是“世界上最反动的国家”，一位联邦调查局（当时叫调查局）的特工上报了一份调查奥尼尔的备忘录，备忘录上标注的日期是1924年4月22日。这份备忘录被接收后的一个月，埃德加·胡佛就接管了调查局，它被存档在第61类：叛国。调查局严密掌控奥尼尔的活动日程，尤其留意他对于种族不平等的关注，他们认为这是“奥尼尔最喜欢的主题之一”。

奥尼尔很早就决定避免公开的宣传鼓动；但他的那些有关种族的作品，如《琼斯皇》、《上帝的儿女都有翅膀》，还是引起了调查局的注意，尤其是他创作的《毛猿》，“其中所包含的激进理论的推论基础”甚至超过了充满革命意识的欧洲人，比如捷克作家卡雷尔·恰佩克。调查局认为，恰佩克的戏剧作品《罗塞姆的万能机器人》（1920）“最近就被他激进的兄弟采纳了”。但是，奥尼尔对于宣传鼓动的抵制却又激怒了三四十年代那批公开的共产主义剧作家，比如迈克·戈尔德、克利福德·奥德茨、莉莲·海尔曼和阿瑟·米勒。然而，如果我们将政治仅仅看作奥尼尔戏剧的附属成分，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就像阿瑟·米勒后来所承认的那样。在他的自传《转折时代》中，米勒对像奥尼尔那样的非政治作家表达了失望，他们似乎“为有钱人、地位高的人以及……逃避主义‘文化’”写作。米勒 1946 年观看了《送冰的人来了》的首演之后，改变了这一观点：“我被奥尼尔对资产阶级文明的完全敌视打动了，他所表达的敌意要比奥德茨强大得多……奥尼尔描写劳动者、妓女、社会弃儿，甚至是在白人世界中的黑人，但是由于作者本人与马克思主义没有关联，所以他的作品从来没有被资本主义批评家们客观公正地加以对待。”

奥尼尔一生都敢于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他总是同弱势群体站在一起。“我只关心人性，”他说。“我希望唤起同情，为那些不幸的人、遭受痛苦的人、被压迫的人……如果人们看完我的一出戏，离开剧院时能对那些比自己不幸的人产生同情，我就满足了。我在创作中所投入的努力就没有白费。”他始终坚信，那些激进戏剧的鼓动宣传不仅无济于事，反而会削弱戏剧的冲击力。“我与戏剧宣传派的分歧在于，”他在 1926 年写给麦克·戈尔德的信中说，“那种宣传实在是难以令人信服——如果你不那么强调宣传的目的，而选择刻画生活，让生活以本来的面目存在而不加任何评论，你的目的就达到了。我建议把这种方式叫作有血有肉的宣传！”

奥尼尔公开地支持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反对种族不平等。他在请愿书上签名，呼吁释放那些因为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被关押在莱文沃斯监狱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成员。当纳粹在欧洲横行时，他支持犹太难民逃离欧洲。当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国家剧院试图禁止非洲裔美国人进场观看《送冰的人来了》时，他写信给天主教跨种族委员会：“我始终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我向你们保证，将来签订任何合同，我都会坚持加上反种族歧视的条款。我以往担任编剧和制作人的经历可以证明我在这件事情上的立场。”但是，奥尼尔拒绝加参加“二战”期间呼吁爱尔兰退出中立的请愿。“如果他们参战的话，死于德军炸弹的将是他们，”他说。“如果我们承诺，美国将作为爱尔兰的同盟参战并捍卫爱尔兰的独立，我们才有权进行请愿。但根据现在的情况，我认为我们没有权力这样做。”

奥尼尔的悲剧在于否认美国人民一直以来最为珍视的梦想，它们所表现的总是令人沮丧的事实：美国梦很少能实现。奥尼尔作品中所展现的美国梦，与大部分人所相信的美国式“成功故事”大相径庭。他认为美国梦从一开始就是虚幻的。

题图为奥尼尔（右），来自：维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