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黄兴涛，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清史研究基地学术委员会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长期从事清代和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是国内“新文化史”和“概念史”研究有影响的探索者之一。著有《文化怪杰辜鸿铭》《文化史的视野：黄兴涛学术自选集》《文化史的追寻：以近世中国为视域》《“她”字的 文化史——女性新代词的发明与认同研究》《中国文化通史•民国卷》（合著）等。主编有《西方的中国形象译丛》《文化名门世家丛书》《文化史研究的再出发》（《新史学》第3卷）、《西学与清代文化》《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兴起》《明清之际西学文本》《清帝逊位与民国肇建》等。主要译著有《中国人的精神》《中国人自画像》《辜鸿铭文集》等。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书籍摘录：

抗战前后的“民族英雄”问题（节选）

“九一八”事变之后，随着民族危机和复兴意识的强化，国人一方面开始自觉呼唤和赞颂现实中不断涌现奋勇御寇、勇于牺牲的“民族英雄”，另一方面，也由此认识到书写和讲授历史上的“中华民族英雄”故事、自觉弘扬“民族英雄”的爱国精神，实乃服务于中华民族救亡和复兴大业义不容辞的职责。因此从 1931 年开始，不仅一般报刊杂志上能经常见到有关“民族英雄”事迹的报道，以“民族英雄”故事为主题的各种专门读物，也随之大量问世。

1932 年，徐用仪推出了《五千年来中华民族爱国魂》一书； 1933 年，易君左编撰出版了一部《中华民族英雄故事集》，这是当时出版的此类读物中较早和较有影响的两种。前者曾先在天津《大公报》上连载，面对的是一般社会大众，由大公报社正式出版时，曾有钱玄同、黎锦熙等 20 余位学者和名流为其或题词或做序，声势颇大。后者则是专为中学生而写，被江苏省教育厅制定为“全省中等学校教材”，出版一月内即数次重印，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在当时“关于发扬民族精神”的众多同类著作中，被认为是“涵义深远、文笔流利者”的“罕见之作”，“询足称为激发青年奋勇向上之读物也”。

此后，这一类的著作公开出版或内部印行的，成百上千，形式多样，不胜枚举。至于报刊杂志上所登载的同类文章，就更难以数计了。这些传记故事作品，对于切实传播现代的全民族意识和观念，使其真正得到社会化的普及，所起作用不言而喻。

当是时，爱国之士们普遍认识到，从中小学开始，就应对国人进行“民族英雄”事迹的历史教育，以培养民族意识和抵抗精神，这一做法已刻不容缓。如 1935 年，曾任浙江省图书馆馆长、长期从事中学和大学历史教育工作的陈训慈其人（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之弟），就在著名的教育杂志《教与学》上发表《民族名人传记与历史教学》的长文，明确提出并系统表述了为何要在历史课程中进行有关教育，以及如何有效地开展这一教育的建议和主张。

1935 年，也就是日本逼近关内、“华北危机”急剧深化的那一年，与陈训慈发表《民族名人传记与历史教学》一文几乎同时，“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得风气之先，在本校所办的《遗族校刊》上，率先发起了关于“民族英雄”问题的讨论，颇值得今人关注。该校是国民党在南京中山陵附近创办的革命烈士子弟学校，这些烈士遗属强烈的“英雄”情结，或许成为其发起这一讨论的主观动力。不过烈属们的有关讨论却是相当理性的，他们公开表示，“民族英雄”绝不该仅仅局限在所谓“英烈”的范围之内，而必须能体现出新时代宽阔的民族视野和鲜明的现代关怀。在《遗族校刊》所登载的有关“民族英雄”的讨论中，中学生们似乎更为重视那些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具有重大影响的领袖人物。这与那个时代中国的民族命运，实在息息相关。

应当说，这些中学生们关于“民族英雄”问题的讨论总体水平并不高，不过它们却很好地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于“民族英雄”的期待心理，以及社会化的普遍认知水准。由于当时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整体“中华民族”观念正逐渐深入人心，因此谈论现实的“民族英雄”时，人们一般都会很自然地以全民族为对象，即便是泛泛谈论遴选历史上的民族英雄的标准时，也往往如此。

