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
数字化革命和劳动力供需,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瑞安·埃文特是一位充满智慧、思考方式极其锐利的作者。对于技术对社会经济和人类生活造成的变革与影响所做的分析,无人能出其右。——蒂姆·哈福德(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牛津大学经济学教师、《卧底经济学》作者)
作者简介:
瑞安·埃文特:《经济学人》杂志的高级编辑和经济专栏作者,自 2007 年起开始报道全球经济。其作品经常被刊登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新共和》《大西洋月刊》《卫报》等媒体上。
书籍摘录:
前言(节选)
社会财富的兴起
财富始终具有社会性。最终推动工业革命的漫长文化发展历程,从很多方面来说其实是人类学习以更好的社会组织方式培育复杂经济活动诞生的历程。发达国家的财富创造必须培育复杂的法律制度(如物产权和支持这些权利的司法机构)、经济网络(如通往科技中心和资本市场的快速便捷的通道)和文化(如对“美好生活”概念的理解、对法律的尊重以及对勤劳致富的认同)。这是一个涵盖多个方面的系统性工程,绝非某个个人可以独立完成的,必须以社会协作的方式构建和维持。
数字革命主要从两个方面增强社会财富的重要性。首先,新技术可以提高社会整体的生产率和产出。由于数字技术可以帮助我们变得更加富裕,那些在经济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制度方面的回报将会出现增长,例如推动政府更好地保护私人产权。可支持这些制度的社会收入和那些不可支持这些制度的社会收入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渐拉大。 1980 年,美国人的富裕水平是中非共和国居民的 30 倍; 2015 年,这一差距达到了 90 倍(反之, 1980 年美国人的富裕水平是中国居民的 40 倍。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进行,现在这一差距只有 4 倍了)。
其次,可创造新知识并将其转化成可盈利和推动社会福利活动的小规模经济业务,其本质也变得更为社会性而不是更为个体性。以前,成功企业的价值创造过程高度有形化,反映在你拥有多少建筑和机器、专利和人才上。如今这种情况已经改变,有助于激励员工和决定企业如何应对市场变化的公司文化,已成为数字时代更为重要的企业资产。如今,超过 80% 的标准普尔 500 强企业的价值都是“暗物质”,即保障成功的无形因素。企业拥有的有形资产和现金流所占的比例还不到 20% ,和 20 世纪 70 年代成功企业的定义相比出现了彻底逆转。在这些暗物质中,无形经验占很大一部分比例,包括对现代企业至关重要的公司文化、激励制度和管理知识。
《经济学人》就是这样创造财富的。我们的记者从世界各地搜集信息,通过分析整理,汇编成客户乐意付钱购买的新闻报道。苹果公司也是这样创造财富的,它的巨额财富不仅需要人才,而且需要特定的内部文化和工作流程的支持。这些文化和流程视设计为生命,对产品进行无数次改善使其日臻完美。显然,这是一种竞争对手很难模仿的文化。每一家成功的企业,无论是高盛还是新闻聚合网站 BuzzFeed ,都会进化出一套有利于公司成功的信息搜集、处理和应对流程,这种流程是很难被复制的。企业文化创造的价值,和一个城市人际网络创造的价值或一个国家经济制度创造的价值一样,都是社会性而非个体性的。文化是由很多人共同拥有的一套信仰和习俗,它只有在被很多人共同拥有时才能发挥作用。某个企业老板发布的命令不叫文化,文化是指人们对日常行为方式的共同理解。
