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丹·席勒，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荣休教授，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著有《信息拜物教》（How to Think about Information），《传播理论史：回归劳动》（Theorizing Communication: A History），《数字化衰退：信息技术与经济危机》（Digital Depression：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Crisis）等。

书籍摘录：

四、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信息地缘政治学（节选）

长期以来，国家一直试图保护军队、外交官、银行和制造商的珍贵信息，并严格控制信息获得权。有价值的市场数据、战略性军事情报和内部政治消息的来源有着系统性的渠道。而且，至少从 18 世纪的欧洲开始，国家塑造新闻和舆论的能力已经延伸到国界以外。随着通信媒体和信息系统本身的发展，信息的地缘政治学提供了一个很少被关注的有利视角，可以用来阐明历史变迁的模式。

只有当一百多个新兴民族国家从殖民主义中解放出来以后，信息的地缘政治才开始涌入大众的视野。正如我们在上一次讲座中所看到的那样，从 20 世纪 60 年代末开始，在更广泛的全球不平等和权力关系不平衡中，不结盟国家和美国之间的冲突为信息和通信的发展提供了参照系。事实证明，信息的地缘政治将会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

国际经济新秩序运动在 20 世纪 80 年代遭到了挫败。不过，尽管这一运动的具体内容改变了，但随之而来的世界政治经济结构重组反而进一步凸显了信息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全球政治经济的核心不再是对经济再分配的直接诉求，而是如何将网络系统和服务的利润导入不断上升的数字资本主义中。在最后这场讲座中，我将研究不同国家和地区为适应这些利润增长点而展开的国际竞争。

数字资本主义理论认为，我们正在经历一个资本主义内部的相变。生产过程的形式和位置、资本投入的构成、利润最高的商品、升值和贬值的劳动类型、商业消费的形态、资本和国家的各自作用以及社会阶级的关系，所有这些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矛盾的是，与此同时，不论在社会范畴还是地理范畴，利润最大化这一长期的资本主义欲望、成本效益和劳动控制这些最基本的资本主义逻辑不仅持续发展而且得到了极大延伸。

进一步来说，在这种矛盾模式中，数字网络已经被同化到资本主义繁荣与萧条的周期循环中。 20 世纪 90 年代伴随互联网崛起而出现的全球性欢庆昙花一现， 1997 年到 1998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便随之到来；1999年到 2001 年互联网泡沫爆发；最重要的是， 2008 年的全球经济危机终止了数字技术将使我们摆脱资本主义危机趋势这个白日梦。金融危机爆发近十年后，各大国际机构继续敲打着经济衰退的警钟： 2016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出“强力措施”以对抗低迷增长；而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则警告说，全球经济增长“陷入了泥潭”。虽然通货紧缩的风险被压制，失业率也下降了，美国股市再次达到历史新高，但停滞不前的迹象仍然比比皆是。在利润率、制造业的过剩产能、负债率、商品价格和交易量等方面，我们都能看到这些迹象。在全球范围内，公司现金囤积总额达数万亿美元，证明资本投资的活跃度也在减弱。世界经济正在遭受长期的痛苦，因而围绕利润增长的竞争随处可见，这些都发生在我所说的“数字化衰退”（digital depression）之中。

在整体停滞不前的情况下，数字系统和服务的持续营利增长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捕捉这些令人垂涎的利润点的尝试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然而，它们构成了今天的信息地缘政治。我的最后一场讲座将考察这一冲突，它不仅包括公司的私有行为，还包括更重要的国家经济战略。通过勾勒美国数字化的轮廓，我将开始一场有选择的世界之旅：探求数字资本主义的历史来源。美国依然是主角，但对其权力的挑战力量却是螺旋式上升的。在这场汹涌而充满争议的政治经济演变中，数字化衰退无疑是一条分水岭。

（一）美国数字资本主义的结构概况

美国人口普查局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从信息技术行业雇员数量首次被纳入人口职业普查的 1970 年，一直到刚刚过去的 2014 年，美国信息技术行业雇员数量增加了 10 倍，达到 460 万。信息劳工已经遍布美国的各行各业，从事数字系统的设计、规划、制造、经营和维修工作。正如从 18 世纪末期开始的资本主义工业化重组了每个主要的营利部门一样，今天数字网络应用远远超出了信息产业的范畴。数字系统和服务已经被嵌入政治经济的所有组成部分中。因此，数字资本主义不仅与产业的供应端，而且与处在需求端的企业用户密切相关。