也有人把“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标准提得较为具体，强调这样的“民族英雄”，必须具有对内发扬固有民族道德、对外勇于抵抗侵略、不惜为国献身的精神或态度。该作者的“民族英雄”标准，主要还是瞄准当下中华民族危机时期民族国家的领导人物之必备条件而提出要求的。

但是，说起来容易，而要真正将其标准贯彻到底并能给出令人信服的切实说明，尤其是把古今民族英雄的评判标准真正统一起来，却并非易事，甚至根本无法做到。当时一般的民族英雄榜，往往只是简单地开列历史人物名单，而并不去做详细解释，这一点实不难理解。不过尽管如此，从当时所开列的各种民族英雄的榜单中，我们依然能够见及一些有关的选择性特点。以此为据，还是可以窥见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在其中所发生的实际影响之一斑。

从笔者所搜寻的有关资料来看，当时人们所叙述和认为的“民族英雄”，一般都并不限于汉族，或者说不排斥而是包括蒙古族、回族等其他少数民族在内。像元太祖蒙古人成吉思汗和明朝“七下西洋”的回人郑和，就是许多民族英雄传里都要提到的人物。有的英雄传记集还非常自觉地强调这一点。在这方面，最能代表国民政府的国家意志，也能集中体现这一时期时代主旋律的“大中华民族”观念的举动，恐怕莫过于全面抗战爆发前夕，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所通过的表彰40名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民族英雄”之决定。

1937 年 6 月 3 日至 4 日，在国民政府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张道藩的主持下，请来该会下属的史地语文两研究会的成员柳诒徵、萧一山、胡先骕、张世禄和少数民族人士艾沙等前来开会讨论，专门就“表彰民族英雄的议案”发表看法。经过长时间的反复研讨，最后决定先将秦始皇、蒙恬、汉武帝、霍去病、张骞、苏武、马援、窦宪、班超、诸葛亮、谢玄、唐太宗、李靖、李勣、刘仁轨、王玄策、郭子仪、李光弼、宗泽、韩世忠、岳飞、文天祥、陆秀夫、元太祖、耶律楚材、萨都拉、明太祖、郑和、唐顺之、俞大猷、戚继光、宋应昌、熊廷弼、袁崇焕、孙承宗、史可法、秦良玉、郑成功、左宗棠、冯子材等四十人，推为“民族英雄”，特通告全国并征求传记。该表彰决定被报道之时，文前还有一段交待文字，特申明“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以我国历史久远，代有特起人物，故表而出之，藉作人群模楷，增强民族自信力”，遂有此次表彰民族英雄的决定出台。

不过，不知是因为“兹事体大”，还是由于一个月后日本就全面侵华、无暇顾及的缘故，此后这个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的决定似乎再也没有见到正式的下文。而且当时已有的多个报道，在涉及少数民族的英雄名单时，所列之名竟然还有不尽一致之处。如在另一种报道里，元朝契丹人耶律楚材和著名词人、书画家回回人（一说蒙古人）萨都拉，就分别被耶律太后和拔都二人所取代，而且后者报道的单位似乎还要更多。至于其幕后真相究竟如何，尚容笔者日后有机会发掘档案，再予证实。但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 1937 年 6 月，国民政府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确曾形成过一个关于表彰中国历史上“民族英雄”的初步决定。

从这一表彰决定所列举的 40 位“民族英雄”名单来看，少数民族至少达到了5人以上，除前面提到的 3 人之外，尚有唐代名臣、契丹人李光弼和回人郑和。若按比例计算，来自少数民族的中华民族英雄超过总数的十分之一还多。这无疑体现了当时主导中国的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深度影响。

九一八以后，成吉思汗之所以多被选入大中华“民族英雄”之列，主要是鉴于其开疆拓土，震憾世界的声威，同时也可能与其不曾直接征服汉人的经历有关。如前文我们曾谈到中共在延安， 1939 年至 1946 年间，每年都要隆重公祭成吉思汗，视他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所共有的民族英雄，则更为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其 1940 年的“祭文”赞曰：“懿欤大帝，宇宙巨人，铄欧震亚，武纬文经，建国启疆，几倍禹蹟，伟烈伟猷，今古无匹。满蒙血系，同出炎黄，祖宗之烈，民族之光，救国救种，旨在团结，阋墙燃萁，庸奴自贼，中山遗训，五族共和，尔毋我诈，我毋尔虞，矧在蒙胞，悲歌慷慨，奋赴同仇，执戈前列……”。

