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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新问题,是它遭遇的俄罗斯间谍可能比冷战时期还多

Ellen Barry · ·

“给人的感觉就是,俄罗斯和西方在地缘政治上进行竞争。在目前的情况下,使用间谍的成本相对便宜,而且也相对有效。普京就是这样统治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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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伦敦电 — 2014 年,从莫斯科逃亡到伦敦的俄罗斯反对派人士弗拉基米尔·阿舒尔科夫(Vladimir L. Ashurkov)松了一口气。在数月的时间里,他不管走到哪儿都会被克里姆林宫的情报人员跟踪,最严重的是,他的住所遭突击搜查的画面被放到电视台播出了。现在他终于放下一切警惕,消失在肯辛顿人潮涌动、充斥着各国口音的迷人街头。

但是 6 个月之后,他发现仍然有人在跟踪自己。

一位旧友从俄罗斯带回了令人不安的消息:在莫斯科,他被安全官员盘问与阿舒尔科夫在伦敦咖啡厅私密对话的细节。在伦敦生活期间,阿舒尔科夫会条件反射式地寻找身边有无俄罗斯间谍——流亡者聚会上独坐一隅的黑衣男子、晚宴上被传是告密者的熟面孔。

他说:“即使你从莫斯科逃到伦敦也无可奈何,他们的手很长。”

英国前情报官员表示,俄罗斯现在部署在伦敦的情报人员,比冷战高峰时期还多。他们奉命执行多种任务,包括与英国政治人士建立联系。不过,这些间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密切留意数百名重要的俄罗斯人,无论他们是普京的盟友或是反对者。这些俄罗斯人都是受到伦敦房地产市场和银行体系的吸引,来到英国生活的。

两周前,俄罗斯前双面间谍谢尔盖·斯克里帕尔(Sergei V. Skripal)及其女儿在英国街头中毒一事,使英国政府承担了很大压力,外界都寄望他们出手管制俄罗斯在英国部署的庞大特工群体。

俄罗斯反对派人士弗拉基米尔·阿舒尔科夫,于本周末摄于伦敦西区。图片版权:Andrew Testa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英国当局曾经投入大量资源来跟踪苏联特工在境内的活动。不过,根据 2010 年从英国电子情报机构政府通信总部(Government Communications Headquarters)退休、目前执教安全威胁课程的约翰·贝利斯(John Bayliss)所说,近年来恐怖主义威胁成为英国政府的当务之急。面对俄罗斯不断扩大的间谍活动,军情五处(MI5)心有余而力不足。

“俄罗斯现在部署在伦敦的情报人员,比冷战高峰时期还多,这基本上是公认的事实,”他说,“在冷战时期,俄罗斯人很难在英国各地移动,他们被限制在伦敦以外的地方。但现在,他们几乎可以自由活动,去他们想去的任何地方。我们没有足够的人手随时跟着每个人。”

伦敦也是一些商业情报收集公司的大本营,比如前英国军情六处特工克里斯托弗·斯蒂尔(Christopher Steele)就在此设立了一家公司,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普京关联的卷宗就是出自他之手。俄罗斯政府对这方面的活动和资源非常感兴趣。

布拉格国际关系研究所(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俄罗斯问题专家马克·加莱奥蒂(Mark Galeotti)表示,普京年轻时曾是克格勃(K.G.B.)特工,最早被派往东德的德累斯顿(Dresden),在那里他负责调遣间谍人员窃取科技机密、抹黑或招揽有影响力的人物,活动辐射东德和西德两地。成为国家领导人后,他扩大了俄罗斯驻外情报人员网络,使其“达到甚至超越冷战时期的水平”。

“给人的感觉就是,俄罗斯和西方在地缘政治上进行竞争,”他说,“在目前的情况下,使用间谍的成本相对便宜,而且也相对有效。普京就是这样统治国家的。”

过去 10 年间,大批普京大大小小的批评者在英国获得政治庇护,并无缝融入“伦敦格勒”(Londongrad)。根据一位当地居民的解释,在这个地方,度假的政府官员与在反对普京的集会上发表演讲的异见小说家亲切共度晚餐的情景屡见不鲜。

英国正在对谢尔盖·斯克里帕尔及其女儿尤丽雅中毒事件展开调查,军方人员于周一移走了索尔兹伯里市附近的一辆汽车。图片版权:视觉中国

一位匿名的前英国情报官员描述“伦敦格勒”时称:“普京的很多朋友、前任朋友、敌人、盟友都在这个富人区打转。”

他又补充道:“当然,其中一半的人都将自己的孩子送到了英国的私立学校。”

在接受采访时,很多生活在伦敦的俄罗斯“大人物”都表示,他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自己遭到克里姆林宫的严密监视。

