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从德川时代到 21 世纪,日本经历了怎样的现代化过程?

曾梦龙 · ·

戈登的题材所描述的包括社会的动荡不安、生活的多样化以及全球的联系。这些处于不同层次的挣扎过程在日本社会锐变中显露无遗,本书都撮要地描绘了出来。——约翰•道尔(John W. Dower,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历史学教授、《拥抱战败》作者)

作者简介:

安德鲁•戈登 (Andrew Gordon):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现代日本史研究专家,曾任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及赖肖尔日本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现代日本的政治史和社会史。

著述、编写及翻译有多部重要著作, 2003 年出版的《现代日本史:从德川时代到 21 世纪》已成为欧美高校的核心教科书,并持续修订,成为检验学术研究进展的黄金标准,被译成中文、日文和韩文等近20种语言。他的另一本专著《战前日本的劳工与帝国民主》(Labor and Imperial Democracy in Prewar Japan)荣获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他的新著《制造消费者:现代日本的缝纫机》(Fabricating Consumers: The Sewing Machine in Modern Japan)已于近期出版。

译者简介:

李朝津:早年就读于台湾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日本庆应义塾大学东洋史硕士,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台北大学历史系教授,专门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中日关系史。

书籍摘录:

第十八章  震荡、灾难及其后续:2008年以来的日本(节选)

当对现在与未来怀有悲观情绪的说法到处流播、被炒作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日本人民在 2011 年 3 月 11 日下午遭遇有史以来最强烈的地震。它亦是世界上有史以来第5大地震。地震强度为 9 级,震中位于日本东北宫城县海上离海岸不远的地方,它的威力是 1923 年关东大地震的 100 倍,而后者死亡人数已远超 10 万。幸好建筑规范严格,同时建筑技术亦容许高层大楼能吸收地震,居屋与办公室的毁坏程度与地震强度相比仍属温和。但相继而来的海啸却带来高达 15 至 16 米高的海浪,直扑广大海岸线,捣毁了防波堤。原来预估的设计根本没有发挥作用,结果造成数以千计的人被淹死。在某些地区,由于海岸线地形作用,波浪甚至高达 30 至 40 米。由于不少受害者被波浪卷到海上,准确死亡数字无法核实。截至 2012 年 7 月,死亡数字接近 19000 ,另有 2906 名失踪者,估计他们事实上已不能存活。约有 27 万人无家可归,他们或因住所被毁,或依照政府命令撤出家园,只能居住在临时设施内,重建新居的希望则遥遥无期。

海啸后存活下来的人大多无法描述他们在海啸打击中的见闻:很多市镇完全被淹没,一度是那些市镇大动脉的道路、建筑物等,如今毫无踪影可寻。在日本东北福岛县岸边的核电设施,其冷却系统为海啸破坏,更使情况雪上加霜。福岛第一核电厂离东京 241 公里,由东京电力公司(TEPCO)经营管理,其部分电力输送给东京市居民。由于冷却系统失灵,产生连串令人心惊胆战的爆炸,最后是核燃料棒融化,向空中释放大量辐射尘,然后飘落至泥土及水源中。到现在没有接到报告说有人因暴露于辐射中而死亡,只能希望辐射的长期影响减至最低限度。但只能说是希望,无法肯定。

东京电力到 2011 年 12 月才宣布完成核电厂的“冷关闭”。然而至少到 2012 年夏天仍有少量的辐射铯由厂内漏出,福岛县及附近各县河流及湖泊仍可以探测到含辐射的泥土,其污染程度及所产生的危险,至今仍未有定论。辐射不断外泄究竟有多严重实在不易判断,不过要完全清理福岛核电厂本身,大概要好几年,何况核燃料泄漏后,辐射会扩散到福岛及其邻近各县的水源及泥土中。在此后几十年中,无法不担忧数以百万计人口的长期健康问题(灾害发生时,只福岛县的居民便超过 200 万)。

来自:维基百科

在 3 月 13 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以及在两星期后对国会发表的演说中,菅直人首相称这次复合式灾难为“二战”结束以来“我们国家最深重的灾难”。明仁天皇似乎支持菅的说法, 3 月 16 日他史无前例地通过全国电视网发表意见。这是在其父裕仁天皇于 1945 年 8 月在广播

