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洪宪帝制运动期间,袁世凯政府的外交究竟是什么情况?
“然而袁氏之外交终因大局不利,弄巧成拙,功亏一篑,身死名毁。”
作者简介:
唐启华,1955 年生于台湾基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史博士,台湾东海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主要从事民国外交史的研究,著有《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北京政府与国际联盟(1912~1928)》《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等。
书籍摘录:
结论(节选)
洪宪帝制外交是中国近代史、中日关系以及东亚外交史的一大关键转折,然而迄今学术研究甚少,民初以来之政治宣传仍不断复制,许多误解持续以讹传讹,影响国人历史认知甚深。
本书以中、英、日三方史料为基础,旁及英国档案及日本外务省文书中提及之俄、法、美、意等国看法,探索洪宪帝制外交复杂多元的层面,还原了许多与过去所知相当不同的历史面向,可丰富国人对洪宪帝制的历史理解。本书最大缺失应在没有参考同盟国方面,尤其是德国的视角;由许多蛛丝马迹可以看得出德国在洪宪帝制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对此不应忽略,然而限于笔者语言能力之不足,只能将此遗憾待诸来者。此外,本书以袁世凯及帝制派为中心探讨帝制外交,对于帝制运动的内政因素与成败之关系基本没有涉及。
本书要旨
欧战爆发不久即演变为壕沟战,战事持久化。 1915 年下半年,协约国在东线战事吃紧,英国亟谋补足俄国军火缺口,乃在中国试探购买枪械之可能,遂有巴克斯军火案及梁士诒军火案的交涉。巴克斯案虽很有可能是骗局,但在洪宪帝制运动期间,伦敦及驻华使领并不知道内情,相信中国政府手中控有大批军火及兵工厂可以争取利用。梁士诒军火案则与中国参战问题及帝制运动密切相关,两案都是理解英国对洪宪帝制态度的重要语境。
袁世凯早有称帝之心,一直在试探各国对帝制的态度, 1915 年 7 月袁氏派顾维钧出使墨西哥(旋改使美国),可视为帝制外交的端绪。 8 月到 10 月中旬,帝制运动在国内外皆顺利推动,在华列强马首之英国,虽愿支持袁氏,但质疑帝制之时机;迨日本首相大隈重信 9 月间对中国帝制表达善意,英使朱尔典遂于 10 月初也附和赞成。其他列强无论是协约国、同盟国还是中立国,都表示欢迎或不干涉,帝制派似乎认为胜券在握,遂于 10 月 6 日正式启动变更国体之法律解决程序。
然而日本朝野之反袁意见在 10 月上旬不断增强, 14 日阁议决定干涉帝制,以缓和国内各方政治压力,并宣示东亚领导地位,乃积极联络列强,且不待各国都回复同意、取得英国政府谅解就断然快速行动, 28 日主导提出第一次劝告。协约列强不得不追随,但对日本建立东亚霸权有戒心。斯时袁世凯及帝制派骑虎难下,国民代表选举及国体投票正顺利展开,若接受列强劝告而中止,必大伤颜面威信,且有引起动乱之虞,因而不愿示弱。中日双方都认为帝制是否延缓,与国家体面密切相关,不能让步。袁世凯稍做妥协,暗示本年内不改制,日本对中国答复不能满意,准备联系列强再提出第二次劝告。
袁世凯及帝制派于 11 月初提出中国参战建议,主要动机在于:联好英、俄、法三国,得其支持袁氏帝制,牵制日本主导之帝制延期劝告。协约列强之支持中国参战,希望能驱逐德国在华势力,去除阴谋根源,打击德国战志,并可取得中国军火与兵工厂,还可增强对华影响,防止日本独霸。日本为确立其在华主导地位,坚决反对中国参战。英国主导之中国参战与日本主导之劝告延缓帝制正面冲撞,为东亚外交主导权激烈交锋。然而此时协约国在巴尔干战场遭到重挫,日本又发动强烈反英新闻战, 11 月底英国政府决心对日妥协,日本确立东亚代言人地位,中国参战案严重受挫。袁世凯之“联英制日”失去全球大局的支撑,弄巧成拙,反而使日本朝野除去袁世凯的决心更加坚定。但就帝制运动而言,参战案将第二次劝告拖延半个月,争取到顺利完成国体投票的时间。
