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当代中国人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是如何被建构的?
这本著作带领我们思考,在“南京大屠杀”的文化记忆中,我们讲述的是什么?追求的是什么?受到什么力量的左右?为建设一个面向未来和光明的族群共同体,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如何反思我们建构“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实践?——潘忠党(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传播艺术系教授)
作者简介:
李红涛(1980- ),黑龙江牡丹江人。香港城市大学传播学博士(2010),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国际文化和社会思想研究所副教授,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研究领域包括媒体与集体记忆、媒介社会学、国际传播等。出版译著两部,在 THE China Quarterly , Media, Culture & Society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及《新闻与传播研究》等期刊发表20余篇学术论文。
黄顺铭(1973- ),重庆人。香港城市大学传播学博士(2011),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研究员 ,媒介与记忆研究所所长,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兴趣包括媒体与集体记忆、荣誉社会学、新闻社会学等。出版专著《加冕:新闻评奖制度与实践》,发表 80 余篇学术论文。
书籍摘录:
相互缠绕的记忆场
南京大屠杀作为当代中国人的感情记忆,并不完全是主动纪念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外部环境——特别是日本政府及右翼势力的所作所为——的回应,而在特定政治外交议题中,南京大屠杀记忆也被调用以激起民族情绪或爱国主义情感。套用孙歌的表述,南京大屠杀记忆或纪念的强度,折射出中国人对日本右翼愤怒的程度和中日“感情创伤方面无法修复的鸿沟”之深度。朱成山认为,南京大屠杀发生以来,中国曾对这段历史进行过三次固化。第一次是 1946 — 1948 年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和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南京审判)对日本战犯的审判,第二次是 1982 年之后的“建馆立碑编史”,第三次则是 2014 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设立。这些节点上南京大屠杀的记忆/纪念图景,不仅与国内政治文化情境紧密关联,也与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相互纠缠”。
1949 年之后的三十年,在第一次固化和第二次固化之间,南京大屠杀在公众视野中基本上处于湮没无闻的状态。其间的例外是 1951 年和 1960 年,彼时中国官方、媒体和民间以南京大屠杀为工具批判“美帝”,相关的控诉活动和媒体报道唤起了南京人民乃至全国民众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但这种记忆是高度政治化的,它揭示出中、日、美相互缠绕的历史/现实如何影响乃至“扭曲”集体记忆的样貌。 1951 年初,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背景之下,中国政府以美日签订《旧金山和约》为切入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的抗议活动。南京市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控诉大会、展览会和纪念集会,《新华日报》开辟专栏“旧恨新仇”发表幸存者的血泪控诉,《人民日报》也刊登十余篇文章。当时的宣传思路是“从控诉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暴行开始,联系控诉美帝及反革命分子的罪恶,引导民众逐步认识到‘美、蒋、日、特务是一家’”。这一路径突出表现在《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题为“不共戴天之仇”的报道中,该文开篇写道:“美帝国主义武装日本的阴谋激怒了全中国人民,更激怒了全家遭受日本帝国主义屠杀的北京汽车公司司机刘康麟。刘康麟愤怒地告诉工友:‘咱们要控诉日本鬼子的暴行,激起中国人民对于美帝武装日本的仇恨,粉碎这个可耻的阴谋。’”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被工具化和政治化的最突出表现,是对南京安全区的歪曲和丑化。当时的控诉活动或新闻报道将安全区描绘成“受难的难民区”,称在安全区内“美国鬼子点名,日本鬼子执行”,将保护中国人的外国侨民描绘为帮凶或凶手。例如,《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报道批判前金陵大学教授贝德士“一面在金大向同学们传布亲日思想,一面和日寇串通,在‘招人做工’的名义下,把大批的中国难民移交给日寇,让日寇集体屠杀了”。然而,这场控诉活动很快就偃旗息鼓,其原因部分在于“有些宣传内容只强调了日寇过去的罪恶,对今天美国帝国主义的阴谋却宣传不够”,这说明集体记忆在一定程度上会抗拒现实政治的扭曲。此外,“南京大屠杀作为一段苦难、屈辱的历史,与高歌猛进的革命胜利不合拍,宣传得太多显然不合时宜”。
