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英德杰特·帕马（Inderjeet Parmar）现任英国伦敦城市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和国际政治系主任。在加入伦敦城市大学（2012年9月起）之前，他曾在曼彻斯特大学执教21年，2006-2009年间任曼彻斯特大学政治系主任； 2009年起至今担任“罗德里奇美国外交政策研究”（Routledge Studies in US Foreign Policy）系列丛书的两位主编之一。

译者简介：

陈广猛，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博士。

李兰兰，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

书籍摘录：

第九章 结论（节选）

美国崛起进程中的三大基金会本书回顾了从 20 世纪初到 21 世纪头十年的美国主要基金会。在此期间，美国从一个整体上内向的、地方性的社会，相对满足于自身边界——或者更确切地说，满足于扩展其领土到大陆范围——变成了这样一个国家，即考虑亲自管理真正的全球性秩序，并且不仅仅是出于国家利益而是上帝赋予的责任。美国已从一个全球的小字辈变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许多因素促成了这种转变——经济的、政治的和军事的——但经常被忽略的一个因素是慈善基金会的作用。

洛克菲勒、卡内基和福特基金会以不同方式使美国政治中作为一股重要力量的“孤立主义”变得边缘化；是构建美国国家知识基础和世界其他地区社会关键因素的中心，建立或改革了二战期间美国对外事务的能力；驯服了冷战期间针对美国的各种权力；帮助发展了指导美国权力的主要政治和安全概念，度过了苏联集团崩溃以来的那段时期。在后“9·11”时代，主要基金会继续发现和创新，为新慈善基金会树立榜样，同时也与它们进行合作。本书梳理了大量按美国国家能力行事的这些基金会资助项目，而这些项目也促使学术界和精英公众更好地理解了美国精英以专属的方式所看待的世界。除了一再重申精英主导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性之外，本书的中心论点是基金会的显著目标——即通过它们事业的更好知识来解决像贫穷和发展一样的基本问题——相较于它们为全球主义目的而致力于一个进步时代的国家建设计划、创造国内和全球的知识分子网络的目标（官方宣称是次要的），实际居于从属地位。美国基金会与它们培育和建设的网络为了全球的秩序而执行类似国家的功能，该秩序由创立和领导三大基金会的公司首脑建立。

在审视所有基金会的项目之后，可以发现“网络”是个常量。知识网络是基金会的主要工具和成就。实际上，网络自身也是一种目的，一种可以充当“力量倍增器”的权力工具。确实，福特的彼得·克里夫斯和杰弗里·普约尔在关于智利的项目上就提到了这一点（第七章）。网络如果得到很好的资助会取得较佳的效果，也会吸引那些最聪明和最优秀的人。它们把学者和实践者联结成一个富有成效的同盟。它们授予威望给内部人士，并划定构成无价知识的边界。它们充当了思想和方法的看门人角色，可以证明某些人正确而另一些人非法。它们决定当前的正统是什么。这样做，它们最终变得相当“保守”，即使在方法上是创新的，保持着某种强有力的连续和兴趣，但作出的变化可能不会剧烈改变学术、政治或国家的权力与影响的范式。实际上，网络是精英霸权实际如何“工作”，“权力”在表面上（某种程度上是实际上）“开放”的民主社会如何“运作”的有形证据。

因此，网络产生的结果并不会公开显示，即在美国推动精英霸权在基金会出版物或网站上的陈述中根本找不到。然而，自由国际主义基金会资助网络的结果是清晰的：一个具有全球主义世界观的有效霸权在国家主要政党和上流阶层的领导方面超越了美国的精英舆论和大众舆论。

网络的影响在冷战期间就可以感受得到，正如第四章至第七章考察欧洲精英的基辛格研讨会和萨尔茨堡研讨会的活动，以及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研究中网络学术协会的建立，当然，有时也有灾难性的后果。在这方面，尼日利亚、印度尼西亚和智利的例子特别值得注意。在尼日利亚，福特资助的经济计划最终产生了一点经济“发展”，但加剧了种族政治紧张，最终导致了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的内战。在印度尼西亚，受福特基金支持的经济学家们致力于破坏“反美的”苏加诺政权，导致了（至少是间接） 1965 — 1966 年发生在苏哈托军事接管过程中的血腥大屠杀。印尼经济学家们——所谓的“美丽的伯克利男孩”——继续广泛制定了改变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智利，“芝加哥男孩”最终与军方一起策划了 1973 年之前的皮诺切特政变，并主导将智利转变成一个新自由主义试验的实验室。实际上，在每一个案例中，基金会的专家都倾向于将他们工作的当代社会变成真实世界的实验室，用他们的技术官僚式计划来进行现代化，而通常他们并不具备对社会和人民本身的任何知识。事实上，在密歇根/MIT经济学家沃尔夫冈·斯托尔珀的案例中，缺乏知识即使不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也被当作是客观性的象征。在每个案例中，在涉及美国（以及其他国家）专家和“他们的”第三世界对手时，都有一种鲜明的殖民地心态。

