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
用户隐私争议越来越大,科技大公司的商业模式会受到挑战吗?
任何寄希望于新规定的野心都有可能因为科技行业的现实问题而碰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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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金山电 — 当代互联网建立在这样一个讨价还价的基础之上:只要交出自己的真实信息,你就可以在数字世界自由地进行搜索或分享。
人们在 Facebook 和 Google 上不厌其详地列出各自的兴趣爱好以及痴迷之物,由此生成了一条可供收集、为广告所用的数据河。Facebook 和 Google 因此富得流油,用户们似乎也很高兴。在这样的背景下,隐私就像被逐渐淘汰的放血疗法和送奶工,成了一种过时的概念。
Facebook 和 Google 所提供的免费服务就建立在这种监控消费者的模式之上。眼下,这种模式正为来自欧美地区的用户、监管部门以及立法部门所诟病,并逐渐演变为一场危机。处于漩涡中心的,正是一直采用“打鼹鼠”式的被动措施应对假新闻肆虐和个人数据滥用等问题的互联网行业。
曾与特朗普竞选团队合作的选民分析公司 Cambridge Analytica 被曝出非法收集 5000 万 Facebook 用户信息的丑闻,引发了当下这场轩然大波。而有关整个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非但无助于社会发展、反而不断拖后腿的指控与争论,也早已持续数月之久。
这也引发了是否对 Facebook 和 Google 采取更严格管控措施的广泛辩论。最极端的观点甚至异想天开地认为,它们应该转变为公共事业机构。有人提议,这两家公司应该选择无害的商业模式:减少对广告的依赖、更加侧重于订阅服务。问题在于:它们为什么要放弃获利丰厚的广告业务呢?
麻省理工学院互联网政策创新研究(Internet Policy Research Initiative)项目主任丹尼尔·J·魏茨纳(Daniel J. Weitzner)表示,国会可能会通过有针对性的立法来限制消费者数据在特定领域的应用。例如,参议院可能会提出要求加大网络政治广告透明度的议案。
火狐浏览器背后非营利组织 Mozilla 的首席营销官亚莎·凯卡斯-沃尔夫(Jascha Kaykas-Wolff)指出,还有很多渠道采用了类似的商业模式。同 Facebook 和 Google 相比,那些广告商和大型技术平台收集的用户信息要少得多,但它们依然能够利用这些信息,并向消费者推送更有针对性的广告。
凯卡斯-沃尔夫在谈及网络营销人员时表示:“他们就是在收集所有的数据,试图从中找到能带来增长的神奇算法。”上周,Mozilla 决定停止在 Facebook 上投放广告,称 Facebook 通过默认的隐私设置获得了太多的访问权限。
最有可能发生的转变是,受到此次风波惊吓的互联网公司愿意接受几条新规,并为加大透明度多费一些心思。美国国会也将会举行相关的听证会。
另外,这场风波更有可能在欧洲而非华盛顿持续发酵:欧洲监管机构已经对侵犯隐私的事件做出了严厉打击,目前正在审查数据在网络广告中所发挥的作用。
欧盟司法、消费者和性别平等事务专员维拉·朱罗瓦(Vera Jourova)表示,Cambridge Analytica 事件不单单是对私人数据的侵犯:“这个问题要严重得多,因为我们从中看到了它对民主以及民主多元化形成的威胁。”
免费网络服务利用个人信息定制了他们所看到的广告——尽管很多人对这种机制有一个大致的理解,是最近的论战才将它彻底揭露在公众面前。
消费者看似无害的行为——诸如“点赞”——会被偷偷地分门别类,并对他们的行为产生影响。而利用这些数据的绝不仅仅只有身份不明的第三方。Facebook 本身也直接参与了总统竞选活动的定向广告投放,并在公司的一份案例研究中将这些服务描述成是在“影响选民”。
“一想到自己的数据可能被利用并在不知不觉间影响了 2016 年选民,人们就感到非常沮丧,”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信息技术与公共政策教授亚历桑德罗·阿奎斯蒂(Alessandro Acquisti)表示,“总统选举与每个人的生活以及社会福祉休戚相关,如果你的个人信息会对此产生影响,或许隐私终究还是很重要的。”
在采访中,扎克伯格和 Facebook 首席运营官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似乎接受了加强隐私监管的可能性——这在几个月前似乎还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但一些行业组织高管也警告称,任何试图限制使用消费者数据的做法都将危及以广告业务为支撑的互联网商业模式。
华盛顿行业组织信息技术产业理事会(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Council)首席执行官迪恩·C·加菲尔德(Dean C. Garfield)指出:“这种做法相当于在破坏广告行业的一个基本概念——接触对某一特定产品感兴趣的消费者。”亚马逊、Facebook、Google 以及 Twitter 均是该行业组织成员。
如果说对 Facebook 和 Google 的猜疑在美国尚属一种相对较新的看法,欧洲的情况则截然相反:出于一些历史和文化原因,这种怀疑早已在欧洲根深蒂固,一直可以追溯到纳粹盖世太保、苏联占领东欧和冷战时期。
