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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何时发生?往往是当事人对自己的身份等级产生歧义时

曾梦龙 ·

《意愿的冲撞》令人信服地告诉我们,冲突往往发生在当事人对自己的身份等级产生歧义的社会关系中。这一主张可以追溯到涂尔干的《自杀论》,而本书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 ——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芝加哥大学

作者简介:

罗杰·古尔德(Roger V. Gould , 1962—2002),生前为耶鲁大学社会学暨政治学教授。曾任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美国社会学报》(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主编,在历史社会学、社会运动与社会网络分析等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

译者简介:

吴心越,南京大学社会学硕士,现于台湾东海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研究兴趣为情感、身体与照顾伦理。

书籍摘录:

第五章  冲突与社会结构(节选)

研究社会网络中的模式及其效应的学者往往专注于小规模的环境,如民营组织、激进团体、国家机关和邻里社区,偶尔扩大到这类单位的集合,如产业、社会运动场域、政策运行的范围以及城市。但网络分析所考察的过程仍然不会延伸得太远。社会科学家则关心“大”问题和“大”现象,诸如资本主义的起源或民族国家的兴衰,他们倾向于将社会关系网络视为社会地景的形貌,这些形貌过于地方化因而难以引起他们的兴趣。社会科学家们追逐更大型的猎物。

如此狭隘地看待结构化的社会联系容易造成误导。正如“大型猎物”是复杂的互赖关系中的一部分——其中,仅仅一类昆虫的消失或扩张都可能改变整个地区的植物群,从而减少大型动物赖以为生的植物或小型动物的数量——大规模的社会过程也往往与小规模的、在地的互动紧密相连,事实上它们正由后者构成,它们只可能发生于在地的脉络中。我们所知的每一种社会现象,从耕作技术、法律体系到包含十几亿甚至更多人的世界宗教,其延续、扩展和演化都要通过现实中活生生的人传递给他人,否则,它们便会消亡。

反过来说,“技术”、“民主”、“环保主义”、“伊斯兰教”这样的名词在泛泛讨论社会转型或社会连续性时是具有启发性的,但尽管如此,它们涉及的只是抽象概念,而不是事物(things)。作为抽象概念,它们不可避免地缺乏因果性意涵。环保主义并未造成生产者和消费者行为方式的变化;而是现实中的、支持“环保主义”所概括的各项原则的人们带来了这些转变。加尔文教并未降临欧洲,改变商人和生产者组织经济活动的方式,而是加尔文及其他的改革派牧师说服他们的信徒和教民以另一种方式思考和实践他们与上帝、与世俗活动的关系(或是他们发现追随者们已经准备好要被如此说服);这些信徒和教民同样再说服他们的同伴,以此类推,从而影响了罗马天主教会的权力、各地君主的自主权,以及欧洲的经济发展。

认为新教改变了 16 、 17 世纪欧洲的政治和经济面貌是一种简化的概括方式。但通常只有当我们牢记事实本原时才能依靠这种简化的表述。一旦开始把新教或资本主义看作在世上行动的事物(就此而言,它们在欧洲发挥作用),而不是在无数个体参与(即便互相依赖)礼拜或生产的具体行动中发现某些共同特征的方式,我们就会忽视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如果认为“大萧条席卷全球”意味着一个云团般的、名为萧条的实体从一国迁移到另一国,逐渐破坏世界经济,便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事实上这是一个过程,源于某些经济体的萎缩通过大量互赖关系引起其他经济体的萎缩。

所有这些都应显而易见,即便我们需要不时提醒自己。或许不那么明显的是,宏大进程依赖于现实中的人及其实际行为,这种依赖对社会生活以及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社会生活具有系统性的影响。在冲突领域中的主要表现是某一关系中的地位竞逐(无论最终如何解决)可能会引起相邻关系中的进一步斗争,且由此触发其他冲突,以此类推——就像一家公司破产会导致其他企业失去客户从而陷入困境。如果能证实这一影响,我们就可以在讨论宏大进程之时突出它们与具体社会互动的关联。我将很快提出新的证据来支持这一观点,但在此之前我想强调某些遵循这一思路并涉及既有学术研究(因而增加了可信度)的更广泛的推论。

回到宗教改革的例子:如果新教导致北欧多地冲突这一说法是合理的,那只是由于特定的贵族和神职人员在他们自己的社会接受了改革派,并通过在地的代理人挑战了教皇权威。这种宗教改革的大型叙事经常以不同面貌出现在各个地方,并受到既存在地联盟与对立关系的重新型塑。

但宏观现象依赖于微观模式远不止于表明全局的变化会造成诸种在地表现。此外,它还意味着宏观形势作为成千上万地方性情形的产物,与后者作为前者的产物至少是相当的。然而我们却常常忽视这种相互性。人文学科的作者受限于类型化的思考,所写的往往要么是综述要么是专论。例如或者在广泛的民族国家或欧洲大陆的层面讲述宗教改革,虽然承认各地情形有诸般不同,但视之为对宏大主题的偏离;或者专注于在社群的层面讲述宗教改革,而把更大的脉络当作固定的背景。但这一背景毋宁只是其他在地情形的集合,它只在统计学的意义上是“固定”的,即独立于在地的多样性,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对宏观进程施加重大影响。但总体而言,这是一个地方性的集合,它们通过甚至更小规模的现象互相联结,例如移民、商贸和工作往来,以及面对面的社会关系。