这种殖民地心态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它们在美国精英对待美国公民中的普通人时也可以找到相似的情况。精英主义是创造基金会及其理事的那些人的核心态度，并且在其官员日常工作的潜台词中很明显。当然，到 20 世纪 70 年代的时候，基金会也在讨论“放权”给大众，并与“当地”人建立伙伴关系。并且在今天，让那些被全球化抛弃的人“发出声音”也是一个核心关注。尽管如此，正如“世界社会论坛”的情况，决定由谁构成“大众”“当地人”或听不到的声音，最终似乎仍是基金会或其他富有捐助者们的权力，而他们倾向于选择为“受尊敬的”组织效力的那些人。这些组织通常由精英领导，他们以一种项目官员能够理解的普适性和技术官僚式语言来思考和说话。

作为一种缺省的立场，基金会精英趋向其他精英。看看福特基金会项目所引发的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非洲民族主义者对美国的大规模抗议（第六章）就知道了。根据它自己的报告，福特基金会项目最终授权给“某些”非洲裔美国人，但几乎都是从那些精英（主要是白人）大学的项目中吸取，进一步加深和加宽了那些大学和历史悠久的黑人学院之间的鸿沟。更有甚者，福特的项目趋于保持向白人学生倾斜——根据资助的相对比例。甚至在黑人学生中，项目也最终创造了一种黑人奖学金网络，这是更广泛白人网络的一个小型版本。

毫无疑问，根据基金会项目的影响力，连续存在和最持久的东西是网络：它小心翼翼地建构和培育、成熟以及发展，被给予了最煞费苦心的关注。最终，网络成了目标，而不仅仅是通向目标的一个手段。它的生产、维护和“正常”的运作和活动构成了权力技术。正是在此网络内，概念或是被最初发展，或是被指派和阐述、提炼和包装，作好准备给实践者使用。这一点在第八章中得到最为清晰的显示，一个理论已经存在了好些时间，但只有联合强大的基金会网络和催化性的事件——如冷战的结束以及 2001 年“9·11”针对纽约和华盛顿的灾难性恐怖袭击的基础上，才能够突破进入主流学术界和政治。而正是这些催化性的事件，加上网络化的产品和思想的提炼，制造了强有力的政策转移，以及重新界定了美国对待国内社会和全世界的态度。另一个很清楚的案例是关于 1941 年 12 月“珍珠港事件”中日本的侵略；密集的自由国际主义者网络，由基金会、智库和其他培育了二十年甚至更久的组织构成，制造的概念、态度、理论，以及政策导向与“公开”的话语，在“珍珠港事件”之后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催化性的事件并不能保证任何特别的结果。强大网络的作用是在事件之后来解释世界，并且向美国公众推销他们对于原因和结果的设想，为未来政策吸取教训，以及推动具体计划的实施。

网络概念包含、结合和综合了“公共”和“私人”领域、“社会”和“国家”。网络是一种合金——既不是完全公共的也不是私人的，而是一种复杂的混合体，一种杂交的形式，特别对于以“弱小”国家为特征的社会。本书展示了基金会和美国两者之间的联系和渗透如何密切。确实，基金会和其他进步时代的“私人”精英们运作于选举政治和国会之外，或者围绕它们运作，并且直接和联邦行政机构合作。因为基金会把国家看作是负责任的公民、公民爱国主义真正精神的体现，想使之现代化、使之强大、使之更为有效地治理一个越来越复杂的美国和使一个“危险的”世界变得有序。本书中提及的慈善基金会都是这种态度和趋势的全权代表，葛兰西式“国家精神”和网络化权势集团的一部分，容纳了几个相互关联和思想相似的成分，更不要说它们之间还有一个“旋转门”（第二章）。它们也被认为是围绕它们的劳动的一个分支，每一个都在建立美国霸权过程中“被指定”了一个特别角色。