“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拐点上:对于科技的乐观主义浪潮逐渐被日益加剧的恐慌取代,”开放社会欧洲政策研究所(Open Society European Policy Institute)所长希瑟·格拉贝(Heather Grabbe)表示,“现在是欧洲人向政府寻求保护和索要答案的时候了,与美国人相比,欧洲人不太可能会依赖市场来解决这些失衡问题。”
欧盟将于今年 5 月实施名为《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s)的新隐私法。依据新规定,个人数据是私人财产,归私人所有。如需对数据进行任何应用,必须通过书面形式用语意明晰的语言而非法律术语征求信息所有者的同意。
目前,欧洲执行的仍是 1995 年推出的《欧洲数据保护指导》。欧盟委员会发言人梅拉尼·沃恩(Mélanie Voin)称,新的保护规定将比当前正在实施的指导更具效力。例如,公司遭遇涉及个人数据泄露的问题时,必须在 72 小时内通知数据保护机构,并将面临着高达 2000 万欧元或占公司年收入 4% 的罚款。
今年 1 月,Facebook 首席执行官桑德伯格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一次演讲中表示:“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只达到 G.D.P.R.(《一般数据保护条例》)要求,我们要做得更多。” Google 拒绝对此置评。
美国没有类似《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的消费者隐私法。多年来,隐私保护组织一直在努力推动类似的立法进程。这些保护组织表示,近期的一系列事件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动力,而他们也打算向欧洲学习、寻找维护隐私的灵感。
“有了新的欧洲法律,监管机构首次拥有了真正的执法工具,”华盛顿非盈利组织数字民主中心(Center For Digital Democratic)执行董事杰弗里·切斯特(Jeffrey Chester)说,“现在,我们有办法可以让这些公司承担责任了。”
然而,任何寄希望于新规定的野心都有可能因为科技行业的现实问题而碰壁。
网络服务能够追踪消费者、并对他们的财务、健康状况以及其他私密细节做出推断,从而向消费者展示基于行为的广告。而这种能力一直都是隐私权倡导者、甚至美国一些监管机构所忧虑的问题。他们警告称,这种微定位(microtargeting)可能会导致不公平的分类,或是将某些群体排除在外。
例如,2010 年,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提议,要求网络服务商为消费者提供一项名为“禁止跟踪”(Do Not Track)的新选项。两年后,奥巴马政府推出了《消费者隐私权法案》(Consumer Privacy Bill Of Rights)的蓝图,希望能让美国公民对公司从他们身上收集的数据以及这些数据的使用拥有更多的控制权。
行业组织辩称,收集个人详细信息并不会对消费者造成伤害,阻碍数据收集的做法也不利于创新。根据他们的说法,广告行业只是打造了一个程序而已。尽管消费者无法阻止程序收集自己的数据,但他们可以通过设定,不允许定制化广告使用这些数据。
互动广告局(Interactive Advertising Bureau)是一个行业组织,它的首席执行官兰德尔·罗森伯格(Randall Rothenberg)表示:“你很难建立起联邦监管体系——除非有证据证明,目前的情况要归咎于市场失灵、而非个别公司的问题。”
没有一个隐私问题能够持续超过一两个新闻周期,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反倒强化了 Facebook 和 Google 的商业行为。而人们除了 Facebook 和 Google 之外也没有其他选择。由此也使得这些公司相信,数字隐私不再是一个重大问题。
倘若当下的愤怒和骚动在未能促成有意义的转变前就得以平息,批评人士担心,这些问题可能会变得更加根深蒂固。一旦科技产业遵循逐利的原始欲望,它的透明度将会变得越来越低。
而这也将阻碍人们对于社交媒体以及政治观点之间关系的形成一种长远的理解。在德国、缅甸、斯里兰卡、美国,以及世界上的很多地方,这都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雅克·德洛尔研究所(Jacques Delors Institute)的德国数字经济研究员保罗·贾斯珀·迪特里希(Paul Jasper Dittrich)表示:“要想了解民粹主义与 Facebook 之间究竟是如何相互作用,就需要给予研究人员更多的访问权限,而不是去加以限制。”
硅谷不愿意分享当前的所作所为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它对自身深信不疑,甚至认为根本没有讨论隐私问题的必要。技术领域通常更倾向于采用科技的手段解决所有问题。
“如果 Facebook 和 Google 只对如何最大化利润感兴趣,我们就可以对它们进行监管,”劳工权益组织 Tech Solidarity 负责人马西伊·切格洛夫斯基(Maciej Ceglowski)表示,“但是,无论初衷有多好,人们还是有可能破坏那些不易修复的事物。就像小孩开推土机那样,他们根本想不到自己会造成怎样的损害。”
翻译:熊猫译社 唐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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