美国在信息处理设备和软件方面的投资自 20 世纪 70 年代初开始火箭式上升。 詹姆斯·科塔达（James Cortada）引用IBM的一项内部估计称， 1990 年至 2001 年间，信息和通信技术（ICT）支出占该企业所有设备支出的比例从 38％ 上升到 55％ 。即使在遭遇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下滑之时，数字化驱动力仍能继续保持。 2007 年，美国信息处理设备和软件的资本支出总额达 2640 亿美元；在 2013 年，这一数字达到了 3130 亿美元。 2013 年非固定投资总额约为 2 万亿美元。(在通货膨胀率约为 15% 左右的这一时段，这一支出上涨了 25% 。)下面的事实可以提供一个比较：全世界只有 35 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能超过这一数字。即使在经济总体上停滞不前的情况下，美国的数字化产业仍然是强劲而有活力的。

对美国数字资本主义各个部门的分析能够帮我们厘清这一增长点的部分特征。

在美国，军事采购长期充当着信息处理行业创新和投资的协调力量——其功能是按照利润—产出—就业的先后顺序提供支持。这打破了一个认识上的神话，即数字系统技术革命的起源在于自由市场。代际连续的军事采购一再提升了数字网络的最先进水平，并且激发了一位作家所说的“私营领域的连锁反应”（ripple effect in the private sector）。同样重要的是美国的军事研发支出，该支出在 2016 年约为 760 亿美元（高于联邦政府的非军事研发支出，后者为 680 亿美元）。尽管它们占全球研究经费的比例远远低于三十年前，但军事研发投资仍然远远超过美国最大的科技公司的预算。位于 177 个国家、两大洋的海军及其基地和装置，要求军队有能力协调这一遥远而复杂的网络系统。一位国防部副部长在几年前这样总结道：“信息技术几乎让美国军队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超过 9 万人从事着全职工作，以维护这套网络系统和设备。

谈到企业的信息和通信技术投资，让我们来看一下金融领域。大型国际性银行绝不仅仅是开展货币估价和商业贷款的商家。它们还提供多种付款方式和信贷，为公司兼并收购保驾护航，设计收费的投机工具，担任大型非金融公司的外包商，并越来越多地接管了后者的工资存款、税收、外汇套期保值、贸易融资等财务职能。

通过所有这些活动，越来越多的银行投资注入到数据处理和电信领域。 20 世纪 60 年代，随着美国逐渐放松银行管制并建立巨大的金融集团，银行的信息和通信技术支出也在增加。银行向消费者、公司和政府提供债务，并将这种债务包装在不计其数的金融工具中，数字网络金融也在随之扩大。金融机构知道，以毫秒为单位的网络速度优势将有助于增加利润，因此它们本身也承担了高额的网络投资。随着高频交易的增加（占到美国股票交易的大部分），股市的波动明显更加频繁且更不透明。同时，银行将收费产品、自营交易和非账面投资工具制度化，因而也轻率地增加了自身的金融风险。

到 2006 年，摩根大通拥有 20000 名信息技术员工和每年 70 亿美元的数字化预算。10年后，这一数字不仅没有因经济危机而下降，反而上升到超过 90 亿美元。其竞争对手也是类似的情况。与此同时，当一些美国住房抵押贷款人无力还款时，金融体系随之发生了崩溃。杠杆—债务是引发这场火灾的燃料，而网络化金融已经将债务扩散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为应对8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美国政府的巨大干预计划也只能勉强限制银行杠杆。在危机得到控制后，金融机构便迅速恢复如前。金融机构在 2013 年总共向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投资了 600 亿美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该数额使这一行业成为信息和通信技术的第二大投资者。

那么制造业如何呢？大型工业制造领域一直是早期计算机网络发展的首要场所。到 20 世纪 80 年代，许多制造活动都在按照数字节奏进行，包括数控技术、计算机辅助设计、制造信息系统、早期机器人技术和全厂数据网络。因此，互联网进一步被吸收到早已是网络密集型的制造业中。当金融危机爆发时，美国制造商在信息处理和通信设备方面的投资使其成为这一领域的第三大投资者。就像银行一样，制造商在经历经济崩溃后恢复了这一支出；在 2013 年，美国制造商的信息和通信技术投资额高达 370 亿美元。

那么，最后，信息产业本身又如何呢？信息产业占到美国全部信息与通信技术投资总额的最大比例： 2013 年为 860 亿美元。在美国，亚马逊、字母表（Alphabet）、英特尔、微软和苹果占据企业研发预算的前五位——仅苹果公司的计算机研发支出就达到了 100 亿美元。在过去十年中，根据标准普尔 500 指数（S&P 500）显示，科技部门对投资者股息总额的贡献率从 56％ 上升至 15％ 。