1982 年拉开帷幕的“建馆立碑编史”活动,其直接诱因是当年的日本“历史教科书事件”。在事件的影响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于 1985 年 8 月 15 日正式落成开放。受到日本广岛和平集会的启发, 1994 年 12 月 13 日,纪念馆首次举办“南京各界人士悼念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仪式”,鸣放防空警报、武警战士敬献花圈、放飞和平鸽。此后,按照“大小年”的模式,持续举办纪念活动。二十年后国家公祭日的设立,其实是这一地方纪念活动的延伸和国家化。在提升公祭规格的前提下,国家公祭活动也继承了鸣放防空警报、放飞和平鸽、举办烛光祭等仪式要素。而在对设立国家公祭日意义的阐发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中日“相互缠绕”的历史记忆之影响。例如,一篇媒体评论指出,“值此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抬头、安倍政权的仇华倾向日益显著之际,由全国人大以立法形式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正当其时”。而朱成山则把国家公祭视为“固化南京大屠杀史实的重器。它对于凝聚中华民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的力量,以及反击日本右翼势力否定侵略与加害史实的言行来说,不亚于一颗精神原子弹”。
1982 年的日本“历史教科书事件”还直接推动了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的开展。尽管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历史教科书中即有对南京大屠杀史实的记载,但对这一事件的系统研究,却是在 1982 年之后。在此之前,南京大学历史系高兴祖教授曾于1960 年组织南大部分师生对南京大屠杀展开调查,并在 1962 年完成 8 万字的书稿《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但该书直到1979 年才以油印本的形式刊印,而且仅供内部交流。时隔二十余年(1984 年 2 月至 4 月),官方首次对幸存者和目击者开展有组织的、大规模的调查,发现幸存者和目击者 1756 人。与此同时,学界也展开系统的研究,成立专门研究机构,出版大量学术著作和史料集,其中张宪文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已陆续出版 72 卷,收录加害方、受害方和第三方约 3000 万字资料。
“建馆立碑编史”活动最初受到了日本“历史教科书事件”的触发,但正如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所说,纪念活动一旦启动,就会进入加速轨道,并按照自身的逻辑和力量运转。不过,即便是在晚近的研究中,我们依然能够看到日本“右翼”这一因素如何影响了学界对自身研究意义的表述。例如,《南京大屠杀史料集》被认为“最详细、最全面地鉴证了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制造的反人类文明和基本道义的惨剧,使日本右翼散布的种种谬论和谎言不攻自破”,而 2012 年底出版的《南京大屠杀全史》(张宪文主编)的编辑推荐写道,这部史书“全面客观地再现了南京大屠杀这一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暴行真相,成为回击日本右翼否认南京大屠杀荒谬言论的有力武器”。
与学院派的历史研究相比,公众史学、大众出版物和流行文化(影视剧和纪录片)对集体记忆的影响或许更为直接或深远。这方面的范例是张纯如于 1997 年出版的英文图书 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 ,该书出版后即成为畅销书,并被翻译为中文、日文在内的多种语言,在二战结束半个世纪后,让南京大屠杀历史重新进入国际(西方)社会的视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一批新近发掘或整理的证人证言和目击者记录出版,包括朱成山主编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1994)、《拉贝日记》(1997)、章开沅主编的《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1999)、《魏特琳日记》(2000)和日本侵华老兵东史郎的《东史郎日记》(1999)等。这些出版物在阅读公众中产生了热烈的反响,甚至成为当年的文化热点。以《东史郎日记》为例,其中译本于 1999 年 3 月出版,到当年 6 月即已第三次印刷,仅第三次印量就达 15 万册。这些日记或证言普遍被知识界或新闻媒体视作南京大屠杀“铁证”,而对“证据”的强调也暗含或明示出对日本右翼的反击。例如,《拉贝日记》被《人民日报》称为“日军暴行又一铁证”,《程瑞芳日记》(2016)封底以中、日、英三种语言指出该书是“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又一重要铁证 (powerful evidence)”,而《东史郎日记》的出版前言则强调,之所以出版日记全本,是出于“向世人全面、系统地展示南京大屠杀史料的需要……是进一步揭露侵华日军暴行,回击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否定侵略战争历史事实的需要”。不过,将这些混杂的“历史书写”在当代的情境下一律视为“铁证”乃至反击右翼的武器,或许会模糊它们之间的差别乃至曲解其意义。孙歌即曾对比《拉贝日记》和《东史郎日记》,指出前者“构成了南京大屠杀的有力证词”,而后者的意义“绝对不是因为它提供了轻描淡写的战争犯罪记录,而是因为它提供了日本社会结构在战争状态下的具体形态”。
2015 年 10 月,南京大屠杀档案入选联合国“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申请期间日本政府的交涉和申请成功之后的反对,再次显示出,日本侵华战争虽已在七十年前结束,但至今硝烟未散,而南京大屠杀的当代记忆就处在中日“相互缠绕”的历史/现实旋涡当中。
题图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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