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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邮报》前发行人凯瑟琳自传,一部媒体人视角的美国现代史

曾梦龙 · ·

“在这样的重重围困下,我们最好的做法就是继续调查下去,四处搜寻确凿证据,抓住细节,准确无误地报道我们的发现。”

作者简介:

凯瑟琳·格雷厄姆,华盛顿邮报公司前发行人、董事会主席,被中肯地称为“美国新闻界最有权势的女人”。

她身处的大时代,影响历史走向的关键事件频出,也是传统媒体的颠峰时代。作为美国主流大报的掌舵者,她是那个时代不可或缺的当事人和记录者。她曾与十二任美国总统谈笑风生,与各界精英私交甚笃,小布什曾说:“总统们来来去去,而她知道他们所有的一切”。

1997 年,她将一手打造的媒体帝国交给接班人,动手写就这部经典之作,并于次年荣获普利策奖。

译者简介:

萧达,河北大学毕业。译有《股价为什么会上涨》等图书。

书籍摘录:

第二十三章(节选)

8 月 1 日,“水门事件”过去一个月后,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联合署名的首篇重要报道发表了,文章阐述了五名窃贼和总统竞选委员会的关系。三周之后, 8 月 22 日,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迈阿密举行,尼克松总统风光无限地再度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接下来的一周,尼克松明显试图宣布“水门事件”已吿终结,声称总统的法律顾问约翰·迪安(John Dean)已经彻查非常闯入事件,并说道,“我可以直接断言,他的调查表明没有任何现任的白宫工作人员和本届政府人员牵扯到这件极为怪诞的事件中。真正使人痛心的是,你们试图掩盖这一点。”同样地,我们后来才从约翰·迪安的证词中得知,直到总统做出那段声明前,迪安对于“自己的”调查闻所未闻。真是不可思议。

9 月 15 日,联邦大陪审团(federal grand jury)起诉原初的五名窃贼,以及两位前白宫助理霍华德·亨特和戈登·里迪。就在同一天──只是两年后此事才曝光──尼克松要求他的两名助理,白宫办公厅主任鲍勃·哈尔德曼和约翰·迪安,以经济报复来威胁《邮报》:“它就要惹祸上身了……关键是《邮报》将会因为此事惹上糟糕至极的麻烦。他们有家电视台……而他们就要续签经营许可证了……这里就要有好戏上演了……这场游戏必须玩得粗暴野蛮些。”至于我们的律师,尼克松说:“选举过后,我不会希望自己身处爱德华·班尼特·威廉斯的位置。我们会好好招呼这个混蛋,相信我。我们会的。我必须这么做,因为他是个坏蛋。”

两周后,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发表了影响重大的文章,刊登在《邮报》头版。他们查出莫里斯·施坦斯(Maurice Stans)的保险箱中有一笔秘密基金。莫里斯是前任商务部长,时任总统竞选委员会财务主管。秘密基金由五人掌管,用于收集民主党的情报,约翰·米切尔便是这五人之一。新闻报道由此触及了新的高度;米切尔本人被牵涉其中,不仅包括他在竞选委员会担任新职务期间,还包括他过去仍旧任职司法部长时,因为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调查发现,米切尔自去年便开始授权调用这笔基金。

总统竞选委员会狡诈地否认了这篇报道──活灵活现。委员会的新闻助理告诉伯恩斯坦,“这项指控没有丝毫的事实依据”,为了查明真相,伯恩斯坦直接打电话给米切尔,米切尔当时身在纽约的酒店里,亲自接听了电话。卡尔告知了他那篇报道的内容,他高声惊呼,“天──啊!”感情如此强烈,卡尔甚至觉得这是“某种原始的呐喊”,心想米切尔也许是在电话那头晕过去了。卡尔给米切尔朗读了报道的前两段,米切尔打断了他,仍旧叫嚷着说,“这些都是胡扯,你要把这篇文章登在报纸上?它们都已经被否认了。如果文章刊登的话,凯蒂·格雷厄姆的奶头会被大型绞干机绞住的。天啊!这是我听过的最令人作呕的事情。”

伯恩斯坦目瞪口呆,给在家中的本打电话,将米切尔说过的话和盘托出,还讨论着将其附加在已然完成的文章中。本告诉卡尔可以引用所有原话,除了提到我的“乳头”的那句。那句话被改成了,我“会被大型绞干机绞住的”。本觉得卡尔不必事先请示我。后来,卡尔告诉我,“凯瑟琳,这个主意太好了,根本不必同你商量。”我认可本的做法。事实上,在报纸上读到那句话后我错愕不已,但更令我震惊的是得知了米切尔的原话。话里的威胁和含义充满了人身攻击和无礼冒犯。次日,我偶然碰到了卡尔,便询问他是否还有其他事情要告诉我。