11 月中旬东京阁议决定联络协约国进行第二次劝告,在参战问题告一段落后,继续与列强协商。 12 月 12 日袁世凯接受推戴, 15 日日本领导协约列强提出第二次劝告。袁世凯对日妥协,表示愿意“亲善提携”,日本乃与列强商议袁氏登基日期。然而在此关键时刻,陆宗舆听错石井意思,北京自行与各国商议 2 月初登基事宜,日本政府感到受愚,严厉谴责,中日外交事实上已然破裂,日本军方决定自行其是。 12 月 25 日不只是护国军起事之日,也是中日外交决裂之日。
护国军实力虽不强大,起事后一个月内并无响应者,但因地处偏远,政府军无法快速镇压,反帝制声势渐起。同时云南起事也让帝制运动加速进行,帝制派知延迟登基危险甚大,联络各地军人纷纷上书请速正大位。袁世凯于 1915 年底颁行洪宪年号,预备 1916 年 2 月登基。此时各国多支持袁氏,准备承认帝制,日本政府受到外交压力,有意观望,而军方及志士、浪人等强硬派则加紧援助反袁势力。同时袁世凯准备派遣特使赴日,并要陆使与日本政府交涉登基,但仍坚持不肯交换利益。袁氏认定各国都愿意承认帝制,日本受到强大压力,不能长期独自拒绝。然而他低估了日本各界对他的敌意, 1916 年 1 月 19 日东京阁议决定不承认帝制。 21 日石井告诉陆使日本反对帝制,同时袁世凯宣布延缓登基,至此袁氏登基的最后一张王牌(德奥先承认)失去作用,协约各国遂决心追随日本。
袁世凯暂缓登基之计划,专力于平定内乱,列强暂取形势观望态度。然而日本大力支持各地反袁力量, 1 月 27 日贵州独立,袁世凯见局势不利, 2 月 23 日正式宣布缓正大位。此时北洋军主力到达川南,护国军战事受挫,唐继尧已安排流亡海外事宜,袁世凯希望取得军事胜利后,可安排有利条件。然而3月7 日东京阁议决定援助护国军,坚决倒袁,反袁派声势大涨, 15 日广西宣布独立,广东不稳,并危及四川。至此袁氏知道不再能同时对抗日本与内部叛乱, 22 日宣布撤销帝制,对内停战媾和,希望能维持总统权位;同时对日谋求妥协,表示愿意出让部分利益。然而内则独立各省坚持要袁氏退位,帝制派人心涣散;外则日本运用各种手段逼迫袁氏,又支持各派反袁势力,务必要让袁世凯完全退出政坛,英美则支持袁氏继续当总统,以维持全国秩序,日美角力,英国夹在中间,处境尴尬。袁世凯在局势十分不利时,一度有流亡美国的计划,随即病死,消解了棘手的出处问题。
国际外交与洪宪帝制
由本书研究可知,洪宪帝制与全球及东亚外交密切相关。欧战前的东亚外交,由英日同盟维持列强在华均势,英国支持袁世凯,认为他有实力、能力维持中国之统一与秩序,维护各国条约权益,促进贸易,又可抵制日本。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对袁氏有强烈好感,极力助之。
欧战爆发后,列强集中全力于欧陆战场,远东遂由日本独擅胜场,俨然东亚宪兵。日本借英日同盟之名,对德宣战,攻占青岛,乘势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奈良冈聪智在近著中指出,欧战爆发前日本外交环境不恶,与中国及欧美列强关系良好。参战后日本积极扩张权利,外交环境急遽恶化。对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让中国自此视日本为侵略者,对日抵制,相互对抗,并引发五四运动,成为日后中日对立的原点。同时英美对日本不顾信义扩张之戒心加深,支持中国牵制日本,对日本之欧美外交也是一大转变,因此“二十一条要求”是中日对立及东亚外交之转折点。此说甚有见地。
