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一个问题:科学能够对道德问题发表意见吗?

曾梦龙 ·

和许多人一样,我也不加思考地轻信了科学无法对道德问题发表意见的神话。让我吃惊的是,《道德景观》完全改变了我的看法。这本书也应该去改变哲学家的看法。神经科学的研究让最优秀的心灵哲学家提高了水平。——理查德·道金斯

作者简介:

萨姆·哈里斯(Sam Harris): 美国著名神经学家、哲学家、公共知识分子和畅销书作家,在美国科普界有巨大影响力。他是 斯坦福大学哲学博士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神经科学博士,与理查德·道金斯、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和丹尼尔·丹尼特并称为新无神论四骑士。文章在《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时代周刊》《新闻周刊》《自然》《经济学人》《科学美国人》《滚石》《大西洋月刊》等旗舰刊物引发热议。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了超过 20 种语言。

书籍摘录:

导论:道德风景(节选)

阿尔巴尼亚人有个仇杀的古老传统,叫作“卡努恩”:如果一名男子犯下凶杀罪行,受害者家族就能杀掉他的任何一名男性亲戚作为报复。 一名少年如果不幸是凶手的儿子或兄弟,那他就得昼夜躲藏,放弃正当教育、适当的医疗保健,以及正常生活的乐趣。 甚至到现在,还有数不清的阿尔巴尼亚男子与少年在家里过着囚徒般的生活。我们能说阿尔巴尼亚人用这种方式来建构社会在道德上是错的吗? 其血债血偿的传统是一种邪恶的形式吗? 他们的价值观比我们的低劣吗?

大多数人无法想象科学能够提出这类问题— —更别说解答了。 我们怎能从科学事实的角度宣称一种生活方式比另一种更好或更道德呢? “ 好” 或“ 道德” 的定义该由谁来界定呢? 虽然现在有许多科学家正在研究道德的进化,以及其基础的神经生物学,但他们研究的目的不过是要描述人类如何思考与行动;没有人期待科学能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思考与行动。 对于人类价值的争议,科学其实是避而不谈的,没有任何“官方”意见。

然而,我将论证价值观——亦即意义、道德及生命之更大目的——的问题,其实是关于有意识生物的幸福问题。因此,价值观转换成能在科学上理解的事实: 关于正面与负面的社会情感、报复性的冲动、具体法律及社会制度对人际关系的影响、快乐与痛苦的神经生理学等等。 这些事实中最重要者注定会超越文化——就像关于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的事实那样。癌症在新几内亚高地还是癌症,霍乱还是霍乱,精神分裂还是精神分裂;同样地,我将进一步论证悲悯仍是悲悯,幸福仍是幸福。而且,如果人们对于如何达到繁荣有重要的文化差异的话——例如存在着相互对立但同等有效的方式来养育快乐、聪明、有创造力的孩子——这些差异也必定依赖人类头脑组织的事实。 因此,原则上,我们能在神经科学与心理学的语境中解说文化界定我们的方式。 我们在大脑的层次上对自己了解越多,就越能明了关于人类价值问题的答案有对有错。

当然,我们必须面对若干对于道德真理地位的古老歧见:自宗教撷取世界观的人一般相信道德真理的存在只是因为上帝将之注入现实架构当中;至于缺乏此信念的人,则往往认为“善”与“恶”的看法一定是进化压力和文化发明的产物。 对于前者,一旦说到“ 道德真理” ,必将援引上帝;对于后者,“道德真理”不过是表达个人的猿猴冲动、文化偏见和哲学困惑罢了。 我的目的是想说服读者,论辩双方都错了。 本书旨在开启一段关于道德真理如何能在科学语境中得到理解的对话。

尽管我在本书中所做的论证势必引起争议,但它却是依托于一个非常简单的前提: 人类幸福完全建构于世界中的事件以及人脑的状态。 因此,一定有关于它的 “ 科学真理”有待探知。 对于这些真理更详尽的理解,将会迫使我们对社会中的不同生活方式做出清楚的区别,判断某些方式更好或更坏,更多或更少地忠于事实,以及更合乎伦理与否。 显然,这种认识能帮我们改善人类生活的质量— — —这不是学术争论,而是攸关数百万人生活的抉择问题。