该祭文不仅清晰说明了成吉思汗作为中华民族英雄的业绩，也表达了当时人们之所以要纪念他、以实现全民团结抗战的时代精神。拔都的入选，也应当是基于大体相同的理由。

至于郑和，人们多愿意视他为“民族英雄”，则是由于其率先航海的海外“拓殖”经历和“探险精神”具有时代性，再加之他还有着特殊的回民身份之故。如《十个民族英雄》一书的作者周彬，就将郑和列为第八位民族英雄，在谈到其入选理由时周彬指出：“因为他那种探险精神，真不愧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航海冒险家，而他七下西洋，三擒番长，纵横海上二十年，尤其开中华民族扬威海上移植外洋的先河，平功伟略谁能否认他是一个千古稀有的民族英雄呢？” 同时作者还强调：“郑和是云南昆阳（现在的云南省昆阳县）人，本姓马，先世原是信奉回教的回回人。”由此可见一斑。

抗战前后，在有关“民族英雄”故事的书写和讨论中，笔者似不曾见到有像今人那样，否认岳飞和文天祥等为“中华民族英雄”、而只愿将其视为汉民族英雄的此类情形。这可能是笔者受到阅读史料范围的局限所致，更可能与当时日寇侵略当前、尚不具备在这方面展开争论的客观条件有关。当时流行的各种“民族英雄”传记里，大多少不了岳飞、文天祥、戚继光、史可法等今人耳熟能详的名字。在这方面，袁清平所编的《四大民族英雄：岳文戚史集》（军事新闻社 1935 年版）一书，颇堪代表。

即便是有人怀疑岳飞等为“民族英雄”的合理性，也并非从“民族”问题本身着眼，而是批评其“忠君爱国”的思想行为不合现代精神。实际上，抗战前后，书写这类民族英雄故事者，多为汉族知识分子，其汉族本位意识的遗留以及对少数民族历史了解的极端缺乏，实在都是毋庸讳言的。何况“民族”乃是一个现代的概念，以此为据进行古代中国历史上的所谓“民族英雄”评选，其本身究竟带有多少历史合理性，今天看来也已成为一个需要加以反思的人文课题。

不过，从思想观念史的角度来看，这却是当时毋庸置疑的一种“客观存在”。并且从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比如，由于抵抗日本侵略的现实需要，历史上凡与抵御或征讨日本有关的历史人物，往往容易被“授予”民族英雄的称号。像明代的“抗倭”人物，就较多地被列入当时的各种“民族英雄榜”之中。以 1933 年易君左的那部《中华民族英雄故事集》为例，其抗胡、抗金、抗元的英雄都只列了寥寥几个，而元明抗倭的“民族英雄”竟一气列出 47 个之多，简直要超出其他小类人物近 10 倍，而且大多都为时人乃至今人十分陌生者。

同时，对于晚清以降在抗英、抗法、抗俄、抗日等领域出现的“民族英雄”，由于不涉及中华民族的内部关系，总体说来也是各种“民族英雄传”所乐于收录、加以重视的部分，并且数量上也呈逐渐增多之势。自然，人们对于这一过程中出现的来自少数民族的“民族英雄”，也常常会给予格外的关注和赞美，这也顺理成章。像回族英雄左宝贵、马本斋，就被时人共同推举为中华民族抗日之“民族英雄”，成为当时大小民族双重认同的两个格外耀眼的“民族英雄”之典范。

不仅如此，选出“民族英雄”之后，如何撰写好这些英雄故事，特别是如何在行文中有效贯彻现代中华民族一体观念，以真正收到激励和团结各族人民共同抗战的切实效果，仍然是问题重重。 1939 年，河南大学有位青年历史教师刘德岑就专门撰文，对当时各种历史英雄故事中存在的“民族问题”，提出“商榷”和批评，认为“编写历史故事的时候，关于民族问题是最值得警觉的一点”。他特别批评了其中的“大汉族主义”毛病，指出：