通过企业社会结构获取的收入很难归功于某一个管理者或员工,但工作者肯定是要领工资的,在成功企业中身居高位的管理者通常获得的报酬最多。要升到这样的高位并不容易,比方说成为著名出版社总编或大型银行总经理,这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和辛苦工作。显然,这些位置上的管理者会把为此付出的辛苦和所得的报酬联系在一起。但是,努力工作,帮助企业创造更多价值,然后获得可观的个人回报,这是一方面;努力工作,在强调企业文化制胜的公司中战胜对手,确保自己登上管理位置,这是另一方面,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区别。文化可以创造财富,文化由不同的个体角色组成。努力工作战胜他人,在价值创造型企业文化中获得职位晋升,绝不等于努力工作创造价值。作为数字时代的重要斗争之一,如何分享社会财富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
随着社会财富变得日益重要,有关特定圈子的归属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财富共享等方面的斗争也在加剧。在过去 20 多年中,企业规模变得越来越小,大量与核心产能无关的业务都被外包出去。在近期一本探讨该问题的作品中,波士顿大学经济学家大卫·威尔举例称,几十年前像时代华纳这样的大型媒体公司会直接雇用大量员工,范围甚至延伸到有线电视安装工。现在这种情况早已改变,负责安装有线电视的都是自由工作者,从有线电视安装公司接活儿,有线电视安装公司再从时代华纳承揽业务。这种安排方式可以把一部分工作者转移到企业这个“圈子”之外,这样不但能通过外包降低经营成本,还可以有效转移风险。由于安装工必须自行承担业务风险,一旦市场需求下滑首先受到冲击的是他们而不是企业。
这种圈子成员之争,即对特定群体归属权的争夺,在城市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这里的高房价限制了人们的流入和对国家富产区相关资源的享用。例如,谷歌多年来一直想在加州山景城为其员工修建经济适用房,但山景城居民强烈反对,称担心这样做会使交通状况恶化和破坏野生动植物保护。听上去很有道理,实际上表示反对是因为现有居民对自身福利的关注不允许新居民的加入。 2012 ~ 2014 年,旧金山湾区的企业增加了近 40 万个工作机会,与此同时当地住房市场的库存仅仅增加了不到 10 万套。不难想象,旧金山的房价为什么会出现高达两位数的同比增长率了。这对于本地房东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他们享受到了科技繁荣带来的部分财富成果。但是高房价为企业带来了压力,对新工作者造成了打击。企业可以考虑在其他地方经营,但这样做同样需要付出代价,因为数字时代的创新具备社会性的本质。换句话说,托皮卡的房价肯定比硅谷便宜,但它缺乏硅谷那样的环境,即可以把大学发明转化成价值亿万的科技创新企业的湾区文化。
国境线是区分贫富“圈子”的天然屏障,任何排外形式都没有它造成的结果显著。在美国,一个菲律宾裔家庭成员每年一共可挣 7.5 万美元,是他们在菲律宾收入的 10 倍以上。尽管目前美国社会民族主义高涨,对恐怖主义袭击十分担忧,但是以富裕国家的标准衡量这里依然相对开放。 2012 年,美国从全球共接收了 500 万新移民。移民不但能极大地推动自身收入的增长,还可以通过很多途径为美国财富做出贡献。他们比本国人更遵纪守法,而且有很大一部分比例都是创业者。遗憾的是,西方发达国家正在关闭迎接新移民的大门。面对经济下滑和社会焦虑,这些国家的人民选择限制外来者对其财富创造文化的融入。
利益圈的缩小
上述两种矛盾,即个体和社会之间的矛盾,以及社会(圈子)内部和外部之间的矛盾,形成了数字革命时代的基本压力。为全面利用承诺,各国必须更好地分享社会财富。但是,社会成员之间财富分配得越好的国家,其社会成员圈子收缩的压力就越大。
工业革命时代的社会斗争主要集中在国家责任方面。人们组织起来为实现社会新秩序而斗争,新兴的城市和工厂拔地而起,仗义执言的改革者和投机钻营的政客建立起新的制度,试图磨平工业时代锋利残忍的棱角。经过长期而时断时续的社会谈判,大部分发达国家进入社会民主模式,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负责提供教育、基础设施,以及老弱贫困和失业群体的医疗与社会保险计划。此外,国家还负责管理行业和设定标准,制定法律规范企业对待工作者的行为方式。
数字革命将会重启上述谈判,同时迫使人们思考未来即将出现的新问题:哪些人有权享受社会财富?各国都必须明确规定,哪些群体有权分享新技术带来的共同社会财富。它们必须做出选择,这个(可享受社会财富的)圈子的进入门槛是什么?圈内成员怎样才能争取和保留自己的地位?