我的意思并不是我们保证能通过科学解决每个道德争议。意见的分歧还会继续存在——但意见会越来越受制于事实。 而且重要的是,我们没有能力解答一个问题,并不代表该问题没有答案。 到底有多少人在过去 60 秒钟内被蚊子叮了呢? 这些人当中有几个会得疟疾呢? 有多少人会因此而死亡? 在所涉及的技术挑战下,没有科学团队能应对这种问题。 然而我们知道,它们的答案很可能只是简单的数字而已。 因为没有能力搜集到所有相关数据,我们就必须同等尊重所有意见吗? 当然不是。 同样地,我们可能无法解决特定的道德两难的事实,并不代表所有具有争议性的解释都同等有效。 在我的经验中,把实践中无解误认为原则上无解是道德混淆的一大根源。

贯穿本书的是一个我称之为“ 道德景观” 的假设空间—— 一个包含现实与潜在后果的空间,其高峰对应于潜在幸福的顶点,而其幽谷则对应于可能的最深苦难。 不同的思考与行为方式——不同的文化习惯、伦理规章、统治方式等等——将转译成穿过此景观的运动,因此转译成不同程度的人类昌盛。 我并非主张我们必须对每个道德问题都找到一个正确答案,或者单一的让人类生活下去的最好方式。 有些问题也许容许多个约略等值的答案。 然而,道德景观上的多重高峰并不代表它们较不真确或不值得发现,登在峰顶与卡在低谷的差别也不会因此变得更不清楚或更不具效力。

道德问题有复数解答未必会对我们构成问题,试想一下我们怎么考虑食物: 没人会辩称一定只有一种正确的食物可吃。然而在健康食品与毒药之间还是有客观的事实。 虽然有例外的情形— —例如有些人吃花生会死——但我们能在对化学、生物学、人类健康等理性讨论的语境中解说这些例外。 世界上食物种类的丰富,并不会诱使我们宣称在人类营养方面没有什么尚待探索的事实,或者所有烹饪风格在原则上一定同等健康。

穿越道德景观的运动可以在许多层次上分析——范围涵盖生物化学到经济学——但就人类而言,变化必然依赖人脑的状态与性能。 我虽然完全支持科学中 “ 融通”  的看法——因而把科学的专业分界主要视为建构学院殿堂的功能,以及个人在一生中所能学习的局限— — —但神经科学与其他心智方面的科学在人类经验议题上的首要地位,是不容否认的。 人类经验显示了生存的每个迹象都被人脑的状态所决定与实现。

许多人似乎认为一个共通的道德概念势必要求我们寻找没有例外的道德原则。 例如: 如果撒谎真的是错的话,那它必须总是错的——而我们如果能找到一个例外,那任何道德真理的看法就必须放弃。 可是道德真理的存在——即我们怎么思考、怎么行为与我们的幸福之间的关联——并不要求我们依据不变的道德知觉来界定道德。 道德可以很像国际象棋: 肯定有一般适用的原则,但也可能允许重要的例外。 你若想玩好国际象棋,像“别失去皇后” 这样的原则几乎总是值得遵守。 但也允许例外: 有的时候牺牲皇后是精彩的一招,偶尔甚至是唯一可走的一步。 然而,依旧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一盘棋局中,从任何位置都将有某种范围内客观的好棋法和客观的坏棋法。 如果对于人类幸福有待知的客观真理的话— — —例如仁慈是否通常比残忍更能导致快乐— — —那科学有一天应该能对我们的行为与关注对象做出非常精准的断言: 哪些在道德上是好的,哪些是中性的,哪些是值得放弃的。