米切尔这次确实是乱发脾气,尤为古怪的是,他叫我“凯蒂”,从来没有人这样称呼过我。鲍勃后来注意到,米切尔的评论代表了尼克松班底的错误看法──我在发号施令,主导“水门事件”文章的刊载。他觉得这很有趣。不管怎样,这段言论载入了“水门事件”的历史,是我同这次事件主要的公开联系。后来,在“水门事件”结束前,我收到了加利福尼亚的一名牙医送来的绝妙礼物。他用平时拿来补牙的金质材料精心制作了一架小绞干机,配有微型把手和传动装置,转动起来就像是普通的旧式洗衣机的绞干机。此后不久,阿特·布赫瓦尔德(Art Buchwald)送给了我一个精巧的金质乳房,用来配那架绞干机。我偶尔会用项链把它们穿在一起,戴在脖子上,后来有记者威胁说要将此事告知玛克辛·柴郡,我便不再这样做了。

10 月,整个事件的节奏开始加快,《邮报》刊登了两篇文章,政府为此对我们勃然大怒。第一篇刊登于 10 月 10 日,文章将原初的非法闯入描述成了大规模的全国范围的政治间谍和政治破坏活动的一部分,活动的目的是保证总统获得连任,策划者是白宫和竞选委员会的官员。总统竞选委员会的主要发言人将这一观点斥为“无中生有,荒唐不堪”。

在白宫发布清晨简报时,尼克松的新闻发言人罗纳德·泽格勒指责说,“正在刊登的那些报道依据的不过是道听途说之言,含沙射影之事,它令无辜之人牵连受罪……毋需多言,本届政府绝不容忍个人的破坏、间谍和监视活动。”当日下午,取代约翰·米切尔接任竞选委员会主席的克拉克·麦格雷戈(Clark MacGregor)召开新闻发布会,期间没有接受任何提问,只是宣读了一份准备好的声明。他说:

如今,《邮报》的可信性已经掉落在乔治·麦戈文之下。
借由影射、谣传、未经证实的指控、匿名消息源和耸人听闻的大标题,《邮报》恶意地试图制造白宫与“水门事件”之间存在直接关联的假象──《邮报》知道这项指控是虚假的,数次调查也已经证实了它的荒谬。
《邮报》的做法本质是伪善的,它那著名的“双重标准”如今已经褪去了所有的遮掩。

这一声明和泽格勒的言论成为了猛烈抨击我们时,仅有的两套说辞。

毋庸置疑,我极度反感这些言语攻击,事实上还觉得它们难以理解。我一直记得《战争与和平》中的一个场景:一名士兵遭到携有刺刀的敌人的追杀,心想,“他真的想要杀死我,杀死这个被母亲深爱着的我吗?”

参议员鲍勃·多尔(Bob Dole)加入了抨击者的队列,声称读到的“水门事件”报道是“乔治·麦戈文及其抹黑同伙《华盛顿邮报》策划的一系列毫无事实依据和实质证据的指控”。多尔还煽风点火地补充说:“考虑到麦戈文目前的竞选活动面临的困境,麦戈文先生似乎已经特许《华盛顿邮报》的编辑们开展媒体攻击,而编辑们也和他们的候选人一样,步伐稳健地沿着卑鄙的竞选之路前进着。”

本保持着一贯的冷静,深知这种言语攻击的相互配合用意何在,很快便响应记者们的呼声,发表了自己的声明:

克拉克·麦格雷戈的新闻稿和《华盛顿邮报》的关于总统竞选委员会的种种报道孰是孰非,时间自会做出裁决。就目前而言,我们只需说明,本报针对这些活动所做的调查性报道中,没有任何一项事实被证明属于伪造。麦格雷戈和其他政府高官声称这些报道是“一派胡言”,《邮报》居心不良,但这些白纸黑字记录下的事实却没有受到相反证据的挑战。
电影《总统班底》海报,来自:豆瓣

10 月 24 日,多尔再次发起攻击,在巴尔的摩的演讲中──据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统计── 57 次提及《邮报》。其中有:

本次竞选活动中,最臭名昭著的政治丑闻是《华盛顿邮报》厚颜无耻的行径,尚没有取得知识阶级的特权(benefit of clergy,初次犯罪可免予判刑──译者注),他们便处理起了麦戈文竞选活动的内务……
《邮报》在客观性和可信性两方面的声誉已经跌落谷底,它们几乎已经从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行情板上一同消失了。
在文化和社交上,麦戈文的幕僚与《邮报》的高管和编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属于相同的精英阶级;他们在同一个高档社区比邻而居,并在乔治城的聚会上亲密攀谈。