基金会是“独立于”国家的这个看法必须要被审视。这里呈现的证据强烈地建议这一点。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些事实：“独立”的神话在基金会的生活中有某些“现实”依据。它们选择做它们想做的；它们也可选择做其他的。在它们的日常生活中，基金会理事和官员并不接受国家的指令，它们也不会发布指令给其他任何人。实际上，它们所拥有或者将它们如此紧密地与国家联系在一起的是比任何官方指令更为有力和重要的东西：它们与国家以及权势集团的其余部分有一种有机的统一，骨子里有一种共同的世界观，构成了这样一种确信，即美国是一个具有优越思想、文化和经济制度的社会，命中注定领导世界，这也是其应尽的责任。

因此，基金会与国家的关系并不是一种阴谋——它可能相当神秘地在“幕后”运作，但它不是一个犯罪公司。然而，它是非常不民主的，因为它赋予“合适人选”以特权，通常那些人具有“合适的”社会背景和态度。很显然在美国这样一个开放社会中会产生令人不快的影响，在那里等级和背景被认为不会构成利益表达的障碍。这同样也破坏了责任的规则，因为基金会精英并不通过选举或选出的代表来运作。

在推销自身是独立的方面，基金会同样声称它们游离于商界和市场之外。然而它们的理事几乎完全从企业界的高层招募——华尔街（早已）在福特、洛克菲勒和卡内基基金会中大量存在。尽管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但却破坏了基金会的自身形象，因为它本应超脱于商界之外。实际上，它们根本不可能脱离商界：它们的领导是商人，它们由实业家创立，并且它们投资和接受资本全球化所带来的收入。然而，神话也有一些“现实”。基金会接受的收入可能被投资在很少或几乎没有可能成功的计划上。基金会作为非营利组织，能够承担商人在竞争性市场不可能或不太可能承担的风险。但这也许意味着就像某些人所认为的，基金会有点像风险资本家。

这引发了一个相关的问题。本书中如此不同和相互具有竞争性的三大基金会难道不是经过挑选的吗？这增加了施予它们身上承担更小风险和“获取”更多收益的压力——比它们的“同行”基金会产生更好的结果。毫无疑问以上大量证据表明这不是一个新问题。有一定程度的“慈善嫉妒”；对人类行善是严肃的事业，大多数被认为是创新和成功项目引路者的那些人会感到自豪。但本书关注得更为广泛——试图描绘出一幅“全景图”，呈现详细的案例来说明一个世纪以来美国慈善基金会的显著特色。然而，这并不是说基金会是完全相同的，而是指出模糊区分的界限只是这里所采用方法的一个附产品，契合了本书的目的——在一个长时段来考察三大基金会活动和影响的整体画面。

即使如此，有一个隐含的声明使三大基金会更为团结而不是分裂。受自由国际主义所迷惑，它们的联系通过定义它们的反对者为落后外貌的、狭隘思想的或地方色彩的被放大了——其实任何一个左派或右派的人都会反对美国的干涉主义和建立帝国的企图。这包括 1940 年的罗伯特·林德， 1940 年，他警告说通过集体领导的战争动员对于公民自由的危险；对于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查尔斯·比尔德的边缘化，是因为他曾经批评美国在 30 年代后期日益增加的好战行径；还有非裔美国人在 50 年代支持非洲的独立；以及 70 年代智利的马克思主义左派。赖特·米尔斯计划中的研究《文化工具》在寻求福特的资助时也遭到了拒绝，因为它惧怕这会成为“另一个权力精英”，对美国的权力结构和全球性后果进行激烈批评。正如本书所详述的，这些案例应被视为阐明了对于智库及大学项目的非常巨大和扶持性的资助，广泛地推进了自由国际主义事业。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基金会对于研究和研究者的影响的特点。这里所采取的方法有时会被认为暗示基金会“愚弄”或“教唆”研究者或者以其他方式干涉研究结果。没有证据表明福特、卡内基和洛克菲勒基金会曾经从事这类活动。本书也没有就此目的作出声明。实际上，本书完全支持哈罗德·拉斯基所采用的方法，当他说明基金会并没有控制研究时说：“影响范围之内有无处不在和改变一切的资助仅仅是个事实。”而且，拉斯基认为，“基金会并不具有控制性，原因很简单，用直接和简洁的话说就是，它们没有必要这么做。它们只要向整个大学界间接表明它们思想的方向，就会发现它一直微妙地吸引着思想罗盘的角度”。关键之处在于，基金会是从结构上，以技术官僚的方式，自上而下地运作，而很少（如果有的话）从微观上来管理研究和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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