虽然说距离我们对人类如何昌盛有完全了解还很远,但零碎的解释正在出现。 例如,想一想童年早期的经验、情感联系等,与一个人在人生后来形成健康人际关系的能力之间的关联。我们当然知道忽视和伤害情感,无论在心理上或社交上都是不好的。 我们也知道童年早期经验的作用一定在脑中显真了。 对啮齿动物的研究表明了亲本养育、社会性依附、压力调节等,都部分受到后叶加压素与后叶催产素等荷尔蒙的支配,因为它们影响了大脑奖赏系统中的活动。 所以当问到为什么童年早期受忽视对我们的心理和社交发展有害时,认为这可能源于此一系统失调似乎是合理的解释。

萨姆·哈里斯,来自:由中信出版集团提供

首先,我想阐明我的一般论题: 我并非提议,科学能对人们以“道德”为名的所作所为给予一个进化论的或神经生物学的说明。 我也不是简单地认定,科学能帮助我们得到我们想从生活中获取的事物。 这些都会是相当平庸的主张,除非有人正巧怀疑进化的真理、心灵对大脑的依赖或科学的一般效用。 我所要论证的是,科学能在原则上帮助我们了解我们应该做什么或应该要什么,也因而推想别人应该做什么或应该要什么,方得以过着可能的最好生活。 我的主张是对于道德问题的答案有对有错,正如对物理问题的答案有对有错,而这种答案有一天可能落入成熟心智科学所能企及的范围。

我们一旦看出对于幸福( 定义得尽可能深刻与包容) 的关怀,是道德和价值唯一可理解的基础,我们就会明了一定有个道德的科学,无论终究是否能成功地发展出来: 因为有意识动物的幸福依托于宇宙整体如何运作。 在物理宇宙的变化及我们对它的经验能被理解的情况下,科学应该越来越能使我们回答具体的道德问题。 譬如: 到底把我们下一个 10 亿美元花在根除种族歧视上还是根除疟疾上更好? 一般而言,“善意的” 谎言或者是闲言碎语,哪一个对我们的人际关系比较有害呢? 这样的问题此刻似乎还无从掌握,但它们可能不会永远如此。 随着我们逐渐了解人类如何能采取最佳的合作方式在这个世界上繁荣发展,科学就能帮我们找出一条使最大多数人脱离最深的苦难渊薮并朝向快乐高峰的途径。 当然,对衡量若干行动的后果将会有现实的阻碍,而且不同的人生途径可能在道德上是等同的(即在道德景观中可能有许多山峰),但我所要论证的是,谈论道德真理本身在原则上并没有障碍。

然而,在我看来,似乎大部分受过教育的世俗人士(这包括大部分的科学家、学者和记者)都相信,并没有什么道德真理——存在的只是道德偏好、道德意见,以及我们误认为是攸关对错之真实知识的情感反应。 我们虽然能理解人类如何以“道德”之名去思索与行动,但一般广泛的想法却认为,道德问题并无有待科学去发掘的正确答案。

有些人坚持这种观点,而把“科学” 用极其狭隘的条件来界定,好像它跟建立数学模型或直接获取实验数据同义。 然而这是误把科学和极小一部分科学工具划上了等号。 简单而言,科学代表了我们对理解这个宇宙发生了什么事所做的最佳努力,而科学和其他理性思维间的界限,并不总是能划分清楚。 要进行科学思考,必须先把许多工具拿到手——对于因果的想法、对证据与逻辑融贯性的尊重、少许的好奇心和知性的诚实、从事可证伪预测的倾向等等——而这些都必须在忧心数学模型或具体数据之前早早就付诸使用。

许多人也搞不清楚用科学的“客观性”来谈人的条件是什么意思。 正如哲学家约翰 ·塞尔所言, “ 客观的”与“主观的”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思。第一个意义与我们如何知道[ 即知识论] 有关,第二个则与有什么可知[即本体论] 相关。 当我们说我们在“客观”推理或陈述时,一般意味着我们免于明显的偏见、对反对意见开放、认清相关事实等等。 这是对我们如何思考提出主张。 在这个意义下,对我们“ 客观地” 研究主观的( 即第一人称的)事实并无障碍。


题图为电影《黑客帝国》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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