这并未起到作用,次日,《邮报》刊登了第二篇影响重大的文章。文章以伍德沃德与主要消息源的会面为依据,指明第五个有权支配用于从事阴谋活动的现金基金的人正是总统的办公厅主任H·R·哈尔德曼。当记者们将总统的会议秘书德怀特·查宾(Dwight Chapin),与秘密基金联系了起来时,他们不得不设法向美国人民解释查宾的身份背景,以及他每天都能见到总统的事实。要确认秘密基金同白宫中的当权人物的关联殊为不易。然而,第二篇报道──连同横跨两栏的大字标题,“有证据表明尼克松的高级助手与秘密基金有关”(Testimony Ties Top Nixon Aide to Secret Fund)──全然不同。这一次是哈尔德曼,他是华盛顿仅次于总统的最有权势之人,也是总统的至交密友和左膀右臂。这篇文章将会把“水门事件”的线索直接引向白宫的前门。

报道文章指出,联邦调查人员完全清楚哈尔德曼参与其中,而他们获知此事的来源就是联邦大陪审团审理案件时取得的宣誓证言。在这篇世人瞩目的文章里,记者们不幸犯下了长达数月的报道中仅有的几个错误之一。文章的实质内容真实无误;错误不在事实,而是假设。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推想,总统竞选委员会前任财务主管和哈尔德曼的前任助手休·斯隆(Hugh Sloan)必然已经告知大陪审团秘密基金的事情。事实上,斯隆与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谈论过秘密基金的事情,而他唯一没有向大陪审团说明此事的原因就是尚未被问及此事。次日早晨,斯隆通过律师否认了《邮报》的报道,舆论哗然,罗纳德·泽格勒在白宫进一步谴责《邮报》,明确否认了那篇报道,指责《邮报》怀有政治动机,还抨击本·布莱德里是反尼克松分子。

《邮报》感受到了广泛的消极影响。哈里·罗森菲尔德直至截稿日期时还在编辑那篇特别报道,他相信与哈尔德曼有关意味着尼克松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哈里说道,“倘若哈尔德曼在做这件事情,那么,尼克松肯定就在做这件事情。哈尔德曼与尼克松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哈里为记者们在报道中犯错而愤怒不已。他和霍华德·西蒙斯商量着挽救之法,同时还疯狂地寻找着不知去向的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两人原来是去见出版社,讨论他们计划撰写的关于“水门事件”的著作了。终于找到他们后,这两名记者和罗森菲尔德直接去了法院大楼,罗森菲尔德在了解到更多信息前,拒绝收回那篇报道。次日,我们的确收回了报道中部分内容──斯隆告诉了大陪审团哈尔德曼与秘密基金的关系──但报道的实质内容没有改变。

电影《华盛顿邮报》海报,来自:豆瓣

我感到身陷四面楚歌之境。总统竞选委员会和政府部门上上下下的人对我们持续不断的攻击开始奏效,并发挥影响。不夸张地说,这几个月里,要求《邮报》停刊关门的言论激烈而令人心神不宁。然而,无论被披露出来的真相多么不可思议,证明其准确性的真凭实据始终是支撑我们坚持下去的东西。

许多朋友们都为我们的报道困惑不已。乔·艾尔索普一直在规劝我。此外,大选前夕,我在某个大型招待会上偶然碰到亨利·基辛格,这次会面让人有些难堪。“怎么回事儿?你不觉得我们会赢得连任?”亨利询问我,看起来很是气恼。我向他保证,我和其他人一样能够读懂压倒性的民意调查结果,丝毫不曾怀疑尼克松会再度当选。亨利后来告诉我,他从未参与过任何牵涉到威胁媒体的正式讨论,但知道尼克松意图在大选过后寻衅报复。也许这就是他提醒我的方式。不管怎样,亨利的激烈言辞背后蕴藏的含义加剧了我的紧张不安。

读者们也在写信给我,指责《邮报》用心险恶,新闻工作糟糕,缺乏爱国精神,为了向人们报道新闻而不择手段。对于在《邮报》工作的我们而言,那是一段尤为孤独的时期。其他组织开始报道“水门事件”,但我们遥遥领先,他们望尘莫及;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独享了大多数消息源。新闻通讯社和美联社发出了我们的报道,但大多数报纸甚至没有刊登它们,或者将它们隐藏在了最末几个版面。霍华德过去常常打电话给全国各地的编辑朋友,说他们错过了某某重大新闻。一则独家新闻通常只能保持24小时,之后大家便会蜂拥而上展开报道,因此,我私下里有时会禁不住去想,倘若这则新闻如此价值非凡,那么,其他人都去了哪里。

总统将全部怒火都倾泻到了《邮报》身上,这种情况始终令人恐慌不安。有时我会怀疑,面对这样一个完全对立、蓄意伤害我们的政府,我们是否能够再承受四年的煎熬重压。后来,我写信给以赛亚·伯林说,“每每想及要再忍受白宫那帮家伙四年的捶打,我就感到难以言表的沮丧。”我禁不住会去猜想,待到事情尘埃落定时,我们所有人的境遇──包括《邮报》──会是怎样。在这样的重重围困下,我们最好的做法就是继续调查下去,四处搜寻确凿证据,抓住细节,准确无误地报道我们的发现。


题图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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