中宣布日本投降以来,天皇首次在广播中发表演说。明仁天皇呼吁人民“在未来的日子里,永远不要放弃希望并好好照顾自己”,类似其父在 1945 年广播中所说的“忍其难忍”。他的演说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对第一时间参与援救者的感谢,第一个便是自卫队,此亦是日本天皇第一次公开提到自卫队。

到 2011 年春夏间,“3•11”整个事件过程更为清楚,它是由两个相关但截然不同的灾难造成的,而其所产生的结果亦很不一样。一个是海啸产生的灾难。生存者在哀痛其损失时,亦要奋力重建他们的生活及小区。他们一面讨论把居处搬到高地的优缺点,同时亦谈及长久以来的问题,即人口老龄化及缩减,以及年轻人工作机会的减少。另一个灾难是核灾及其多重影响。约有 8.8 万名居民被迫撤离他们的家园, 6.2 万人甚至要搬离福岛县,回来的机会微乎其微;另外有 200 多万名居民要长期暴露在低度辐射中,这可能对他们的身体不利;还有就是全国能源供应及能源政策问题。

一年之后,关于灾难后果的各种故事仍在平面及广播媒体中广为流传,甚至是在更新式的网络以及社交媒体世界中。在 2012 年 2 月至 7 月间,至少有 4 份重要报告讨论核燃料泄漏的原因及影响,写作班子由一个重要的独立调查团队(2月)、东京电力公司(6月)、国会调查委员会(7月初)和一个政府顾问小组(7月末)组成。在关键问题上,他们的看法有分歧,例如对首相应对的评价—除了东京电力公司的报告外,他们一致指责政府的应对动作错乱、政府及东京电力公司的颟顸,以及未能实时公布重要信息。

来自:维基百科

要解读这些灾难并非易事,在事发后最为普遍的一种想法是与其他危机做比较,甚至直接联系起来。简而言之,可以用“没想到”这三个字总括,灾后人们不断听到这三个字。因为一直以来人们预估下一次大地震会发生在日本东海(名古屋地区),从来没想到会发生在日本东北部;也没想到海啸能破坏沿东北海岸线的防波堤及示警系统—它们都是花了无数金钱与血汗建立起来的,一直被引以为傲;也没想到在地震与海啸的双重打击下,一个核电厂会转化为一个与“原子弹”差不多的东西;更没想到在灾难前供应大东京及东北地区25% 的电力网络会停摆多月,而该地区的生产力占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 40%  ;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是生产供应链如此脆弱,地震直接影响所及的东北地区,其生产力只占日本国民生产总值 6% ,但却让日本其他地方,甚至欧美的生产设施停摆。故“3•11”事件也在华尔街金融专家的预料之外,在 2008 年,他们原本宣称的金融安全阀工具却因为次级贷款引发了全球金融崩溃;换个比喻,“3•11”事件成为针对金融市场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正如 2001 年恐怖主义者将飞机变成一种武器般难以想象。

亦有另一种解读,它把上述情况联系起来,角度却有不同。到 2011 年春末,日本舆论主流已认为灾难发生不是意外,而是人们没有“意愿”面对其后果,特别是重要人物。其实这种想法在灾难发生几天后便出现,尤其涉及受损核电厂的问题;舆论也批评地震学家的预言过分自信,只着重其他地区;同时亦批评工程师及灾难科学家对堤坝结构过分乐观。有部分专家及社会活跃分子事前便曾提及核危机的警示,他们人数虽少却有一定的知名度。有些人事后声名大噪,好像要补偿他们过去所受的冷遇,以及人们不愿意面对他们曾提及的“不中听的真相”。