由于社会再分配的本质必须改变,这使得这场斗争变得异常困难。工业革命是一场全民盛宴,即使毫无技能的工作者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比方说在城市街头清理马粪,或者在工厂做搬运工。有鉴于此,那个时代建立的社会契约强调的是保护工作者安全,确保劳动所得合理,保证工作者不受剥削,以及为年老或年幼而不能参与生产的工作者提供保障。
但数字革命时代的未来是工作的终结。这种经济的特点是智能软件和智能机器的普遍使用,以及能源的极大丰富,它们的出现意味着人类工作将变得毫无必要。正如 19 世纪西方各国距离二战之后实现大规模工业繁荣还有上百年之久一样,现在的我们距离这一目标(工作的终结)的实现也有上百年之久。但是建立可最终支持大规模数字繁荣制度的战斗已经打响。建立大规模数字繁荣,关键之处不在于如何开发可确保全体工作者享受经济增长的制度,而在于如何开发可支持人类无工可做的制度,因为这是一个无须通过人类工作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时代。
我们很难想象这些制度会怎样发挥作用并保持可持续性,更难想象的是人类社会竟然会决定为四肢健全的成年人提供富裕生活保障。而提供保障的原因,不在于他们必须做些什么,而在于富裕生活是其基本权利。
对于这种全然违反常识的新观点,实际上我们并不是毫无前车之鉴可循。家庭可以作为我们尝试理解这一问题的突破口,下面是我的个人体验。
我成长在北卡罗来纳州罗利市市郊的一个舒适家庭。和美国所有郊区家庭一样,这里夏季有茂盛的青草要割,秋季有很多枯叶要耙。每到周六上午,我和三个兄弟都要帮家里整理草坪。干完这些小活儿从不会超过两个小时,要是我们把发牢骚的力气都用来干活,所需的时间还会更少。当然也不是白干,我们都能得到点儿零花钱作为回报,尽管如此,这份差事还是让人十分讨厌。我的父亲是我见过的最为勤勉的工作者,他每次看到我们抱怨或缺乏工作精神都会感到失望。他在弗吉尼亚州南部的一个农场长大,干过很多我们这一代人毫无头绪也根本无法理解的农活,如摘棉花、剪烟叶、挖花生等,只有通过这些艰苦的体力劳动才能满足一家人的温饱。每次要我们捡橡子时,他总是对我们的抱怨视而不见,现在想起来其中是大有缘故的。
父亲本可以请人打理草坪,但他没有这样做,这倒不是因为钱。护理草坪是他想让我们学习的人生经验:周末的时间与其都用来玩耍,不如拿来做一些规划。尽管父母为我们提供了所需的一切,但他们不想让我们感觉这些都是孩子应得的。他希望我们意识到,子女应当在享受家庭幸福时力所能及地做出自己的贡献。捡橡子这件事无关物质方面的必要性,我们很幸运儿时所做的工作都不是为了挣钱。实际上,它是一种有意的投资,可以帮助我们成年后让家庭和社会运行得更为顺利和稳健。
事实证明,这是一条非常宝贵的人生经验。
社会经济虽非家庭,但父亲每周一次的督促,让我们坚持在周末花时间清理草坪或捡橡子的活动,可以作为对比帮助我们认识全球劳动力市场近期出现的问题。经济模型固然可以帮助我们分析西雅图程序员或达卡纺织工的命运遭遇,人人都知道供求关系和劳动生产率是其中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工作本质的变化,即人为什么要工作,为什么要日复一日地重复劳作,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作存在的社会环境。作为孩子,工作带来的奖励和意义感与工作的环境密不可分。清理草坪这些家务活绝不只是简单的经济交易,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父母教育我们的方式、向我们传输特定价值观的方式,以及体会抚养子女感受的方式。
全球市场中劳动者完成的工作,本质上与此并无二致。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揭示其中的原因,探寻如何在技术丰裕时代面对组织个人生活和劳动等方面的挑战。
接下来,我主要从四个方面探讨这个问题。首先介绍的是技术进步对社会变革的加速,以及对工业经济时代各种基本制度(如企业和全球贸易协定)的破坏;然后探讨造成劳动者充裕现象的主要影响力,其中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三个方面的影响力;随后阐述劳动力充裕这一现实对经济运行的令人不安的改变方式,主要从城市、金融市场和贸易模式等角度说明;最后的总结部分介绍了人类应当如何管理这种变革,以及变革可能带来哪些方面的成功和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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