然而笔者认为远东外交真正的实质性转变在洪宪帝制期间。“二十一条”交涉中,日本只取得表面上的胜利;迨袁氏推动帝制,日本乘机干涉,袁世凯用参战问题对抗。然而适逢英国兵败加里波利,加以巴尔干战事重挫,对日本依赖加深,决心承认日本在东亚外交的主导权,并在1916 年初向日本提出海军援助要求。英国虽然同情袁氏称帝,但是为了欧战大局,不能和美国合作强力支持袁世凯;日本遂得以全力支持中国反袁势力,贯彻倒袁政策,去除大陆扩张之最大障碍。从 1915 年 1 月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始,至 1916 年 6 月袁世凯去世止,中日激烈交锋一年半,日本终得以强压中国。必须将“二十一条”交涉到洪宪帝制做连贯的考察,并与全球外交相联结,才能对东亚外交与中国外交之发展脉络有较完整的理解。
袁氏帝制外交
袁世凯自何时起想称帝?此问题并非本书之主要关怀,然从外交史角度观之,至迟在 1915 年 7 月派顾维钧出使,帝制外交已然启动。洪宪帝制外交之决策,由袁世凯亲自主持,手腕灵活。袁氏对外交十分重视且颇有经验,“当他任总统时,实际上同时又是外交总长”。洪宪帝制运动期间,重要外交收发电都要呈览。帝制外交主要的执行者是陆征祥、梁士诒、曹汝霖、陆宗舆、顾维钧等。
陆征祥是民初袁氏的主要外交助手,帝制期间任外交总长,有时兼任国务卿,他虽反对帝制,但袁氏待之太厚,又认为袁氏才识过人,尤富魄力,希望他能振兴中国,故竭力辅助。陆氏对外交涉时,颇能坚守国家主权与尊严。税务督办梁士诒是帝制派要角,经手许多秘密交涉,手腕高明,在英国军火交易案及参战案中都是主角,有英国外交官称他是中国的马基亚维利。外交次长曹汝霖是处理对日外交之关键人物,深受袁世凯信任,参与机密会议。他对日人脉颇丰,但喜在报端放消息,制造帝制顺利风潮,形成声势,往往不惜泄露外交机密,弄巧成拙;又喜走小路,联络日本在野政客,很让陆宗舆担心。
驻日公使陆宗舆自始反对帝制,但对袁世凯忠心耿耿。他颇冷静务实,早在 1915 年 10 月即察觉日本新任外务大臣石井菊次郎的反袁意图,屡劝袁氏暂缓帝制以待欧战结束,然而未得采纳。总统府礼官蔡廷干秉承袁氏旨意,与英美办理秘密交涉。总统府顾问莫理循则常被咨询,但未受信任,有时擅自行动,遭袁氏撇清。英国外交官视他为不受欢迎的人物,日本军方情报人员认定他反日,是在华抵制日本行动的中坚分子。 Philip Jones 认为:“对中国参战的鼓吹,莫理循有机会促成个人之大胜利,但是他设计助袁的计划,适得其反增加了日本的敌意,拉下中国。”
英国驻北京公使朱尔典全力支持袁世凯,但他在 1915 年遭逢一连串挫折,夏季巴克斯军火案、年底中国参战案和中英同盟案受日本新闻攻击,迭受严重打击。 1916 年初夏袁世凯去世,朱使抱怨英国政府背叛袁氏,也谴责自己在袁氏最需要帮助时让他失望,心情沮丧, 11 月黯然离华回英休假,直到次年 10 月才返回北京任所。美国驻北京公使芮恩施也支持袁氏,最后还安排袁氏下野后流亡美国。
袁氏重视新闻宣传战,顾维钧出使美国,用董显光及美国友人影响舆论。陆宗舆在东京及曹汝霖在北京,将日本记者桑田丰藏发电稿提供给日本报界。施肇基在伦敦运用报纸报道中国专版做宣传,并密集报告英国舆论。袁氏善于分化日本内部,在元老、内阁、政党、议会、舆论之间操弄;由档案所见,陆使常会见加藤高明(政党领袖)、高田早苗(文部大臣),也和元老及寺内正毅一派等有联系。
袁世凯擅长“以夷制夷”,帝制期间运用出售军火及驱逐德侨拉拢英、俄、法,以参战抵制日本,用德奥率先承认牵制协约列强,又离间英美与日本在华之利益竞争,手段高明。当时日本最害怕袁氏称帝之同时对德宣战,必可得协约列强支持,取得与日本平等之大国地位,且担心袁氏若称帝成功,中国可能会统一富强。然而袁氏之外交终因大局不利,弄巧成拙,功亏一篑,身死名毁。
题图为 1913 年,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和各国使节合影,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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