我们抗战时期出版的历史读物，多是大汉主义的写作。说人物是以汉族为最多；说事功也是以汉族去誇耀。汉人的文化当然是中华民族中最高的了，这是事实，也不必强辩。然而有高度发展的文化的汉族，对于国内比较落后的民族，应有提携互助领导的义务，而不应当歧视他们的。过去的历史读物大都忽略此点。对于国内各种族民族文化没有注意过，这是由于传统的观念的错误。历史读物的编者习而不察的写出来，往往给敌人以挑拨离间的机会。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全国族的精诚团结，应着眼于全国族的演进，尤应努力激发全国族共同的民族意识。要使国内各族界限泯除，更须使全国同胞一接触外国人，便有我是中国人的感觉。如此才是中国人编著的历史读物，才是中国人应当读的历史读物。

因此在我们写历史故事的时候，凡本国史上以汉族为主体的部分，现在应用起来都有重新估价的必要。对于汉、满、蒙、回、藏、苗、夷各民族从前摩擦的史实，在今天编写读物的时候，必须特别的小心。把从前传统的狭隘的观念，应一扫而去。虽然我们历史上各民族因为交通上和文化上的关系，各族还大都保留着独立的语言、文字、宗教、风俗和习惯，并且他们和汉族也发生过许多次战争，但这是内战是同室操戈，决不是种族间的战争，更不能因此而说中华民族的分裂。

刘德岑还特别提出两个具体建议：一是写历史故事时，“对于历史史实的应用，要有取舍的工夫”，不能毫无选择；二是在行文上，对国内各族的称呼要有高度的敏感。关于后者，他尤其强调不能“以异族、外族等名词称汉族以外的民族，以与中国相对称。……即字句间应用中国人之处，而使用汉人或汉民族字样，也完全系外国人的笔调”，不能盲目上当受骗。关于内容选择，他则举了三个当时被树为“民族英雄”的故事例子，来加以说明。

一个是班超和张骞的故事。在他看来，“班超立功西域，《汉书》上大书特书，在今天西域早已是我国的一部分了，就没有照书直抄作为历史故事的价值；倒是张骞通西域回来报告西域的风土人情，沟通两方的文化价值得宣传”。这一建议，当时曾颇有共鸣。大约两年之前，针对国民政府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表彰“民族英雄”的四十人名单，就有人觉得专讲“中国外患的抵御者”的故事不免片面，对外和平交流其实也很重要，故特别提出张骞出使西域的意义问题，强调他作为“民族英雄”，不仅在于其御侮之可贵，更在于他“是交通使者，文化使者，贸易使者，于中国的文化史上，建立大功的”。

刘德岑所举的第二个例子，是朱元璋起兵的故事。他认为“明太祖推翻元朝，我们只能认为元朝的官吏太坏，不能认为是与蒙古有仇，这道理是很浅显的无须申述”。也就是说，只须强调“朱元璋推翻腐败政府，解除民众痛苦”就够了，根本不必提蒙汉矛盾。不仅如此，中国人“把成吉思汗的远征异域，也应当同样的认为是我大中华民族的光荣”。刘德岑所举的第三个例子，乃是关于前清攻打过西藏的年羹尧和岳钟琪的。他陈述的理由如下：

年羹尧岳钟琪平定西藏，这是清代的丰功伟业。但是在拉卜楞寺的藏族中，每逢迎神赛会，必杀两个魔鬼，魔鬼的名字就是年羹尧和岳钟琪。此外还有一出乡土剧，也是表示各部落精诚团结杀年羹尧与岳钟琪的。这种意识的存在，足以激起民族间的恶感，至为明显。如果我们今日再表扬此类的典型，正是替敌人制造了分裂国族、实行以华制华的武器。

可见，这位大学历史教师的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已然与其深沉的忧国之心和抗战念想，相当自觉地紧密结合起来了。不过，其偏颇之处亦显而易见，有的甚至已逾历史学科底线。他的“中华民族”观念本身，也属极端一类，如他认为中国 “只有国族而无民族”，“‘汉民族’三字明明是倭寇特意用以分化中国人的怪名词之一”云云，所论也缺乏必要的根据。据说，史学大师陈寅恪对于当时教育部不准中学历史教科书谈古代民族之间的战争，以免“挑拨民族感情”的部令，就曾不表认同，理由是大可不必，并且认为此种做法，于“近年来历史学上之一点进步完全抛弃，至为可惜”。但这已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此处不拟展开讨论。

题图为电视剧《三国演义》剧照，来自：豆瓣