因此灾难以前不是没想到,缺乏政治及经济上的行动力成为灾难的关键因素,上述事实不可否认。 2012 年 3 月曾有报道, 2004 年东南亚海啸发生后,东京电力公司做过海啸演习,其规模与“3•11” 类似。这个演习准确地预计到所受损失的程度。据说由于要准备应对这种紧急状况所费不菲,最后便未采取任何行动。核灾难的根源其实相当深远,事发后,记者、社会活动家与学者不但指责东京电力公司及政府,更创造了“原子力村”这个名词,提醒社会大众长期以来它背后隐含的政治及企业利益。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无论全国还是地区的政治领袖、官僚、科学家及私人企业都提倡并支持核电(同时亦支持大水坝发电)。他们认为这是个双赢的发展构想,不但为发展城市及全国经济提供所需能源,而且为日本农村带来就业机会及经济发展。现在当然可以了解,这种发展策略与安全机制背道而驰。不过纵然及早戳破核电安全的神话,能否为本国找到更好的能源来源却是另一个问题。

来自:维基百科

要通过什么样的政策来发展什么样的能源?要设立更安全的核电厂还是放弃核能发电?应该在什么地方、实行哪一种重建方案?无论对个人还是家庭,企业还是国家,答案完全要看人民愿意承受多大的风险,所谓危险都是凭空想象,但却不一定发生。在灾难发生后的短短几个星期中,冲突便出现,一方面是在重建过程中致力于改良,另一方面则是要维持原来的生活方式或继续走生意发财之道。有人想重建釜石市那样更大的防波堤,而且获得不少支持。可事实上在海啸过程中,堤坝只能稍微减轻其力度而已。亦有人主张扩大沿岸森林区及填土区,它在某些地区的确发生作用。另外一些意见是增加更方便的逃生路径,重新设计市中心及高地住宅区。有关上述各种意见,纵使各方面都愿意尽其最大善意配合,也难以下决定。

在灾难后的好几个月,当日本人民一直思考上述各种问题时,一种重要的叙事出现。这种叙事把草根阶层及日本各地方看作“好人”,抗衡社会上层的“坏蛋政客”及企业行政人员,这些人自私而又枉顾人民利益(尤其是东京电力公司的人)。无论在日本还是世界各地,几乎同时广泛流传着一些故事,指出东北地区灾民遵守秩序、忍耐、置苦乐于度外及拥有强韧生命力等特性。在撤离中心,他们尽量把事情办得井井有条,不会侵夺别人财物,亦愿意把仅有的东西与别人分享。强烈的对照面则是那些政客,他们没有到灾区慰问,亦没有公开表示同情或支持,甚至趁机在政界争权夺利,在救灾过程中攫取利益,其实政客间的政策基本上差异不大。在整个受灾过程中,中央政府内唯一能脱颖而出的只有自卫队,其名声不但更巩固且赞誉有加。民意调查显示人们对自卫队在救援及赈济工作上的表现几乎一致赞扬。在日美军亦与自卫队配合,参加一个“友情行动”计划(OperationTomodachi),社会上一般反应都不错。

安德鲁•戈登,来自:由出版社提供 

好人的草根阶层与冷冰冰的政客、官僚及企业精英,这种黑白分明的两极化分法无疑过分简化。若仔细观察,从灾民家中失窃到救济组织诈骗赈灾捐助,这些事时有耳闻。当地民众自身亦常有龃龉,甚至互相斗争。在中央,很多公务员勤勤恳恳、努力不懈地工作—并不限于自卫队,他们提供救济,为复原计划编列预算与寻找财源,并且调查问题发生的原因。当然,所谓有责任感及道德感的大众与无责任感及坏透了的领导人,这些说法对很多人来说并非没有根据。

具体而言,政治人物狗咬狗的戏码来得十分迅速,令人讶异。不只自民党与民主党之间出现斗争,民主党内部也同样产生纷争。 2011 年 6月 2 日,离震灾还不到 3 个月,国会对首相菅直人便投下不信任票,主要是由他自己党内的投机分子背叛造成的。原因之一固然是不满其应对灾难的方法,但也是由于党内反对派长期累积的不满所造成的,最显著的例子便是权力不断走下坡的小泽一郎。为了阻止不信任案的成立,菅直人承诺“只要灾害处理有一定进度”,便会辞去首相一职。 2011 年 8 月,他依约辞职,次月其首相及民主党总裁职务由野田佳彦担当,野田是一位低调却更保守的政治老手。因此在史无前例的灾难面前,大家会好奇地追问:究竟这群对旧游戏乐此不疲的政治家内心在想什么?


题图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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