社会关系如何将宏观进程折射到地方性情境中,中央集权民族国家的兴起是一个更加坚实的例子。根据定义,将多重环境聚合为领土国家这样的大规模组织似乎是在假定缺乏联结的地方创造联结,那么我们尤其可以在这一过程中看到它的轨迹。尽管事实有力地证明集权者并非在全新的基础上建立国家,而是基于既存的社会结构,也就是交错(即不是完全地方性的)的恩庇和势力体系。英国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半个世纪的内战最终迎来了君主立宪,它的教派特征主要源自以下事实: 16 世纪伊始,野心勃勃的贵族们利用对当地教会职位的掌控来拉拢政治主顾,并将自己依附于超越地方的庇护者。如果这些贵族的恩庇资源更为多样,不那么集中于教会, 17 世纪国王与议会间的血腥斗争可能就不会演变为天主教徒与清教徒之间的冲突。内战确有可能发生,但恩庇侍从关系就未必会根据教派划分对立双方。在国家形成的这一个案中,我们并不能把教会冲突描述为横扫地方性的社会整体层面的现象;相反,这是精英们在地方性的基础上构筑社会联结的产物。

之前我对创立美国联邦机关之首要困局的研究也揭示了某些相似性。1794年首个联邦税的征收(针对威士忌的消费税)引起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反抗,史称威士忌起义。尽管具体的怨愤是针对征税以及它将对小型酿酒者(大多自己消费而非售卖)造成的经济困境,但起义的领导者却是宾州西部政治精英中的有钱人,他们所受的经济影响十分微弱。

毫不意外,起义的领导者是在民主和反对中央集权的名义下进行抗税,而非狭隘的经济利益——事实上,精英参与抗税既和他们是否拥有蒸馏器无关,也和他们的经济地位无关。相反,关键在于精英成员在覆盖了宾州西部公部门的恩庇结构中的位置。与该地区的三位联邦官员(两名来自众议院,一名是参议员)具有恩庇关系的地方要人站在美国政府的一边;同样立场的还有那些自身的依附者与联邦没有连带的地方要人,前者的公职由他们举荐。相反,若其依附者与联邦官员也有恩庇侍从关系,精英成员就会带头反叛。简单来说,如果联邦权威的扩张会增强或无损于在地的政治地位,那么精英就会反对起义或袖手旁观;如果其依附者有可能转而效忠于新上任的联邦官员之侍从,或效忠于联邦官员本身,那么地方精英就会成为反叛的领头人。联邦制国家建设的“宏大”进程之所以造成地方性的冲突,是由于它在既有政治关系确立的格局下重新分配政治利益。同样的,只有当大部分地方都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能看到与位处中央的国家建设者发展侍从关系的好处,中央集权才能推进。每当野心勃勃的人们(无论在小城镇、国家政治体制、大小组织还是知识场域中)觉察到他们自身或潜在对手所掌握的连带关系的性质或可靠性会发生变化时,这一幕就常常上演。

罗杰·古尔德,来自:维基百科

我在上文指出,这类关系的交错意味着社会冲突中的连锁反应,比如一段关系中的扰动会改变相邻社会关系中的协定或至少削弱其稳定性。我们不难想象这一连锁反应会如何传递。当两个人发生冲突并向他们共同的朋友寻求道德支持时,这种张力我们都体验过。如果两人共同的朋友选择了相反的立场,那些此前和平的关系就受到了损害,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可能牵连更多的关系。当一个核心人物离开某一企业、教会、家族或任何类型的社会群体,他所留下的空缺往往引起众人觊觎,随之而来的混乱局面我们都见识过。在这类过程中,社会冲突会通过社会关系链传递,如同声波一般。

我认为社会网络比通常所想的影响范围更大,那么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是冲突的波纹会在什么范围内传播。要明确回答这一问题工程浩大,因为它不仅涉及多地的冲突细节,还需要传递冲突的社会关系链的详细信息。如果聚焦于在地的小规模人群,则可能引入太多的混杂因素,例如在密切的短暂接触中制造多重冲突的事件。

尽管如此,还是有证据表明存在较大规模上的冲突的波纹。除非有明显的替代机制,否则我们可以合理推断它们的中介是具体的社会关系,并探究社会网络如何在民族国家的层面上而不仅仅在社群、组织或行业的层面上结构化。下图按时序描绘了 19 至 20 世纪早期科西嘉每年的凶杀率;我们已经在第四章考察了构成这张图表的 220 件杀人案。即便没有平滑的曲线,我们也很容易看出这一百年间的总体下降趋势。在 19 世纪前三分之一的时间,科西嘉的凶杀率超过了 20 世纪晚期和 21 世纪初美国最为暴力的城市,到 1910 年下降到与美国当前的总体凶杀率相当的水平,尽管仍然远高于同时期的欧洲国家。显然,从大都市引进的刑事司法体系日益发挥作用,降低了这一时期的总体暴力发生率。


题图为电影《搏击俱乐部》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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