信息产业是信息与通信技术投资的最大贡献者，原因是它提供了重组更大政治经济所需的关键要素。或者说，信息产业的定位就是通过开发数字技术的潜力来配置各种各样的商品化项目。谷歌的首席经济学家解释说，技术团队是“在跨行业竞争而非在行业内竞争，是在全球竞争而非在国内竞争”。他们的努力正沿着五条相互交叉的路线前进，这些发展路线使他们与其他企业保持着或合作或竞争的紧密关系。

云计算（Cloud computing）是其中的一条发展路线。作为一种分发数据、软件应用程序和自动化劳动服务的计算模式，不论用户位于什么地方，该技术都可以提供从集中式数据中心分发内容和软件的服务。亚马逊在向工业和政府用户推销私有云计算服务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谷歌、微软和IBM也是较领先的企业。第二条发展路线与所谓的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简称IoT）相关联：成序列的传感器被嵌入道路、工业厂房、工业设备、医疗设备和消费品——每一个都被分配独特的互联网地址，以实现“机器对机器”的通信。（连接互联网的设备数与上网人数的比例预计在短短几年内可能会超过10∶1。）由于触及“几乎每一个行业”，物联网再次使得科技巨头能够进入到其他的商业领域，并承担过去无法涉足的非商业功能。作为回应，像通用、IBM和思科这样的重量级选手已经推出了所谓的“工业互联网”。物联网正在与另外一条发展路线快速融合：所谓的5G超快无线宽带网络（5G ultrafast wireless broadband networks）可能需要在主要城市布局上百万的小型移动基站，以适应无数应用的移动性。反之，数据也不仅由手机、平板和电脑产生，而且由“智能”恒温器、火灾报警器、安全摄像头、婴儿监视器以及其他许多家电产生。越来越多的、无处不在的机器对机器传输和人类通过数字媒介的互动将带来数据的爆炸。为了操纵和控制这一结果，第四条发展路线变得显而易见：数据分析（data analytics），即以数据的监测、评估和反馈为中心形成的产品和服务。麦肯锡咨询公司断言：“将物联网产生的海量信息货币化”大有前景——但只有在企业投入资金和精力来开发这个新兴的“数据市场”时才有可能。物联网“将会把当前的工业数据洪流转变成真正庞大的惊涛骇浪，威胁并征服即使最有准备的公司”。麦肯锡咨询公司解释说：“随着千兆字节、太字节和拍字节的非结构化信息的累积，大多数组织缺乏有效的方法来介入其中，以便货币化和战略性地利用这一潜在的巨大新兴价值。”领先的互联网公司再次处于这一竞争的前列。然而，跟以往一样，每一个大企业都对此充满了兴趣。第五条发展路线是加速引入人工智能的进程——包括从无人驾驶汽车到聊天机器人在内的一切。依赖大量数据的提供，这些机器学习算法“开始做出对人们产生深远影响的决定”。

因此，互联网作为商业重组的基础设施功能与其作为商品化平台的重要性相匹配。云计算、物联网、 5G 无线、企业化的数据科学和人工智能正在促成政治经济中的利润项目。数字资本主义依然是一项正在进行中的工作，我们远远没有到达它的边界。所谓智慧城市、网络教育和文化遗产、生物技术与医药、电子政务，都是市场密集发展的领域。

2010 年，美国的信息与通信技术支出总额超过了中国、日本、英国和俄罗斯的总和。美国占到全球信息与通信技术研发支出的一半以上。 2013 年，一份提交给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报告强调，“美国占全球互联网总收入的 30％ 以上，净利润的 40％ 以上”。在类似数据中，美国在数字资本主义的跨国政治经济中的领先地位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面对互联网行业的“庞大公关机器”所进行的漫天炒作，我仍然强调政治经济的危机倾向并没有被克服。差得远了！我们可以说，互联网的最重要成就是使资本主义的矛盾现代化（to modernize the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数字网络深深地嵌入到 2008 年的危机和此后持续至今的停滞综合征中。

然而，在任何将资本视作支配性社会力量的危机解决方案中，数字资本主义的兴起意味着新的网络系统和服务将会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处在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金字塔顶端的，是控制着全球 30％ 的生产和 80％ 的贸易的跨国公司。它们正在围绕数字结构和数字动力学进行重建。或多或少地，所有行业和所有大公司都在发展其数字维度：商品线、生产、配送和营销/销售流程莫不如此。在今天的政治经济中，没有一个主要的企业是旁观者：除了与网络驱动的公司和行业竞争，它们别无选择。这就是为什么说信息的地缘政治已经成为硝烟弥漫的战场。

题图来自：pixn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