曾在俄罗斯公开批评政府贪腐的手机大亨叶夫根尼·奇奇瓦尔金(Yevgeny Chichvarkin)于 2009 年逃亡到伦敦,他后来被俄罗斯方面指控实施绑架和诈骗。奇奇瓦尔金接受采访时,身穿时尚复古的粉色羊毛开衫和花哨的马裤,他在伦敦梅费尔区(Mayfair)开了一家名为“享乐主义”(Hedonism)的红酒商店,店内出售的陈年白兰地一瓶标价 34 万美元。

奇奇瓦尔金表示,他到英国后不久,就发现自己受到监视。有一次,他注意到有 2、3 名男子在距离他的住所大约 100 码(约合 91 米)的地方停留了数个小时。仔细观察他们后,他发现这些人在盯梢时靠剥食葵花子打发时间,而这个习惯在俄罗斯乡村地区的男子中极为普遍。

他说:“施季里茨来了。”施季里茨是 1973 年以纳粹德国为背景的电视连续剧《春天的十七个瞬间》(Seventeen Moments of Spring)中的英雄人物,铸就了克格勃特工在荧幕上的经典形象。

2009 年从莫斯科逃亡至伦敦的叶夫根尼·奇奇瓦尔金,摄于他在伦敦梅费尔区开设的红酒商店。图片版权:Andrew Testa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不过,奇奇瓦尔金还是认为栖身英国总比在俄罗斯更有安全感,在 2015 年俄罗斯知名的反对派领导人鲍里斯·涅姆佐夫(Boris Y. Nemtsov)被暗杀后更是如此。他说,俄罗斯间谍至少会在英国国土上稍为克制,“在莫斯科,他们可是会用枪的”。奇奇瓦尔金还表示,他对英国的治安和法治印象深刻。

他说:“我觉得英国比欧洲其他国家要更安全。”

曾在俄罗斯监狱服刑 10 年的俄罗斯富豪米哈伊尔·B·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B. Khodorkovsky)去年获得了英国的政治庇护。他在伦敦生活期间从不带保镖,常常被人们看到在三明治连锁餐厅 Pret a Manger 排队购买外带咖啡。而阿舒尔科夫是在 2015 年 3 月取得的政治庇护资格,他说自己“疑神疑鬼了一阵子”之后,也学会了泰然处之。

他说:“我知道,如果莫斯科方面下达了决定,那么不管你是在伦敦还是在世界任何角落,俄罗斯的安全机构都能找到你,将你杀死。不过,你不能一直想这些事。”

但其他俄罗斯的反对派人士则表示,他们一直都不敢放松,时刻保持警惕。

斯克里帕尔是继 2006 年中毒身亡的亚历山大·利特维年科(Alexander Litvinenko)后,第二名在英国境内被下毒的前俄罗斯特工。根据英国在事发近 10 年后公布的调查结果,处死利特维年科极有可能是克里姆林宫下达的决定。英国政府对此出台了克制的反制措施,被指控的两名谋杀犯依然在俄罗斯逍遥法外。

从俄罗斯移居英国 30 年,并已取得英国公民身份的投资者比尔·布劳德(Bill Browder)在国际上发起多项运动,呼吁以腐败和侵犯人权的名义对普京及其亲信实施制裁。他说,斯克里帕尔被投毒意味着他这样的人的处境变得更加危险。

“英国政府没有让俄罗斯为利特维年科之死承担后果,这制造了一个危险的局面,”他说,“如果继利特维年科后,英国政府对斯克里帕尔的事也无动于衷,那么我很有可能就是下一个遇害者。”

2012 年,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中)在伦敦市中心高等法院外向媒体记者发表演说。次年,他遇刺身亡。图片版权:视觉中国

多年来,生活在伦敦的俄罗斯反普京力量一直以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Boris A. Berezovsky)为核心,这个亿万富豪与普京决裂后,于 2003 年获得英国的政治庇护。曾与别列佐夫斯基过从甚密的蒂莫西·贝尔勋爵(Lord Timothy Bell)说,他过去常和别列佐夫斯基在公共场所见面,别列佐夫斯基会向他一一指出周围跟踪的俄罗斯特工。

“他们往往都是形单影只,”他说,“也不会做出和别人假意应酬的样子。他们就那么直直地盯着你,让人心神不宁。时间一长,你也就习惯了。”

别列佐夫斯基为此高价聘请前以色列军官和法国外籍军团(French Foreign Legion)成员担任保镖。不过,随着财富的减少,他应付起这么庞大的安全开支来也愈发吃力:贝尔表示,别列佐夫斯基的保镖数量从 6 个渐渐减少到 4 个、3 个、2 个。到 2013 年被发现死在别墅上锁的浴室里时,他的身边就仅剩 1 个保镖了。

贝尔说:“我觉得请保镖的钱花得太不值了,因为到头来他们也没能保障他的安全。”

不过事发次年,验尸官表示,他们无法判断别列佐夫斯基到底是自杀而亡还是被谋杀而死。根据奇奇瓦尔金的回忆,别列佐夫斯基对自己保镖的看法带有宿命论的味道。

他说:“他生前常说,‘他不是保镖,他是我的目击证人’。”


翻译:熊猫译社 夏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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